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815年，大革命的敌人取得了胜利。众多与大革命为敌的欧洲列强共同确保了路易十八的波旁王朝得以复辟。然而过去再也不能再现了。胜利同盟在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时候，在两个重大方面根本没有做出尝试。由于哈布斯堡家族已经不再想要他们最近放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了，这个头衔也就没有得到恢复。帝国境内的所有教会领地也都没有返还原主——唯一一位恢复了世俗司法管辖权（割肉流血自然在所难免）的神职人员就是意大利教皇。无论帝国神职人员的统治曾经多么有效——一般而论他们的执政记录还算不错——启蒙运动都已经摧毁了他们在政府当中的信誉。这个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元素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的世纪当中，欧洲避免了反复发作的全面战争。但是当全面战争终于在1914年爆发的时候，基督教世界的概念遭到了无可挽回的破坏。在这一百年里，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与实践都经历了根本性了重建与挑战，足以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相提并论。

在整个欧洲，革命的言论和战争的创伤在身后留下了全新的可能性，尤其为普通人们带来了掌控自身命运的可能性。蒸汽动力工业革命走出了发祥地英国，在一块块经济条件适宜的飞地当中兴旺发展，一直传播到了遥远的俄罗斯。大量人口被吸引到新的制造业社区，这些社区的规模将会超过任何传统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们体验到了在没有家庭或习俗等传统资源的情况下自立自足的滋味，尽管他们往往因此要在杀灭志气的贫困与匮乏当中挣扎。这个模式传遍了整个世界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人们的出行、对话与思想传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便捷，因为（自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开始）欧洲地图上覆盖了一层蒸汽火车铁路网。自从人类学会骑马以来，火车的普及可谓是交通速度的最显著飞跃。更显著的提速还在后面。第一台电报机以及电话在十九世纪的问世至少为那些足够有钱的人们提供了远程即时通信服务。此前很容易将基督教的历史区分为三个独立部分：非卡尔西顿派，西方卡尔西顿派以及东方卡尔西顿派。如今这三个故事开始融合为一，彼此之间的互动也更为密切了。

欧洲各国的官方教会以及源于它们的世界各地其他教会都不得不去适应这些新的现实，与革命时代传播开来的新信息进行竞争。这些一度存在于哲学家的优雅词句当中的信息现在已经蔓延到了更广泛的公共领域。已经说出去的话不可能遭到抹杀，“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口号不可能遭到遗忘。法国国民议会打造了一支公民军队，这支军队的士兵就是国家，因此有权直接参与国家政事（有人认为士兵的妻子可能也具有相同的权利）。这一点暗示了一种新型政治，与关于政治代表制度的传统观点大相径庭。后者以十九世纪英国议会生活为代表。在那里，特权地位、财富或者地产依然是在王国事务当中拥有话语权的主要认证资质。法国大革命颠覆了一个看似与英国同样强大的王朝以及一套远比英国对应思想更加完善且古老的君权神圣意识形态。作为替代品，革命下令打造了一个民族国家，旨在以一个中央政府取代法国境内七拼八凑的各种地方辖区、方言与地方忠诚，在全民当中推行法语，并且让全体法国人都认为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这种意识形态被人称为民族主义。*83*

民族理念成为了十九世纪欧洲政治的主要动力。这些政治活动包括各种创建民族的斗争，而斗争地点此前则从未存在过任何能与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政治单位、共同文化或者公共意识——此外自然也要包括依旧存在的传统政府对于这一进程的抵制。对于许多十九世纪的人们来说，民族主义成为了基督教的情感替代品。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许多曾经被法国革命军队侵占的地区都通过对于侵占行径的痛恨而获得了完全的民族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都在十九世纪建立起来了各自的民族身份，这个建立过程也顺便推翻了古老的政治结构。而这些国家所主张的民族抵抗宣传口径又为二十世纪欧洲以外殖民地人民反抗欧洲民族国家统治的斗争提供了榜样。

除了民族主义之外，当时还兴起了一场经济革命，并且造成了新旧两个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工业革命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对于财富与权力主要来自土地与农业的贵族阶层构成了严重挑战。即使在工业化之前的法国，推翻旧政权的主要动力也来自地主阶级之外的群体：律师，记者，商人，以及具有专业技能的城市工人——他们被粗略但不可避免地统称为中产阶级。在政局较为稳定的英国以及欧陆部分地区，中产阶级群体开始试图通过合法手段打入政治体制内部，从而使自己在国家事务当中获得与自身财富以及才干相称的话语权，至少也要与土地贵族分享权力。他们的目的是建立旨在奖励能力与个人成就而不是出身的政治体制，并获得随意表达政治与宗教观点的权利。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

自由主义者审视了大革命当中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豪言壮语。他们认为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启蒙运动理想付诸实践之后发生的一切依旧令十九世纪初期的人们隐隐作痛，导致西欧的整体情绪转向了浪漫主义。经历了1789年至1815年的动荡起伏之后，那些关心欧洲重组的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将启蒙运动当中的理性主义当成情感表达的新方式以及个人价值实现的新尝试来尊崇有加了。无论回首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浪漫主义都成了欧洲政治活动的主要色调。在拿破仑倒台之后的审慎时代，浪漫主义为欧洲人带来了许多大摆造型的机会。博爱，革命三位一体的第三个元素，成为了众多群体的口号。这些群体设想所有受压迫人民都能成为兄弟，共同对抗苟延残喘的欧洲君主制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富精英群体。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和法国的激进政治突然学会了一个新词汇：“社会主义” 。

“社会主义者”断言，如果没有不平等与贫穷的扭曲，人们会自然地彼此以兄弟相待（姐妹这回又被无视了）。这是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老调重弹，但是社会主义者经常试图与基督耶稣的爱之伦理进行合作，有时甚至还会和他的教会合作，尽管教会集团对于他们极其不以为然。*84* 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欧文从1816年起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将理论转化成了令人侧目的生产实践。此人痛恨各路官方教会，但是绝对不缺乏宗教严肃性。比方说，他狂热地相信人类臻于完美的时代行将到来。*85* 欧文对于社会工程学的全心投入吸引了许多仰慕者，不过有时候这些人也会排斥他全身心拥抱工业社会的做法。于是他们将自己的努力投入了新兴农业社区的建设，决心不让这些社区遭受工业造成的苦难。他们最青睐的目的地是北美，但是在那里欧文出口的原型社会主义败给了印第安纳州人民的坚定个人主义。在美国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土地（如果不考虑美洲原住民人口的话），移民群体当中也没有欧洲的社会不平等。通常这种努力都会以失败告终——例如欧文本人凶星照命的跨大西洋事业——而且很容易就会被贬斥为一厢情愿抱残守缺。毫不奇怪地是，十九世纪早期捉襟见肘的欧洲政府认为，这些团体对于自身存续构成的威胁甚至还赶不上激进一点的自由主义。

他们这回可是大错特错了：新一代理论家改造了社会主义。在法国，路易.勃朗提出了通过由人民运作的民族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愿景，1848年他也成为了短暂且脆弱的革命性“第二共和国”政权的成员，这件事几乎给了他一个睁眼看现实的机会。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利用自己与英国工业界之间的人脉关系构建了一套关于当代英国社会不公的准确描述，旨在挖出阶级冲突的根源并得出解决方案。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将一套严密的体系与一门关乎过去与未来的哲学应用到了社会主义理念与宣传口径当中。根据这门哲学，整个世界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气魄这么大的愿景与基督教在过去两千年里拿出手来的任何预言与末世异象相比都不相上下。

然而，尽管马克思效仿犹太教-基督教传统做出了预言，这个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依然自有其独特之处，即坚守唯物主义并拒绝启示性宗教。这种态度呼应了马克思受到的最大影响之一，也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作当中坚决否定宗教意识的立场。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开始考虑废除宗教的必要性并动笔撰文，因为宗教会分散人们的精力，不利于解放工人阶级的任务。当他和恩格斯在1847年接手一个名为正义者同盟的社会主义组织之后，将这个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且将原来的口号“四海之内皆兄弟”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86* 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们在追随马克思关于未来的先知式谋划时都将基督教当成了障碍，而不是抗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旧政权残余斗争中的盟友。基督徒现在必须决定谁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