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卞仲耘之死的阴谋论思考 -- 独立寒秋HK

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2e682.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10462665.html

谢富治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谢富治身处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刚一开始，他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在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一个月后，工作组人数增加至313人。谢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讲话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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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叶剑英，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成立“首都工作组”。

谢富治对北京公安局的夺权，很可能是配合叶剑英“首都工作组”在北京夺权的一个重要环节。

掌控了北京公安局的权利后，才可以为所欲为，66年8月先打死卞仲耘，再在北京打死1700多人，然后是66年8月底的北京大兴大屠杀。

谢富治对北京公安局的夺权，和叶剑英的“首都工作组”，才是北京文革初期各种惨案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