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马丁.路德针对中世纪晚期救赎观的反叛也是对教皇权威的反抗，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教廷的假设提出质疑的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们在十三世纪皇帝与教皇发生冲突时创造过各种恶毒言辞，某些教皇和方济会属灵派发生冲突时后者的嘴巴也很不干净，而所有这些言论都可以为路德所用。帝国发代言人将教皇频繁称作“敌基督”，诸多描绘世界末日的圣经章节所共同构建的基督死敌——教皇的发言人也想把相同的意象扣在皇帝头上，可总是不太成功。方济会属灵派详细阐述了关于敌基督的言论，还特别谴责了卜尼法斯八世（1294年至1303年在位）。卜尼法斯八世的前任切莱斯廷五世原本是一位丝毫不食人间烟火的隐修士，后来在十分欠考虑的情况下被别人拥戴成了教皇。为了夺权篡位，卜尼法斯八世先是诱骗自己的前任主动下台，随后又野蛮地将他囚禁而死。*15*

卜尼法斯八世接着在1302年的《一体神圣谕令》（Unam Sanctam）当中主张了教皇在世界各地的管辖权。这是教皇权柄大一统排场的顶峰时刻，但不久后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一世就将教皇投入了监狱并大肆折辱，教皇的抱负也沦为了笑柄。出身法国的继任教皇克雷芒五世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建立了一小块属于教皇的飞地并在此定居。有许多不错的理由使得克雷芒五世要在1309年选择这座城市安身：他可以远离罗马城里此起彼伏的内讧，而且由于教廷现在已经成为了足以影响整个欧洲的官僚体系中心，将其安排在更方便办公的地点也很合情理。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一举动都使得教皇陷入了法国的影响范围，在意大利也造成了极大的愤慨。大诗人彼特拉克将这件事形容为“巴比伦之囚”。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教皇与圣彼得遗体之间一度亲密无间的联系已经疏远到了何等地步。我们不要忘了，正是圣彼得的遗体赋予了教皇在教会当中的权威。

再接下来的约翰二十二世招惹了更加直言不讳的敌人。在他粉碎了方济会属灵派之后，又进一步激怒了方济会当中的修女（Conventual）派系，这个派系一方面仔细地建设了规范化的修女院生活，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持有任何地产。1321年约翰二十二世收回了早先罗马教皇支持方济会贫困作风的言论，取消了此前教皇对于方济会财产的托管权，将这批财产的所有权重新交给了方济会。这是一份很不受欢迎的礼物。尽管第二年教皇将方济各封为了圣徒，但这一举动却丝毫未能平抚方济会修士的情绪：将教皇等同于敌基督的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犀利程度，有些方济会修士干脆将教皇指斥为异端，因为他背弃了前任的主张。这使得此前的理论研讨一下子具有了迫切意义：如何应对一个异端教皇。方济会当中最杰出的哲学家兼神学家英格兰人奥卡姆的威廉是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毫不迟疑地宣布教皇是异端，因此人们不必服从他：“我们的信仰不是由教皇的智慧塑造而成的。在信仰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必非得相信教皇不可，除非教皇能够通过信仰的规则来证明自己言论的合理性。”*16* 尽管约翰二十二世教皇谴责了这个观点，奥卡姆的威廉的主张还是流传了下来，他的唯名论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和神学争论模式之一。

奥卡姆的威廉的攻击自然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而且他们有一位前巴黎大学的名誉校长作为自己的强大发言人，此人就是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人称“和平保卫者”（Defensor Pacis）。马西利乌斯关于教皇管辖权的争论之所以如此有力。关键在于他的论述是与托马斯.阿奎那进行的认真对话，并通过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也牵扯了进来。他的论述在每一个阶段都附有一丝不苟的圣经引言作为论据。由于阿奎那已经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将亚里士多德纳入基督教教义的可行性，那么假如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的主张与当前基督教理解发生了冲突，那么问题一定出在基督徒文士而非哲学伟人的身上。基督教的首席文士当然是身处罗马的教宗，而他已经人所共见地引起了相当大的政治麻烦。两百年后的新教君主及其宣传人员对于马西利乌斯的论证都十分津津乐道。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为了支持亨利八世与罗马的决裂，国王手下受过不一般良好教育的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主持翻译了马西利乌斯的著作（并对其内容进行了明智的调整）。*17*

虽然格里高利十一世试图通过在1377年搬回罗马来平息自己在意大利的属地上的战争，十四世纪后期出现的政治争拗还是使得局势越来越糟糕：自1378年以来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两人都是由红衣主教团合法选举出来的。*18* 1409年的比萨会议原本打算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却搞出来了第三名教皇候选人。1414年，三教皇之一的约翰二十三世采取了行动。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手，在意大利境外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康斯坦茨安然召开了一届会议。这次会议于1417年认可了一位获得各个派系支持的新任教皇马丁五世，借此终于结束了为期四十年的分裂。在导致最终结果的繁杂纷争当中，会议颁布了一项名为《至圣谕令》（Sacrosancta）的法令，宣告自己拥有直接来自基督的权威。各个阶层各个位置上的所有人，包括教皇本人，都必须服从会议决议，包括信仰问题，废止分裂，以及针对上帝教会总部与成员的宗教改革。*19*

这段陈述斩钉截铁地将教会会议的地位压在了教皇权柄的头顶上，但康斯坦茨会议1417年法令当中还有进一步的内容，要求此类会议今后每十年就要召开一次。如果这项内容生效，教会会议就会成为教会持续改革与重建的必要且永久的组成部分。许多人都希望进一步发展这套会议机制，而接连几任教皇则试图加强刚刚重新恢复的教皇体面。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从1431年起召开了八年的巴塞尔会议抹黑了长效会议机制的选项，因为尽管这次会议进行了许多建设性工作，包括建立了足以媲美罗马的法律程序，但最终却导致了新一轮分裂。1460年，曾经的会议至上派（conciliarist）同情者，现任教皇庇护二世，在《恶行谕令》（Execrabilis）当中正式禁止在教会会议上对教皇的决定提出上诉。庇护二世的心态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七年前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对于正在研究这场灾难并试图号召新一轮十字军东征捍卫基督教欧洲剩余部分的教皇来说，现在没有时间拿西方世界的未来冒险，绝不能选择很容易陷入分裂与不确定的集体领导制度。

更有甚者，当时有一大堆彼此矛盾或者悬而未决的理念都贴着所谓会议至上派的标签。在如何定义教会或者如何表述教会会议权威的问题上，会议至上派从来没能达成共识。教会究竟是全部上帝子民的代表呢，还是上帝钦点代表组成的教士集团呢？如果是前者，教会权威就来自全体信众；如果是后者，教会权威就来自上帝并且通过教会集团体现出来。这样说来究竟哪些教士才能体现这一权威呢？康斯坦茨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主教和枢机主教，巴塞尔会议则扩展了与会人员的范围，所以职级较低的神职人员也获得了与会资格，甚至在投票权上还取得了超过主教的多数。会议至上派往往都是神职人员，因此在观点立场上自然倾向于教权主义者（clericalist）；这场运动并不十分认可普通教众的参与。而且如果会议至上派大幅限制了教皇的权力，这一点对于教皇和世俗统治者之间历经几世纪之久的纠纷又会有什么影响呢？腓力一世之后的法国国王恐怕不会轻易接受永久性教会全体会议的存在，因为这个体制会与他们争权。要想让他们改变观点，至少要有多名作风稳健的神学家耗费唇舌向他们细心解释利害关系，让他们相信会议的特殊神圣地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力。

康斯坦茨会议上最突出的积极分子之一是法国神学家让.格尔森。面对眼前的形势，他开始努力寻找将会议至上派理念与法国君主的传统主张相协调的方法。他发展了一套教会历史观，对于同样试图在教会与世俗联合体之间取得平衡并排斥激进基督教神学家的宗教改革领袖们而言，这套史观非常重要。格尔森认为教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的英雄主义时代，当时教会得不到罗马帝国的承认并且经常遭到迫害；第二阶段是君士坦丁大帝与教会结盟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教会领袖们名正言顺且负责任地接受了帝国赋予的权力与财富；接下来的第三阶段是格列高利七世之后的朽坏时代，教会接管权力与财富的过程走向了过度的极端，这一势头现在必须得到遏制。格尔森并不是革命者，但他对教会的思考恰好与那位永远的颠覆性作家亚略巴古的丢尼修不谋而合。丢尼修对于教会集团的理想化描述当中有一个侧面对于格尔森特别有吸引力，即坚持按照最高标准规范神职人员群体的作法。这正是神职人员对于天堂秩序的模仿。丢尼修对于这方面的强调引起了许多改革派神职人员的共鸣，并且经常会催生极其高尚乃至于近乎反教权的教权主义。*20*

格尔森并不打算摧毁教会等级结构，只不过想对其加以净化而已。但是他并不认为教会集团就必然以教廷为最高形式。面对着修士和行乞修士的自命不凡态度，他积极地为教区神职人员声辩，指出在基督、圣母与使徒的时代根本没有修道誓约。*21* 十六世纪的改革家与支持他们的王公们在格尔森的著作当中东挑西选，找寻各种自己需要的强调内容。他们记下了格尔森关于教会历史、教会集团以及修士与行乞修士的论述，就像他们此前记下了马西利乌斯对于教会内部权威问题的看法一样。至于原本由马西利乌斯提出的问题——如何处理一位不能遵照上帝意愿领导教会的教皇——并不会就此消失。1520年之后，马丁.路德不得不给出激烈的答案，远远超越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十四世纪的方济会。如果教皇真的是敌基督，那么人们必须退出教皇的假教会并重建基督真身。即使会议至上派自十五世纪以来在政治方面就开始日渐衰落，很多领导运动的教士与学者（尤其是教法律师）依然相信会议制度能够更好地解决教会的问题，他们并不看好此时正在迅速重建的集中化教皇权力。

在一段时间里，教皇于1438年在费拉拉召开的打对台会议在东西双方教会统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1446年起教皇再次常驻在了罗马。此后教皇将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抛弃自己在教会当中至高地位的象征。不久之后的1460年教皇又交了好运。罗马西北部教皇领地上的托尔法发现了大型明矾矿床。这种矿物质在印染行业里非常有价值，此前只能花大价钱从中东地区进口。随着庇护二世通过《恶行谕令》重新确立教皇的中央权力，新的收入来源（教皇很小心地保证了自己能在欧洲垄断明矾供应）开始为教皇带来好处。这种权力很快就在实际层面得到了各种表达，比方说 1455年尼古拉五世教皇就曾经授权葡萄牙皇室统治非洲特定地区。*22*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重返意大利的教皇就像其他意大利各地诸侯一样关心意大利政治；在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意大利突然就成了多方混战的斗鸡场，引来了欧洲各个王朝列强的高度关注。不过这并不是教皇的错。触发乱局的契机是法国瓦卢瓦王朝的野心，在1494年到1495年，查理八世通过大规模军事入侵介入了意大利王公之间的争执。这一手没能给法国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将意大利各主要城邦推向了混乱、战争和超过半个世纪的苦难。

面对突然失衡的高层政治，教皇采取了很自然的自我保护策略，即严守中立并进一步主张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至少对于随后接连两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与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来说十分自然，尽管他们两个相互厌恶。亚历山大六世仿照尼古拉斯五世的先例在1493年至1494年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海外征服主张进行了裁定；他在两国之间分割了欧洲以外的世界地图，并且要求他们向征服途中遇到的一切非基督徒传播福音，这一举动的抱负足以与十二世纪教皇相提并论。同样，十五世纪的教皇也开始在黯然失色摇摇欲坠的罗马城里重塑建筑方面的辉煌。对于世俗统治者而言，排场展示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基督在人间的代表来说这一点就更重要了。罗马城重建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正如我们下文所见，也是最为命中注定的一步——就是拆迁君士坦丁大帝修建的不朽的圣彼得大教堂，并且用更加宏伟的建筑取而代之。尤利乌斯二世尤其如此，他在历代教皇历史上是口味最挑剔但出手也最阔绰的艺术与建筑金主之一。

这两位教皇总共占据圣彼得宝座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们对于教皇荣光的含义有着极具选择性的理解。亚历山大六世出身于瓦伦西亚的波吉亚家族。在他的许多意大利敌人面前，他是个一推就倒的局外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弱点，他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众多亲属全都提拔到了教会当中油水最丰厚的职位上，这包括好几位情妇为他生的孩子。对于十二世纪宗教改革推行的教士独身制度而言，这等行为无异于赤裸裸的打脸，尽管教皇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个子女卢克蕾齐亚与凯撒都算不上骄奢淫逸贵族做派的极端典型。至于尤利乌斯二世则很乐意亲自领兵打仗，这位教皇一头冲进了法国入侵后愈演愈烈的意大利战场。尤其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在1506年夺回了七十年前从教皇手中失去的博洛尼亚，这是教皇国当中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23* 尤利乌斯二世并不是军事方面的先驱。他只是改进了教皇国以前的做法。一个多世纪以来，红衣主教始终是教皇与雇佣兵们最信赖的军事主官。十五世纪初战功最为显赫的将领之一就是红衣主教乔凡尼.委特尔斯奇。他既是佛罗伦萨大主教又是名义上的亚历山德拉牧首，但无论是前者的属灵责任还是后者的名头似乎都没能遏制他的施虐脾性。最近的研究认为此人是 “劫掠、屠杀以及草菅人命的大师”。正所谓报应不爽，他于1440年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敌人的处刑台上。而在此之前他原本还打算占领罗马的教皇要塞圣天使堡并且霸占教皇宝座。*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