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THEOLOGY, HERESY, UNIVERSITIES ( 1100-1300)

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焦虑而繁忙的格里高利改革时代，寻求救赎的西欧人采取了花样繁多的方法：朝圣，十字军，新兴修道活动（当时实际存在的修道门派远比本文描述的更多）等等。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普通教众渴望向人们展示自己是基督教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而由神职人员占主导地位的拉丁语西方基督教结构无法应付他们的渴望。此时遍及整个欧洲的工业尤其是纺织业的增长创建了新的城镇网络。对于教会而言这个情况很难应付，因为发展中的教区系统和基于教区的融资系统最适宜于在较为稳定的农村生活环境中运作。此时摆在面前的新情况与新生活结构令很多人既兴奋又惊骇。对于那些自身或许也对于神职等级制度颇有看法意见的教士们来说，这些人的彷徨、希望和恐惧是极易下手的猎物。身处社会动荡时期的基督教体制总会反复遇到这个问题。

从十一世纪早期开始，宗教异见者已经遍布了整个欧洲，特别在最繁荣以及最不安定的地区尤其活跃。教会将其中大多数人都贴上了异端的标签。1022年法国国王罗伯特二世首开先河，效仿罗马帝国习俗用火刑柱烧死了一名异端分子。当代研究表明这起事件当中的不幸受害者即便以当时教会的标准衡量也根本不是异端，只是因为国王与地方权贵的斗争才惨遭池鱼之殃。*1*还有一些人所表达的观点此前一直都还不算非正统，但现在却成了不可接受的邪说。比方说图尔的贝伦伽尔（999-1088），他的同代人越发咬文嚼字地断言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可以成为基督的身体和鲜血，而他对这种说法则感到极其不安并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结果也成了异端。（贝伦伽尔后来在强逼之下饱受折辱地发表了一系列背弃前言的声明，这才堪堪在火刑台前捡回一条性命，最终忿恨不平地缄口而死）。即使是教会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专门打压铲除的洁净派教徒，一开始很可能也只是想要寻求一套更纯粹，没那么世俗的事工形式，此后来自官方的镇压才促使他们关注来自地中海东部的二元论访客。

当然，还有其他异见者一开始完全正统，后来才因为时易景迁而逐步遭到边缘化，比方说瓦勒度派（Waldensians）。这场运动发起于1170左右的法国里昂地区，发起人是一位名叫瓦勒度的富翁。此人散尽家财接济穷人之后组织了一个修道群体，群体成员就像他一样将贫困当做基督教生活的根基。*2* 教会当局不打算将这种主张贫困的理念与同一地区的二元论洁净派区分开来，1184教皇发布训谕（bull）对双方都进行了谴责。瓦勒度派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却与教会的主教日益疏远：他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布道的天职，这一立场与格里高利改革所确立的神职人员优先原则产生了致命的冲突。

在其他地区还有更多极端形式的异见份子。至少从十三世纪初期开始，欧洲各地就出现了一批巡游各地讲道的自封宗教领袖，他们声称个人可以通过内在光明与上帝相逢，上帝的圣灵可以以泛神论的形式存在于万物当中。这些组织非常松散并往往彼此完全独立的“自由灵兄弟会”（Brethren of Free Spirit）在危机时刻总能掀起群众的支持，他们往往宣布，这些变故预示着基督在人间统治的开始。这股兴奋情绪越发与后来的十字军东征和越来越无望的捍卫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斗争搅合在了一起，因此也就无迹可寻地逐渐消逝在了此前催生如此之多官方结构的宗教创新当中。*3*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潮正在发酵，似乎即将脱离教会的控制。

此外本笃修道院在“大教堂时代”也已经不再处于欧洲的文化活动中心了。附属于著名大教堂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十一世纪发展迅速，取代了他们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了首次基督教教学的系统研究，产生了日益纷繁的文献，对于基督教主张所产生的问题与提问进行了探索，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圣经评论，因为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套引人入胜纷繁复杂的图书馆。这种有组织的探索被命名为“神学”（theology）。这个概念本质上是西方教会的发明，最初使这个词流行起来的是十二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神学家彼得.阿伯拉尔，他将这个词用在了自己的著作《神学导论》（Theologia Christiana）的标题里，这本书对于基督教思想进行了争议强烈的讨论。

至少此类教堂学校依然还是教会神职机构的一部分。然而在意大利有一批在规模与财富方面都远非北欧所能比拟的城市的大小和财富比，这些城市在十一世纪开始创建并资助自己的学校。它们的效仿范例来自基督教世界之外。这些城市非常详细地复制了穆斯林为了自己的知识探索文化而创建的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开罗的爱资哈尔学校——例如讲座，教授，以及学历认证等等许多今天人们熟悉的机制全都源于此地。*5* 这些学校是第一批基督教大学——并不受教会当局控制的基督教教学机构。除了一两座由教会创建的大学之外，意大利大学几百年来一直坚决保持着世俗人员占主导地位的特色，即使当教皇亲自许可新大学奠基时也未曾动摇。至于类似“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这样的学校也遵循伊斯兰世界的先例，将教法而非神学当做研究的重点。除了这些城市之外，一些北欧大教堂的附属学校也发展成了大学：巴黎大学成为了十二世纪欧洲神学探索的领导中心；日后历任教皇需要专家知识来解决争端时，还会经常用到巴黎大学的的神学系（后来经常被称为索邦神学院，这是当时巴黎大学的龙头学院之一）。这种顾问角色是基督教当中的全新发展，而且这一步发展同样借鉴了穆斯林世界当中伊斯兰教法学者为统治者提供建议的行为。*6*

所有这些机构共同培养了新的智识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古老对话步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轮到亚里士多德来刺激并启迪那些以思想为业的人了。此前柏拉图曾在基督教思想当中占主导地位，尽管距离希波的奥古斯丁还差一步距离。只有（伯蒂乌斯）曾经与亚里士多德的知识系统打过交道，但再怎么说（伯蒂乌斯）本人就曾经饱受源自柏拉图的世界观的浸染，他也是将柏拉图思想嵌入西方基督教的主要力量。不过西方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一直所知甚少。与此相反，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与受穆斯林势力庇护的犹太社区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有着直接的了解，因为他的作品主要保存在东方教会的学者手中。渐渐地，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传入了西方。第一波文本引入源自1085年，西班牙基督徒攻陷了穆斯林占据的托莱多并缴获了图书馆藏书，然后又通过十字军东征建立的联系获得了更多资料（这也是十字军东征较为积极的成果之一）。这些文本被翻译成拉丁文之后随即造成了深远影响：这批包含古典学识的手稿极大地丰富了西方思想，使之经历了又一场革新运动，后人称之为称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尽管最初官方态度对此非常敌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式世界观与高超逻辑思维依然横在了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家面前。一场辩论随即开，对话的参与者不仅有西方基督徒，也有阿拉伯与犹太群体的古老思想评论家。曾经的问题再次被人拾了起来：如何将理性思考的成果基督教信仰揭示的真理联系起来。

三大启示型宗教面临着同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法可能表明，即便没有只能依靠神圣恩典赏赐而无法通过人类智慧自主获取的特殊知识，人们依然可以理解世界。对话各方在这次辩论中常常恨恨地反对彼此观点，有时还不惜将他们的对手谴责为异端，只为使其不得翻身。但是这场运动还是可以以“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一词加以总结，即学者的思想和教育方法，新的大学与学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通过讨论获取知识的方法，具体步骤包括质询、主张、拒绝、反主张以及调和双方论点的最后努力。这种方法尊重权威，但是这里的权威是一个不断膨胀令人心里没底的集合体，其内部往往做不到意见一致。经院哲学的根本是争论，怀疑与分析，直到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与经院哲学本身分道扬镳之后很久，这几点依旧是西方智识探索的主要特色。经院哲学的先例也是伊斯兰高等教育所采用的方法。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讽刺。这个拉丁语西方文化统一性的最伟大体现，这个在十字军东征时代演变而成的思想，居然源于西方世界试图破坏的文化。

因此到了十二世纪末，西方教会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异端，其二是具有潜在不可控性的经院思想，后者是大学这一新兴学术机构孕育而生的产物。任何现有的教会组织结构似乎都无法很好地适应应对挑战的目的，教会对于异端增长的第一反应是加倍压制，这方面最恶劣的例证就是阿尔比派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展现的自我惩罚冲动不应该简单地归因于神职人员耸人听闻的想象力。例如，在多灾多难的1260年，意大利中部佩鲁贾市就兴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自我鞭笞（flagellants）运动：大批教众沉湎于仪式性的自我鞭打当中，借此为世人的罪孽以及自己的行为忏悔。他们排着血迹斑斑的队列，顶着隆冬严寒从意大利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进入欧洲，直到抵达波兰国境的最远端为止。一路上他们感化了无数人，在许多途经地区将争执与痛苦变成了宽恕的节日。有一位意大利史家热情地记述道，“几乎所有纷争都化为了和谐，放贷者和盗贼忙着归还自己夺走的财物……罪犯得到释放，流亡者获准返回家乡。”*7* 无论他如何看待1260年的现实，后来的大规模自我鞭笞肯定没有这么驯良，就像征召十字军的早期运动一样，自我鞭笞往往与针对犹太社区的群体性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早期十字军运动的自发性质依然存在：教会当局根本没有激励这些宗教狂热的爆发。相反，他们往往认为此类爆发非常可怕并试图抑制。这种宗教不仅可能被教会吸收，也很可能颠覆教会。

惩罚不仅指向有罪的基督徒，也指向外人。十一到十三世纪之间西方基督教的特点之一是将生活在西方世界当中的许多群体当做了边缘人，威胁良好秩序的恒定隐患。其中最主要的群体有犹太人，异端，麻风病人以及（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同性恋。*8* 1321年法国各地一片恐慌，下至民间上至腓力五世国王本人都认定麻风病人和犹太人与伊斯兰教这个强大外敌沆瀣一气，妄图通过往井水里下毒的方式推翻基督教秩序。已然万分不幸的麻风病人纷纷沦为受害者，屈打成招之后死在火刑柱上。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至于穆斯林还算幸运，因为他们与这些事件的发生地点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9*。从十二世纪中期开始，基督徒群体对于偶尔发生的儿童虐待乃至谋杀事件产生了长期且恶毒的群体反应，他们认为是犹太人拐走了孩子用来进行邪法仪式。这就是所谓的血诬案（blood libel），经常导致针对犹太社区的恶意攻击。有时高阶神职人员会竭尽全力平抚歇斯底里的人群，有时他们也会允许人们设立谋杀受害者的圣祠并加以崇拜。血诬活动反复发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成了基督教对待犹太人态度的难看污点，从西方教会一直传播到日后的东正教。*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