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11左传中的车战00 -- 桥上

子驷背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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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宫之乱，《史记郑世家》写得很简略，而且与《左传》的叙述不尽相同，如下：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

《左传》中关于西宫之乱的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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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经》：

冬，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p 0973）（09100008））

《襄十年传》：

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禦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尉止获，又与之争。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遂弗使献。初，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p 0979）（09100901））

我的粗译：

当初，子驷和尉止曾经发生争执，于是在抵御各国诸侯来犯将出征时，子驷削减了提供给尉止率领的兵车。战斗中，尉止有了俘获，子驷又和尉止争。战后，子驷指责尉止说：“尔车非礼也。”意思是你手下的兵车数不合规矩，并以此为借口不让尉止参加在太庙献俘庆功的典礼。当初，在子驷主持整治土地排灌系统的工程中，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这几家的田地都减少了。于是这五家纠集了一些不得志的人借助当初被子驷等所杀的几位公子的下属发动了叛乱。

一些补充：

由“不逞之人”产生了后来的成语“不逞之徒”（bù chěng zhī tú）。

“黜”可以是贬降，也可以是减损，我考虑还是选择减损。兵车可以是公家发放的，也可以是自家准备的，我觉得减损的是公家发放的兵车，说“非礼”则是指自家自备的兵车数。兵车本身我想不应有太多的装饰，所以恐怕不是指过于豪华。但也没有肯定的证据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指尉止准备参加献俘式的车过于豪华了。

“为田洫”我考虑还是一般的土地整治，“洫”应该是指排灌沟渠，后来二十年后子产上来时也曾经“作封洫”：“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襄三十年传》（p 1181）（09301303））（111）。这一段里的“封”则是田地周围的围护土埂（有的是树篱，但围护之意同），当时的田地都是有围护的，这是周人的发明，所以我觉得周人的“周”字就是强调四周围护的“田”字：

“周”字的金文或作田加口，不过我觉得恐怕并非田加口，而是田加囗。囗即围，因此这样的周是会意字，其本义即对田地加以周护、围护之意。下面是“周”字（右栏）和“田”字（左栏）的甲骨文与金文字形，出自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页四五、页五二一：

无论“封”还是“洫”，都需要定期整修，否则就会逐渐荒废，失去作用，而在当时，“封”和“洫”应该是可以互称的，所以我觉得子驷的“为田洫”应该也包括了整修“封”。“封”本身就是田界，“洫”也可能影响到田界，动田界就是动了那些人的命根子，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关于田界，《左传》中还有一处与之有关，就是《僖十五年传》“晋于是乎作爰田”以及“晋于是乎作州兵”（（p 0360）（05150408））（037），“作爰田”和“作州兵”二者是相联系的。所谓“爰田”就是轮作之田，我意在这段《左传》中“作爰田”只是借口，其实就是允许各采邑的所有者（国人）以开垦“爰田”的名义自行开荒，而且因为开的只是轮作之田，也不会增加他们的上交量。这样自然就惠及了所有的“国人”——即各家的家长，也才谈得上是“以君命赏”。在各采邑自行开辟田地的基础上，我理解“作州兵”就是各采邑自办军队，取消身份限制，也自行置办武器。这是晋国三分的开端。

但尽管晋国这么做是八十二年前的事，可郑国这么做还要等到二十年后，子产使“庐井有伍”与“作州兵”可能有点接近，应该也是取消身份限制，扩充军队。与此类似的恐怕还有鲁国的“以田赋”（《哀十一年传》（p 1667）（12110701））（124、135）：既然以田地的多少确定军队的规模，自然就不再受身份的限制，这是在子产使“庐井有伍”以后六十年。但郑国的“庐井”可能包括了国君的“庐井”，而晋国的“州”也许只是各采邑的“州”。

另外，晋国地处边荒，有“狄之广莫”可以“启土”（《庄二十八年传》（p 0238）（03280201））（036）；郑国地处王畿，开垦的早，田地之间已经互相挨上了，所以整治一次“封洫”就会闹得鸡飞狗跳。也因此，晋国“作州兵”当时就皆大欢喜，子产使“庐井有伍”则要等几年以后才能得到理解。以后秦国因为地方更加广大，我想，实行类似的改革时恐怕也就不必向各大家族作这种让步了。

当一块块田地已经挨在一起以后，“封”就逐渐失去了其必要性，所以到了战国时期，有“开阡陌”的说法，往往和“任地力”连在一起说，我理解就是指把田地周围的“封”打开，让一块块田地中的小路和田埂连起来，同时就扩大了有效的土地面积。

总之，子驷此时的“为田洫”恐只是单纯的土地整治工程而已，二十年后子产的“取我田畴(chóu)而伍之”倒可能与制度的变化有关，当然，子驷趁机整人占便宜很可能是有的。

《襄十年传》：

於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帅贼以入，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以如北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书曰“盗”，言无大夫焉。（（p 0980）（09100902））

我的粗译：

当时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这年冬十月戊辰这天，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叛贼入宫，趁早晨在西宫之朝攻击那些执政大臣，杀掉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了郑简公进入北宫。子孔事先知道叛乱的事，所以没事。参加叛乱的人没有大夫，所以《春秋经》只称他们为“盗”。

一些补充：

据《左传》所见，“侯”家的家长，“堵”家的家长，都曾经担任过郑国的卿，但此事过后这两家就再未出现在《左传》中。

这里说“无大夫”，其中“大夫”意为“卿”，本来《左传》中就有“唯卿为大夫”的表述（《襄十七年传》（p 1033）（09170701））（102），而就在下面，则有“大夫、诸司、门子”的表述，杨伯峻先生就此注曰：“大夫谓诸卿，诸司谓各主管部门，门子谓卿之適（嫡）子。”两处之“大夫”应意义相同，都意为“卿”。《襄十四年传》中师旷有言：“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隶、牧、圉(yǔ)皆有亲暱(nì)，以相辅佐也。”（（p 1016）（09140601）），只有卿才是国君的辅佐，所以《春秋经》里只会提到卿的名字，其他的人不值一提，就只说“盗”了。

《襄十年传》：

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shèng)，尸而攻盗于北宫，子蟜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侯晋奔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奔宋。（（p 0980）（09100903））

我的粗译：

子西听说有人作乱，没有通报自己的家族就自行冲出家门，收殓了自家人的尸首，然后追杀那些叛乱的人。但那些叛乱的人躲进了北宫，他只好再回家，向家中的手下发放武器装备，准备进一步的攻打。可此时家中的奴隶已经逃走了很多，器物也丢了很多。但子产听说有人作乱之后，就没有马上跑出去，而是先让人守住大门，把家中的人召集起来，分派了各人的职司，关闭了仓库账房，加强了财产保管的措施，完善了对自家的守备，然后才带人排列好队形出动。子产家共出动了兵车十七乘，先收殓了自家人的尸首，再攻打北宫中的叛乱分子，子蟜也领了“国人”来助战，杀掉了尉止和子师仆，其他叛乱分子也被杀死，只有侯晋逃往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齐逃往宋国。

一些补充：

子西是子驷的儿子，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子蟜是子耳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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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十年传》：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p 0981）（09100904））

我的粗译：

于是轮到子孔当国，他按例聚集“国人”举行了盟誓，但盟誓的盟辞却有各守其位、只要遵循法令别的都不必参与的内容，各位卿、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氏”族的继承人对这些内容都很不满，想要诛杀子孔，被子产劝止了。子产还劝子孔烧掉记载这次盟誓盟辞的载书，但子孔不同意，说：“我拟制这些载书是为了安定国家，大家一不高兴就把这些载书烧掉，那就成了大家一起执政，那国家还能好吗？”子产告诉他：“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带着这样的两个‘难’来安定国家，很容易出乱子。不如焚书以安众，你可以遂愿继续执政，‘国人’也安心了，不是很好吗？一门心思只想满足自己的意志不会成事，侵犯了大家的利益必定会产生祸乱，您一定要把这些载书烧掉。”于是在烧掉了这些载书之后，“国人”安定了下来。

一些补充：

众怒难犯（zhòng nù nán fàn）这个成语即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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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国际关系来看，大国有适于大国的外交策略，小国有适于小国的外交策略，二者不能混淆，用错了就会出问题。当年春秋时期也有类似的形势：郑国是小国，又夹在晋、楚两大霸主国中间，所以他们一直在探讨怎样应对大国的需索，下面就是彻底掌权后的“穆氏”在探讨解决之道。

• 《左传》人物事略04附：韩起观书9/13
• 《左传》中的成语15附：子产为政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