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战西夏——伐元昊的人们 -- 万里卷

父亲曹彬死的时候，曹玮二十六岁。按照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官员在父母逝世时应该离职回家守丧，这称为“丁忧”，只有在服满丧期后才能重新申请任职，正所谓“自闻丧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月，期满起复”。

但这种制度执行得也不绝对，比如一个普遍的例外就是，并不要求在外作战的武将们回家“丁忧”，否则仗就没法打了，这便是“金革之事不避”。由此看来，曹玮似乎并不一定要离职，因为他早已经成为了前线的军头。但问题是前面说了，他的“知州”在理论上可不是武将而是属于文官系统，这就有些麻烦了。

但古人自有聪明的解决之道。因为即使对于文臣的“丁忧”，朝廷也并不都是一刀切，而是留下了可以一个合法地不守礼制的小小缺口，这就是所谓“夺情”，其字面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被皇帝特批“夺情”的文官仍能照常办公，只不过要穿素服而非官服，也不可参加各种喜庆仪式。

尽管如此，“夺情”在历史上仍属于不常见的特例，尤其是唐朝玄宗之后发生得更少。我们都知道，明朝万历初年曾有过一场轰动全国的大风波，丧父的首辅张居正被宣布“夺情”，导致朝野一片哗然，一大批激烈反对此事的官员被撤职流放甚至惨遭廷杖，连权倾天下的张本人，也被折腾得众叛亲离死去活来。被全体读书人骂为“不忠不孝”的他，甚至不得不宣称要自杀以表清白。

“想撂挑子可不行！”由于前线确实离不开他，文官曹玮的离职报告立即被皇帝驳回了。也许是为了给曹玮一个台阶下并堵住言官们的嘴，朝廷随即采取了相当变通的解决方式：将曹玮的正式官职改为阁门通事舍人，这是个属于武将系统的“阁职”，也就是说曹玮已经由文官变为武官，再加上他正在前线，自然就不需要“夺情”了。

不久以后，曹玮被调任为镇戎军的最高军政长官也就是“知军”，其正式官衔也升为仍属于阁职的西上阁门副使。“军”是本朝的行政区划单位，其级别与州相同，但因“军”往往设置在军事要地，战略位置相对“州”更加重要，而镇戎军的辖区在今天宁夏的固原一带，最近的地方到李继迁的大本营夏州也就是今天陕西横山只有百余里。

这时候，按照现在流行的三俗说法，曹玮未来的对手李元昊还仅仅是液体，他的伯祖赵保忠和祖父李继迁正在前线继续演着双簧，他的父亲李德明只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尽管党项人在与宋朝的战争中占有相当优势，宋军“大小数十战不利，诸将失期，士卒困乏”，但李继迁们的建国之路依旧漫长而艰辛。

肯放弃安逸追随李继迁拉杆子的党项人数量并不多，据说最早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愿意跟着造反，即使后来队伍逐渐扩大，但在统治区中人口占大多数的仍然是当地世代生活的羌人。而以李继迁为首的党项人，对这些原住民的态度显然并不友好，频频以暴力手段压榨他们，以征集战争所需的兵员和物资。过重的负担导致羌人怨声载道，这就给曹玮施展离间计创造了机会，有些时候，笔杆子未必真不比不上枪杆子。

“快过来归顺朝廷吧！”曹玮给羌人各个部落的酋长们都去了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曹将军的信里，本朝政府被描述成了一个义薄云天的带头大哥，既施恩德又守信用，尤其是对各少数民族群众无比爱护体恤，部落首领都有官做有钱拿，和朝廷相处得毫无隔阂其乐融融。

“那边的条件不错啊！”看到这封写得天花乱坠的信，再联想到李继迁对他们的压榨虐待，羌人酋长们的心纷纷动了起来。很快，康奴族的酋长就向曹玮表示愿意归顺，这让朝廷大喜过望——这个部落以“桀黠难制”著称，此前曾协助党项人屡屡袭击宋军后勤补给基地，导致前线士兵吃不上饭，此次他们主动归附，无疑等于斩断了李继迁的一条臂膀。

曹玮对党项人的反击终于开始了。当时，李继迁正与西方的吐蕃人为地盘争得死去活来，就在他抢掠吐蕃向东返回的途中，突然遭到曹玮所部的袭击，猝不及防的西夏军损失惨重，大量人员或被杀或被俘，宋军终于取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

“党项人的弱点，究竟在哪里呢？”初战告捷后，曹玮并没有头脑发热，反而来回思考起这个问题。他清醒地看到，镇戎军辖区内多是平地，非常有利于党项人的骑兵驰骋，对于以步兵为主的本朝军队则极为不利。

“问题的关键，看来就是要限制骑兵的机动性！”想明白以后，曹玮马上向朝廷要求改变以往以硬碰硬或简单防御的战术，代之以区域联防，具体是从陇山（即六盘山南段）以东开始，沿着古代的长城沿线，挖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壕沟，从而形成阻隔骑兵前进的重重障碍。这项举措实施后，往日里耀武扬威的党项骑兵顿时变得举步维艰，再也无法深入到宋军腹地了。

曹玮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又发现宋军的弓箭手多是当地少数民族，这些以羌人为主的士兵十分熟悉当地环境，无论山川险阻还是羊肠小路统统不在话下，他们既没有语言障碍又吃苦耐劳，本来是当兵的好材料。但是，朝廷对待他们却十分刻薄，连必要的武器给养都不给准备，士兵们只好自带干粮上阵，而尤其过分的是，军官们每次打仗，都派这些人打头阵当敌人的炮灰，这样下去，人家怎么肯真心给你卖命？

“想打胜仗，不以人为本可不行！”发现问题后，曹玮随即下令在辖区内为士兵免费分配田地，让他们春种秋收，从而实现战时粮草的自给自足，当士兵们出征打仗的时候，由政府出面主持监督，保证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权益，不仅如此，官方还免除了这些土地的租金，这些积极举措自然赢得了军心。

此时西北战局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军主将已经换了人。原来，三心二意的赵保忠在与堂弟的战争中屡屡失利，有一次夜里李继迁偷袭宋军大营，已经睡下的赵保忠得到消息大惊失色，竟然抛下部将独自一人骑马狂奔，直逃到友军控制区域方才停下脚。友军对他忍无可忍，于是便把这厮抓了起来，直接送去朝廷发落。

皇帝对党项前首领一顿臭骂，但为了长远考虑，末了还不得不表示宽恕，给了他一个右千牛卫上将军的闲职，并封其为侯，但爵位的名号却相当具有侮辱性——“宥罪侯”，大致可翻译为“有罪但被赦免的侯爵”。倒霉的赵保忠此后便在京城汴梁窝窝囊囊地继续活着，据说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他在上朝时时不时怅然若失，经常露出郁郁寡欢的神情。

宋军的新主将是一个叫做李继隆的男人，尽管与李继捧和李继迁名字相似，但他与这两名党项首领毫无亲戚关系，而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汉族世家将领，其父亲便是北宋开国元勋李处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李继隆是后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中硕果仅存的五位武将之一。

所谓“昭勋阁功臣”，指的是在南宋宝庆二年也就是公元1226年，大概是为了仿效汉光武云台二十四将及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先例，理宗皇帝下令将本朝二十四名功臣的画像绘于昭勋阁，以备后人瞻仰。这些昭勋阁功臣大多是文官，军官只有五人，这五个人包括北宋的四位——曹彬、曹玮父子，杨家将传说中大反派潘仁美的原型潘美，以及正在说的李继隆，而南宋则只有韩世忠一人。

如果仔细研究昭勋阁功臣的名单，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功臣的入选标准大概并不是单纯按照功绩，而更可能是凭借他们与皇家的密切关系。比如，其中固然有赵普、曹氏父子、吕夷简、赵鼎、韩世忠等公认的名臣名将，但功劳更大且更为有名的寇准、狄青甚至岳飞却被不可思议地排除在外。

尤其是，入选的这五位武将中，竟然有四位都是国戚，而另一人韩世忠虽非皇亲，但众所周知他与高宗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甚至救过皇帝的命。潘美就不用说了，宋太宗潘妃的父亲，传说中坏到透顶的国丈；李继隆的妹妹是宋太宗的皇后；曹家更为显赫，曹彬的孙女是宋仁宗的曹皇后，曾外孙女则是宋神宗的向皇后——那位大名鼎鼎的“女中尧舜”，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后台老板。

当时，李继隆的正式官职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与挂羊头卖狗肉的曹玮不同，李继隆可是正儿八经的高级武官，而且还是帝国正规军——禁军的三位最高统帅之一。本朝禁军的管理机构有三，即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分别管理皇家近卫军、帝国骑兵和步兵，它们合称为“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而且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厢军也就是各地方部队。

三衙的首长分别是殿前司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司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司都指挥使，民间俗称殿帅、马帅和步帅，合称“三帅”。李继隆便是其中的马帅，即帝国骑兵部队的最高统帅。顺便说一句，《水浒》里那位不学无术的殿帅高俅太尉，其正式官职是殿前司都指挥使，也就是皇家近卫军的最高长官，而“太尉”则是本朝高级武官的泛称，与古代的“三公”并不是一回事，同一部《水浒》便有杨太尉、高太尉、宿太尉等人出场。

和家庭背景极其相似的曹玮差不多，李继隆并非单凭显赫出身以及裙带关系上位，他曾在与契丹人的战争里表现极为出色。比如某次辽军大举进犯，当时这位国舅爷正在前线担任监军，按照出发时太宗皇帝预先画好的阵型，宋军于是排出阵势迎敌，但却很快发现，这种纸上谈兵的阵图根本不能适应实际战场。

“真坑爹啊！”原来为了防范武将谋反，每次在他们率军出征前，皇帝都会画好阵图，并硬性规定必须照这个东西排兵布阵，否则就按抗旨不遵论处。此时形势千变万化，皇帝画的阵型却始终原样，但又没有人敢冒着杀头的风险变阵，就连主将也不愿担责任，将军们于是互相推诿，一时难以决断。

“战事随时都在变化，对策怎么能一成不变呢！”就在这危急时刻，监军李国舅果断要求，立即按照实际情况赶快重新部署，他掷地有声地说：“别管那么多了，出了事由我一个人担着！”

既然有人自愿当冤大头，松了口气的将领们于是“从宜而行”，最终取得了一场久违的大胜，斩首达万余级，这就是著名的“满城之战”，而太宗事后果然也没有处罚自己的大舅子，反而还给他升了官。李继隆后来在契丹战场有胜有负，其辉煌的顶点是公元989年的徐河之战，他的部将尹继伦突袭辽军大营，契丹大败，名将耶律休哥身受重伤，此战导致辽国气势大挫，有好几年没有南下。

期间，李继隆曾短暂地来到西北，尽管没有和李继迁直接交战过，但他多次击败并降伏许多当地少数民族部落，《宋史》中李继隆的传记里对此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但没多久，他就又回到了契丹战场。

到了淳化五年也就是公元994年，对赵保忠忍无可忍的朝廷再次将李继隆调到西北，以静难军节度使的尊贵身份任河西行营都部署，相当于河西战区的司令长官。这时候，曹玮的大哥曹璨也调到了这里，担任绥、银、夏、麟、府等州钤辖，大致等于这五个州的警备司令。

前面写过，曹彬临终前向皇帝推荐了两个有将才的儿子，一个是曹玮，另一个就是曹璨。与曹玮类似，曹璨也是一个研究《左传》的专家，但和御下严厉的弟弟不同，曹家大哥在个人性格上更像以宽厚著称的父亲曹彬，据说他在禁军任职十多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次违背皇帝意思的事。

史书评价，曹璨除了比较看重钱财之外，其余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善抚士卒，兼著威爱。虽轻财不逮其父，而敬人和厚，亦有父风”。而曹彬本人对这种说法似乎颇为赞同，据说他认为这个儿子太像自己了，对其尤为钟爱。

此时本朝在西北战场可谓将星荟萃，除了同为官二代的李继隆和曹璨、曹玮兄弟之外，甚至还有一个宦官名将，这位公公的名字叫做秦翰（可不是秦汉）。大宋尤其是北宋任用宦官统兵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比如此前平定王小波、李顺之乱的王继恩，以及此后更为著名的童贯，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大概皇帝认为，相比很可能谋反的武将而言，身为自己家奴的宦官更为忠诚，而由于身体上的巨大缺陷，这些残疾人也不可能改朝换代，因而受到了十足信任。

秦公公可谓本朝宦官将军中的佼佼者，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如果那部《葵花宝典》的作者真是个太监，那他无疑是最大的怀疑对象之一。史书说秦翰为人洒脱且武艺高强，不但凭着通晓兵书战策而信心满满，而且在沙场上表现得极为勇猛无畏——后来有人专门数过，他身上的战创竟然有四十九处之多，纵横交错看得人触目惊心，比起当年东吴那位“被创数十，肤如刻画”的周泰将军毫不逊色。

因此，即使在雄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军队里，这位十三岁就挨了一刀的公公仍靠着“善战”闻名天下，就连太宗都对这位猛将非常欣赏，亲口评价可以委他以重任。此前因为秦翰在契丹战场表现优异，皇帝便把他调到西北，担任李继隆的监军，后来又让他独当一面，做了邠宁、泾原路钤辖兼安抚都监，相当于这两个路（本朝行政单位，一路管辖数个军州，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省）的警备司令兼政委。

在李继隆的策划下，帝国反击战再次打响。至道二年也就是公元996年，李继隆率领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讨伐李继迁。但这位国舅爷率领的宋军主力却走错了路，他们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转了十多天，一个敌人也见不到，最后吃光了粮食不得不悻悻返回，其他几路宋军倒是遇到了敌军，但却统统大败亏输。深感丢脸的李继隆又羞又恼，除了杀几个当兵的泄愤，还向皇帝妹夫状告负责后勤的两位转运使供给不利，导致这俩倒霉蛋统统丢了官。

一年之后，曹玮等人施展的攻心离间战术不断奏效，越来越多的当地少数民族归顺了宋军，李继迁不得不派部队驻扎在交通要道上，以便把那些投宋的部落驱赶回去。这个情报被一个执仓族土司透露给了宋军，于是李继隆便派人悄悄杀过去，一举端掉了党项人的这些边防检查站，据说斩首达数千级，并俘获了数以万计的牛马和骆驼等牲畜，宋军总算找回了面子。

尽管有胜有负，但总体来看，李继隆在西北战线几年的成绩乏善可陈，远没有对契丹人时辉煌。也许是感觉这位舅舅不太适合吃李继迁这盘菜，虽非李氏亲生但事太后至孝的真宗即位后，很快把他调回朝当了宰相。李继隆再也没有回到西北，这位高高在上的国舅节度使走后，那里就成了曹氏兄弟和秦翰等人各自纵横驰骋的舞台。

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曹璨突然率军攻击了李继迁的辎重基地，战报说斩获的成果相当大。此时曹璨已调任为麟府副部署，大致相当于麟府军分区副司令，这个府在今天陕西神木一带，也就是前些日子出了“房姐”的那个地方。

但李继迁很快就还以颜色，连续攻破了定州、怀远县、永州等一系列州县。不久之后，他宣布全国总动员，随即率领党项人与从当地少数民族征集的大军，竟然攻陷了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吴忠市），随后将该州改名西平府。

一年之后，李继迁宣布建都于西平府，西夏人随即展开了对麟州的猛烈进攻，此地就是曹璨担任军分区司令的麟府。这一战进行得相当惨烈，甚至连真宗皇帝都亲自看着地图为守军着急。城中的水源被党项人切断后，宋军在干渴下又拼命坚持了五天，当时城上箭如雨下，进攻一方进展缓慢，就在他们有所懈怠的关头，守军突然组织敢死队杀了出来，夏军大乱，死伤上万人。鉴于对手援军即将到来，李继迁不得不下令撤围而去。

受此胜利鼓舞，宋军上下砺兵秣马磨刀霍霍，就等着与敌人主力决战的机会出现，从而以李继迁的人头做为自己封侯拜将的资本。可没过多久，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突然传来：

李继迁被杀了！

而且，杀他的竟然不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