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祖的神化和非神反证法-更新 -- smallox

所以，搞错你的时候，经常就是考验你的时候，经受住，说清楚，案子还可以反过来嘛！经受不住，垮掉了，起码说明意志上还不够坚强。

　　因为所谓“贺龙的问题”，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而且还牵连到了贺龙指挥过的部队和领导过的地区、部门，包括红二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八路军一二师和晋绥联防军；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国防科工委等等地区和部门中的一大批老部下。

　　其中不少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据“贺龙专案组”1968年5月18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份《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中说：“贺龙专案组自去年9月13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24名，负责审查同贺龙有关的案犯共23名。

　　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19名，包括政治局委员2名，中央委员1名，候补中央委员1名。”

　　因此除“贺龙专案组”外，还有总参谋部的“王尚荣专案组”；总政治部的“金如柏专案组”、“李贞专案组”；装甲兵的“许光达专案组”、“顿星云专案组”；通信兵的“陈鹤桥专案组”、“樊哲祥专案组”；工程兵的“谭友林专案组”；空军的“成钧专案组”、“向黑樱专案组”；北京军区的“廖汉生专案组”；成都军区的“黄新廷专案组”、“郭林祥专案组”；武汉军区的“杨秀山专案组”；新疆军区的“张仲翰专案组”；国家体委的“荣高棠专案组”；“李井泉专案组”等18个分案组。

　　另外，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也受到了牵连。

　　上述分案组，虽然由各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但受“贺龙专案组”的指导，并提供旁证材料。

　　因此，主案与分案是互相补充、互为因果的。

　　各分案组按照“贺龙专案组”“先扫清外围”的布置和要求，加强对各自专案对象的突击审查，大搞逼、供、信，大搞武斗，采用车轮战、喷气式、拳打脚踢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进行逼供。

　　他们将许光达迫害致死，把廖汉生整得奄奄一息，王尚荣被打成残废，黄新廷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流血便浓，谭友林差一点死在狱中，顿星云被打瞎了一只眼睛，樊哲祥给打掉了牙齿……“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用逼供、诱供、串供搞来的假旁证材料，再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甚至编造等非法手段捏合在一起，这种假了又假的材料，就成了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开始，他们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怕被人发现，把贺龙夫妇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他们拉开。

　　随后，又将他们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只好睡光光的床板，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沙子很多，他们只得向做饭的战士把大米要来，晚上戴着老花镜，把沙子一粒一粒捡出来……他们还借口水源困难，连续四十多天断绝了对贺龙夫妇供水。

　　在那炽热炎炎的夏天，又不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把他们憋闷得汗水淋漓，但每天只给他们一小壶水。

　　贺龙是个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点水怎么够？为了保护这一点珍贵的水，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渴到实在受不了时才喝上一小口。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则天天冲凉洗澡，大量用水。

　　他们那么多人用水时水源就不困难，惟独贺龙夫妇用水困难？问题再清楚不过了！由于供水实在太少了，大热的夏天，即便不洗不漱，连喝的水也不够。

　　要是要不来的，此时此地，求人不如求天，盼望天上下雨。

　　因此，他们起床后，就撩起窗帘，先看看天气如何，如果看天上有云彩，就很高兴，祈盼能下点雨。

　　到了下雨天，他们就把水盆、脸盆、口杯等等大大小小，凡是能盛水的东西都摆到门前雨地上。

　　有一天，贺龙在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并扭伤了腰，疼痛难忍，在椅子上靠了半个多月不能动弹，大便也解不出来，非常痛苦。

　　医生又不给治，薛明只好自己嘴里含了肥皂水，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给贺龙灌肠。

　　结果薛明的嘴也被肥皂水烧坏了。

　　同时，对贺龙在生活上摧残，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

　　贺龙患糖尿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并非绝症，只要注意饮食营养，药物控制，精神愉快，病情可以逐步好转或得到控制。

　　林彪、江青一伙则针对他患病的特点，用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在贺龙的生活与医疗上捣鬼。

　　在生活上，贺龙的伙食本来就很差，搬到山下后就更差了。

　　两个圆形的小饭盒，一个盛浅浅的一点饭，一个盛菜，通常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或者是像甘蔗皮一样咬不动的老豆角。

　　饭菜不仅数量少，质量尤其差，营养缺乏，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

　　为此，薛明千方百计地到厨房拿了些白菜和盐，放在盆里做腌泡菜，后来，白菜拿不到了，就在园子里找野菜给他充饥，但终究无法解决贺龙的营养不足问题，眼看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脚气感染越来越严重，步履艰难，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贺龙早看清林彪一伙的险恶居心，愤怒地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

　　由于贺龙身体太虚弱了，感到疲乏、心慌、头昏、失眠、心律失常……1968年3月下旬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

　　遵照林彪、江青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接诊医生不仅把贺龙当做敌人，而且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医务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非但不给贺龙认真看病，反而诬蔑说：“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

　　并在病历上写道：“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他在医嘱这一栏内写了“请经治医生主宰”几个字。

　　在一次化验时，贺龙不慎将小便倒在瓶子外边，被一个护士骂得狗血喷头。

　　由于医护人员的敌视，以及种种刁难，贺龙一肚子的气，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

　　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但后来被调走了，换了一个新的“医生”。

　　1968年底，黄永胜专门把“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找去，对他们说：中央决定，对一些重要审查对象的吃药问题要加以控制，不能叫他们自己保存药物随便吃。

　　随后他问道：“听说贺龙那里还有不少药？”

　　“有一些常备的药。”

　　有一位副组长答道。

　　“你们要管理控制一下，不然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中央决定给他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

　　你们回去写个报告送来我们批。”

　　黄永胜向他们布置。

　　这3个副组长奉命写了个报告，黄永胜批给北京军区。

　　北京军区立即从天津某医院调了个姓王“医生”来，这是经过6次“政审”，精心挑选来的。

　　其实他是神经科的一个男护士，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

　　很显然，他的任务不是要照顾护理贺龙，而是按照黄永胜的旨意，要把贺龙原来的一些常备药“收管起来”，要从医疗上加紧对贺龙的控制与迫害。

　　在王护士到北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姓芦的副组长就找他谈话，向他强调说：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并控制贺龙的药品。

　　果然，这位“政治上可靠”，忠于林副统帅的“医生”一来，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等药品37种共三千多片(粒)全部收走，一粒不剩，甚至把检查糖尿病的试剂也都拿走。

　　随后，他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监视下服用。

　　而且在贺龙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未给检查。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这时，贺龙已被摧残得形容消瘦，身体虚弱得不成样子。

　　“专案组”的这个指示，非常明确：不能把贺龙当好人，所以也不能对他用好药。

　　无情的事实果真被贺龙猜到了：林彪、江青一伙心狠手辣，毒如蛇蝎。

　　他们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贺龙拖死。

　　由于这位王“医生”忠实地执行林彪一伙和专案组的旨意，贺龙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差，加之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的摧残，他的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了7次。

　　薛明敏锐地觉察到，这很可能是糖尿病恶化的征兆，多次提出检查贺龙的血糖和尿糖。

　　而那位“医生”遵照林彪一伙关于“不能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的旨意，始终没有同意。

　　6月8日晨，贺龙刚听完新闻联播，就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

　　薛明以前曾听保健医生讲过糖尿病人的保健知识，因此，她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糖尿病酸中毒的反映，心急如焚，马上向监护人员反映，要求医生进行救治。

　　但那位“医生”到中午12时才从外面回来。

　　薛明立即找他讲述贺龙的病情。

　　这天上午，“贺龙专案组”正在开会，接到警卫一师黄参谋关于贺龙病情加重的报告，副组长芦某带了两个人坐车来到西山。

　　警卫连干部和那位“医生”向他们汇报说：贺龙最近一段时间心情比较烦躁，精神状态和饮食都不好，有时心率跳动急速，病情加重……听完报告，芦某说：“要随时掌握病情变化，及时报告。

　　黄参谋，通知让卫戍区医院派医生来会诊，把病情搞准。

　　会诊结果立即报告专案组。”

　　他交待完毕，就走了。

　　就这样，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给贺龙打了一针“止吐针”，但没能止住吐。

　　薛明一连催促了5次，都被借故拖延。

　　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更加严重，警卫连向“专案组”报告：“贺龙病重。”

　　这时，专案组的芦某同另一个副组长正在办公室打扑克。

　　接到报告后，有人提出：“报告总理吧！”芦说：“不用，我们要个车先去看看。”

　　4个小时后，医院的两个医生才到。

　　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整整拖了13个小时。

　　薛明赶紧向他们介绍贺龙的病情，请求立即进行抢救。

　　这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已来到西山，两名医生请示他们之后，没有给贺龙作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

　　在给贺龙输液时，医生大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这时贺龙神志很清醒，待医生走出房间后，他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谨慎用药，对病人进行检查。

　　他们取了尿样，送到丰台检验所进行化验。

　　后半夜，化验结果出来了，只见医生在小声嘀咕什么，原来，他们并不是检查病人尿糖高低，而是企图给贺龙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

　　9日零时5分，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之后，仍不用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尽快控制病情的恶化，而是继续输葡萄糖，这一夜整整输了2000CC。

　　这就是他们遵照林彪、江青一伙所说的“医疗要为专案服务”旨意，对贺龙进行有害无益的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

　　这两个医生怕病人死在自己手中，零时40分后，不得不打电话请示送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抢救。

　　5时30分，301医院派医生、护士带救护车来到西山。

　　他们对病人做了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同意送去。

　　救护车开出西山时，芦某等专案组人员的吉普一直跟在后面保持50米的距离。

　　到玉泉山东南角公路上时，救护车停了下来给贺龙输氧抢救。

　　8点多钟送到301医院14病区，这是一个普遍外科病区。

　　就在贺龙住院的前6天，他的亲密战友、人民解放军十名大将之一的许光达，惨死在这个病区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在贺龙进院之前，林彪亲信邱会作就向医院布置：“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

　　医院的领导坚决遵照邱会作的指令办事，既没有做抢救的准备，也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现场去会诊。

　　8时55分，贺龙住进医院，到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

　　10时55分，贺龙血压下降到70/40，11时30分，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

　　但医院的头头不允许对治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参加会诊。

　　他不管病情多么危急，病人的死活，竟决定将会诊时间放到两小时后的13时30分进行。

　　更令人气愤的是，会诊时不让专家去见病人，不让他们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专家们同病人“背靠背”地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讨论”。

　　就在会诊后1个半小时，即1969年6月9日15时零9分，这位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外闻名、人民敬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冤与世长辞。

　　从他神志清醒地住进医院到逝世，只有短暂的6小时零9分钟。

　　得到贺龙已经去世的消息，“贺龙专案组”大部分人员赶到301医院，就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二办”办公室主任秦某和“贺龙专案组”的3个副组长经过商议后决定，给“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贺龙后事；派人去西山接薛明及找他们的子女来向遗体告别。

　　专案组派人把薛明接到301医院后，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向她讲述贺龙住院检查的经过。

　　她记得，医生对她说，贺龙的血糖1700，下午3时零9分死亡。

　　也就是说，从贺龙住进医院到死亡，才6个小时；血糖1700，比平时高出十几倍。

　　薛明不明白，“进了这样治疗和抢救条件完善，有那么多国内外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6个小时便造成死亡？”

　　“恰恰这6个小时正是他们没允许我在贺龙同志的身边，我也没听说他们给用过什么抢救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