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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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3 2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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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向上A
天天向上A`61828`/bbsIMG/face/0000.gif`70`5772`19345`278548`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2010-08-30 08:17:44`
穿越时空的命运 887

虽然主看1966年,但我还是浏览了一下前后数年的报纸。在1975年年初至1977年年中的报纸上,我吃惊地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国务院副总理孙健——除了列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外(《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在之前的报纸,这个名字找不到来处,在之后的报纸,这个名字从此消失。孙健,就好像一个来自平行宇宙的误入者,不仅消失在前后的报纸上,也几乎消失在“无所不知”的网络里。

197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孙健成为12个副总理中排名最后的那位。在随后的两年半里,国务院副总理孙健的单独活动(视察、接见、出国访问等),主要集中在1976年和1977年第一季度的对外交往上,如76年7月12日率代表团参加坦桑铁路交接仪式并对赞比亚、坦桑尼亚进行友好访问;76年10月22日会见芬兰新任驻中国大使;76年12月8日会见日本高分子学者代表团;77年1月1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科学院代表团等等。在这些对外交往中,时任副总理的孙健,经常接见各国来华科学、学术代表团,我曾一度认为孙健必定出身于学术界。

1966年的报纸、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名单和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也出现了一个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李素文。在75年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上,李素文是22个人大副委员长中排名倒数第二位的,只排在另一个如孙健一样神秘的人物姚连蔚之前。

和孙健、姚连蔚不同,李素文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上,其实经常出现(我个人孤陋寡闻而已)。63年和64年,李素文就是沈阳市商贸部门的劳动模范了。1966年,时任沈阳和平副食品商店副政治指导员的李素文,成为全国商业部系统树立的三个标兵里唯一一个个人标兵,被授予“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称号(《人民日报》1966年1月4日)。随后,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商贸部门,掀起了学习李素文的热潮。在1966年的10月中下旬至11月上旬,李素文还作为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

在1966年的“突出政治”、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海瑞罢官》、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周扬、批判孙冶方、教育红卫兵等等活动中,也出现了很多或者享有后来富贵,或者命运跌宕起伏的名字——时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党委副书记的张百发、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工程师倪志福、先任北京第三建筑公司青年突击队长后任北京市建筑材料供应公司党委副书记的李瑞环(李瑞环是当年树立的几个“工农兵哲学家”之一,在1966年第六期《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文章。《人民日报》在1966年5月14日也刊登了他写的《痛击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挑战》)、山东省青岛市国棉八厂副厂长郝建秀、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上海国棉一厂织布挡车工杨富珍、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吴桂贤、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乒乓球国手庄则栋、全国劳模时传祥等等。

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在文革后依然位居高位。后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在文革时升官并不算快,一直在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和北京市建工局,文革结束后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文革时任北京建筑木材厂党委书记、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文革结束时任“毛主席纪念堂”现场指挥部党委书记,算起来是也在官僚体系里一步步走上去的;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郝建秀,在文革时担任青岛国棉八厂副厂长、青岛市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省省委常委等职,文革后任纺织部副部长,也算是按部就班升迁的。在文革前后都能保持高位的,应为“三朝不倒翁”倪志福。文革开始时,倪志福是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工程师、全国劳模,毛主席逝世时,倪志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华国锋上台后,倪志福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后,倪志福继续留任。

这些人里面,跌宕起伏的更多。

时传祥在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中卷入颇深,是30万人“捍卫团”的领导人,他旗帜鲜明地支持老红卫兵(即以高干子弟为主要代表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在文革后,75年病逝的时传祥,被作为文革牺牲者代表之一大肆宣传,而文革中支持老红卫兵导致与“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造反派的矛盾冲突甚至武斗,却被淡化或被掩盖了。

解悦在文革初即成为“山西省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副主任,后来成了省革委会常委。因为解悦在文革期间并非一帆风顺,文革结束时并非大官,因此在文革后虽被视为“三种人”,被关押审查许久,但应没受太多罪。

庄则栋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乒乓球国手,在文革末期担任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文革结束后被关押4年。

吴桂贤,在文革开始时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工人,68年即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69年成为中央委员,1975年年初成为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8位,在华国锋、陈永贵之后,王震、余秋里之前。很显然,吴桂贤在文革期间升得太快了,因此文革结束后被撸官,被审查,之后直接退回国棉一厂。

陈永贵的经历和吴桂贤比较类似,也属于文革期间快速位至高官的人之一,在文革后也遭遇了和吴桂贤一样的命运。陈永贵是几个人中间最著名的,因此在审查结束后,“自愿”去了北京东郊农场。

姚连蔚和孙健一样,都是突然冒出、突然消失的人物。1969年4月2日,姚连蔚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出现,就位列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了,排名在范文澜之后。73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成为排名最后的副委员长(《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1977年5月24日以后,姚连蔚不再在报纸上出现。姚连蔚是“工联”造反派的头头,是邓小平口里的“三种人”,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文章刚开头提到的孙健,文革前不过是天津的一个翻砂工,文革末期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文革结束后,孙健也接受了关押审查,之后被送回天津机械厂。

文革后运数急变的还有参加了69年珍宝岛战役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孙玉国的此战结束后,即作为珍宝岛反击战的代表参加了九大,74年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77年被关押审查。审查了5年后,孙玉国以团职退伍。

更惨的是于会泳。于会泳在1953年就开始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音乐评论和音乐作品。文革开始前,于会泳在上海京剧团工作,参与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杜鹃山》、《龙江颂》等现代京剧的音乐创作,是京剧改革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1975年担任文化部部长(《人民日报》1975年1月19日)。文革一结束,于会泳就被视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关押审查,审查期间服毒自尽。

命运跌宕的还有个出名的“小人物”钱浩梁。文革结束后,钱浩梁即被关进监狱,5年后才释放,之后又被发配至石家庄。不过,和很多人相比,钱浩梁还算比较好命的。

穿越几十年时空,再次看这些人的命运时,我发现了两个有趣的事——

一来,在几乎所有的回忆录和讲述文革历史的文章中,这些文革中位居高位、文革后跌入深渊的人物,都会被描绘为“粗俗”之人,亦即所谓的“下愚”。

比如说姚连蔚、孙健、陈永贵、吴桂贤等人,在文革后刀笔吏的描绘下,简直就是“二百五”或者“老憨”。这样的描绘,也愈发加深了大家对“文革就是一场闹剧”观点的认同。虽然文革后的这些人,如姚连蔚、孙健、吴桂贤等,已经证明了即便在商业大潮中,也可以是很不错的弄潮儿。

在腾讯网的一篇《珍宝岛英雄孙玉国的沉浮:与苏俄贸易获利千万》的文章中外链出处这样报道孙玉国

孙玉国回到家乡沈阳来了,他的家从一个普通群众的住宅搬进了一所独门独院的日本式小楼。身居高位,宦途坦荡,以往那个豁达、开朗、直率的孙玉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越来越大的气派。孙玉国的火气也奇怪地大了,一旦忤逆了他的意志,他会毫不客气地训斥自己的下属。
奇怪的是,这样的“毛脾气”,对亮剑中的男主角来说,是“够男人”的表现;对许世友来说,是够直率的表现;对彭德怀来说,是够真诚的表现,但对“文革新贵”孙玉国来说,就成了他的罪状。这似乎也说明在关押审查时,找不到发迹后的孙玉国的其他劣迹,只能拿脾气说事。

第二个有趣的事,是大家在谈论文革时,从来不说文革后的清算。

文革后的清算,一直持续到83年“严打”以后,在这7年左右的时间内,有不少人或被关押或被解职或被杀或自尽。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文革期间,就是文革罪证;发生在文革后的清算,就是拨乱反正;发生在改开期间,就是正常现象。

姚连蔚、孙健、孙玉国、吴桂贤等人的治国水平如何我不知道,不过于会泳确实有音乐和管理才能。这里有一个于会泳谱的曲子《幸福花开遍地香》。点看全图

我个人认为陈永贵非常有才干。在1966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陈永贵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篇讲话稿很有逻辑,也实事求是,即讲辩证法,也讲方法论。文章太长,给个链接吧外链出处

这些人(没有包括上海革委会和“四人帮”成员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命运太跌宕了,不是此文可以涵盖的)在文革前后为什么会运数有别?我想了很久。目前还未能得出一个定论,因为我不能尽知他们与文革中两派的关系,但从这些人文革后的结局,也可以大致得到一些结论:

文革期间“坐直升机”的,文革后必一撸到底。因为这些人没有正常地循官僚体系、走“正常升迁”之路。这是对官僚体系的挑战,官僚体系自然也会“秋后算账”。

文革期间走“造反起家”这条路的,文革后必被打入地狱,且万世不得翻身。因为权柄必由上出,由官僚体系出。这就是为什么当权派最恨造反派的原因,同时也是1966年虽几派红卫兵争斗但大局相对还是稳的,1967年后造反派兴起,某些人就开枪的原因——对权力的挑战,是一切官僚最不可容忍的。

姚文元如果只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还不需要将牢底坐穿。这从其他也批判吴晗的人的命运就可以看出来了。但姚文元参与了67年的上海1月夺权。因此他姚文元必须以自己的后半辈子为夺权“付账”。

1976年至今的文化清洗,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有这么多人这么地盼望清官——有清官多好,自己不必费心想事,不必以自己后半辈的生命押宝去做几率甚小的夺权,不必纠缠什么银行、国企私有化,只要企盼天上掉下个清官来,就可以打退妖怪,王子和公主、猥琐男和市侩女就可以从此幸福地在一起了。

所以,反对造反派的不仅仅是官僚,也包括企盼盛世的百姓。所以,这些百姓非常开心地打倒搅局者,并踩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至于豪强兼并、百姓苦楚,也没什么,几千年不也这么过了么?只要不到典儿卖女的地步,就忍着,一边忍一边痛骂那样敢于反抗的“山贼、强盗”。如果最后自己也不得不做强盗了,那更好,挣个江山出来,就可以自己在上别人在下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承平时代说的话,真挣出个江山来,自然要再次请出孔老二来,让细致的等级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毛泽东试图推出一个真正的工农兵共治、民众共享的中国,这种反历史的行为自然是官僚和走资派极度痛恨并必须抹黑的。

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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