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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得朋友同意,针对反毛言论发放一些太祖的历史资料 -- 程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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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二章 军事专题 一

第二章

军事专题

反毛言论一: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抗日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驳:

(一)共产党军队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

1、共产党军队抗战成绩:

共产党军队装备低劣,国民党军队各种条件优厚,且99.5%以上的外援都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军队在敌后进行游击,当然合乎情理。况且,1966年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里也记载:“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蒋介石)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决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协由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要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成大胜’。”不硬拼不是蒋介石的“旨意”么?难道轮到共产党军队就另当别论吗?

除了早期的淞沪、武汉等少数战役外,尤其是1939年进入战略相持以后,大多数“会战”兵力规模(日军)并不比敌后反扫荡作战大 ①。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不仅不是“游而不击”,而且是恶战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一直高于正面战场,且抗击着伪军③。自1944年春,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展开局部反攻,到1945年更是积极大反攻,解放众多地方与人口④。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毙伤俘)日军52万-55万余人,再加上消灭的伪军,共150多万,而国共兵力比例是200:5 (初期),460:120 (后期),这个成果是“游而不击”能得来的吗?

2、日军评价:

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代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1943年,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伪中华社讯:“共产党军……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1944年,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二)国民党军的作为:

1、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⑤,投敌人数却相当惊人,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占全部汪伪军62%⑥。如此相比,还敢说国民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吗?

2、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对日宣战后,蒋介石政府才对日宣战。

3、积极剿共:

在共产党军队艰苦抗战的时候,国民党却背后捅刀子,皖南事变不用再说,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一直做着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然而,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重庆居然还给伪军发饷以支持他们剿共⑦,乃至国民党军配合日军攻击共军⑧。

4、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国民党军:

1944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国民党军几十万人打不过日军几万人,溃逃时被老百姓攻击,5万士兵的武装被解除⑨。

5、因太差劲才被日军保留不灭:

日本人认为日军可以与重庆共存,却不可与共产党共存,消灭了重庆则抗战的中国将落入中共手中而使局势危险,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⑩。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

① 日军作战以大队(营)为基本单位。每个大队战斗兵员800余人,全部兵员1000余人, 再加上支援部队(骑,炮,工,辎)要超过1500人。日军正面战场作战,规模最大的几次(如长沙,随枣等),投入兵力叁十个大队左右,四、五万人,多数战役投入兵力只有十几至二十个大队,二、叁万人。而敌后战场,日军对共军军分区一级的扫荡作战,投入兵力至少十个加强大队,一万五千人以上。这样的作战有上百次之多。而投入叁、四十个大队,五、六万以上兵力的扫荡作战也有将近二十次。1941年扫荡晋察冀动用了八十多个大队十多万人。 数千人规模的扫荡更是数不胜数。而且这些战役除日军外还要加上相当规模的伪军。

②1、晋察冀反“8路围攻”。37年11月24日——12月22日。日军20、108、26师团,中国驻屯兵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军区1万5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2、收复晋西北7城之战。38年2月22——38年4月1日。日军109、26师团各一部攻共1万多人,攻占黄河东岸晋西北7城,威胁陕甘宁。八路军120师358,359旅和警备6团共5个团1万多人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战败,八路军攻克晋西北7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根据地。

3、晋东南反“9路围攻”。38年4月4日——38年4月27日。日军20、108、16、109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东南根据地。八路军晋东南军区129师、115师344旅689团,决死1、3纵队共2万7千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长乐村一战差点全歼108师团117联队,狼狈撤出晋东南根据地。

4、晋察冀秋反围攻。38年9月20日——11月7日。日军110、109、26师团+独立2、3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少将常冈宽治被击毙,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5、冀中反“5次围攻”。38年11月12日——39年4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独立8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中根据地。八路军冀中军区2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中根据地。

6、晋南反“11路围攻”。39年1月——39年3月。日军110、27师团各一部+114、10师团+独立2、3 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南根据地。晋南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7、鲁中夏季反围攻。39年6月1日——7月14日。日军5、21、32、114师团+独立5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鲁中根据地。鲁中军区3万多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南根据地。

8、太行夏季反围攻。39年7月——8月。日军10、20、35、36、108、109师团+独立4、9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9、北岳冬季反围攻。39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110师团+独立2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北岳根据地。八路军北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阿部规秀被击毙,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10、鲁南春季反围攻。40年4月14——5月5日。日军32、21师团+独立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鲁南根据地。鲁南军区八路军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南根据地。

11、晋西北春季反围攻。40年6月7日——7月6日。日军26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2、百团大战,不用多介绍了。

13、皖东秋季反围攻。40年9月5日——9月17日。日军10、17师团,大举围攻新四军皖东根据地。新四军皖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皖东根据地。

14、太行秋季反围攻。40年10月6日——11月14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15、晋西北冬季反围攻。40年12月14日——41年1月24日。日军26、37、41师团+独立3、9、16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晋西北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西北根据地。

16、鲁西春季反围攻。41年1月11日——2月10日。日军32、21师团,大举围攻八路军鲁西根据地。八路军鲁西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鲁西根据地。

17、冀东夏季反围攻。41年5月——7月。日军27师团+独立15混成旅团,大举围攻八路军冀东根据地。八路军冀东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冀东根据地。

18、晋察冀秋季粉碎日军“百万大战”。41年8月14日——10月16日。日军为报复百团大战,出动21、23、26、110师团+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2、3、8、15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8万多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19、太岳秋季反围攻。41年9月20日——10月18日。日军36、41师团各一部+独立16混成旅团+独立4、9混成旅团各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20、太行冬季反围攻。41年10月31日——11月22日。日军36师团+独立4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太行根据地。八路军太行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太行根据地。

21、沂蒙山冬季反“铁壁合围”。41年11月4日——12月28日。日军17、21、32、33师团+独立5、6、10混成旅,大举围攻八路军沂蒙山根据地。八路军鲁中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沂蒙山根据地。

22、太岳春季反围攻。42年2月3日——2月25日。日军41师团+36师团一部,大举围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迎战。日军战败,狼狈撤出北岳根据地。

③1938 年是58.8%,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这 5年中,还一直抗击着全部伪军。1943年抗击侵华日军的58%,伪军的90%;1944年抗击侵华日军的64%,伪军的95%;1945年则抗击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95%。

④自1944年春,敌后之八路军、新四军展开局部反攻。共进行大小战斗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2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军区歼敌72900余人,晋察冀军区歼敌45200余人,新四军〔不含第五师李先念部〕歼敌53198人),解放人口1700万余人。

战略反攻阶段: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组织了强大的野战兵团,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共进行战役、战斗55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3512处,解放县城54座,歼灭日伪军113000余人。

1945年战略大反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共毙伤俘(包括投诚和反正)日伪军35万余人,收复张家口、邯郸、邢台、烟台、威海、淮阴、山海关、焦作、长治等中小城市250余座,解放2000万人口。

⑤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⑥据《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

⑦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⑧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

⑨“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十四节)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⑩“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

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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