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迈克尔.富特的上位的确使工党逃过了一分为二的厄运，但是从所有其他角度而言这件事都是一场灾难。他太老了，太正派了，也太和蔼了，既无法克制强硬左派也不能推进工党现代化。富特的政治思路就好像一位未来的议会革命家，但却在二手书店耽搁了太久。一旦激动起来（这很经常），他的头发就会上下扇动，他的脸庞会因为激情洋溢而扭曲，他的双手会兴奋地大幅摆动，同时战斗檄文会如同滔滔江水一般从他的口中倾泻出来，其流利程度连马丁.路德都会自叹弗如。成为工党领袖的富特已经年逾古稀——1983年选举后他正好70岁——而且看上去也老态龙钟。他对于浅薄的电视作秀伎俩不屑一顾，所以他在镜头前面的形象总是乱糟糟的，还因为在吊唁一战停战纪念碑时穿一件“女式风大衣”而饱受讥讽（他自己坚称那是一件十分得体的绿色羊毛外套）。他的技巧的作用是在会议上鞭策社会主义信徒或者在下院辩论中与托利党对手短兵相接。他似乎依然生活在几个世纪之前，尽管谁也不好说究竟是哪个世纪。他与斯威夫特、拜伦或赫兹里特神交已久，却与当代社会基于电视表演、严密组织与规章管理的政治体系格格不入。他是一个漂泊在散文时代的诗人。

或许在八十年代初谁也无法管教住工党或者为无法无天的党员们套上笼头。富特的确倾尽了全力，但是在他的领导时期工党遭遇了当代最惨重的失败。强硬左派、反欧洲、反核武器以及全面国有化一切产业的工党竞选宣言被杰拉德.考夫曼（1）称作“有史以来最长的自杀遗书”。考夫曼还曾经勇敢但徒劳地劝说富特在大选之前主动下台。这次工党竞选将会作为一场最不中用、最无组织的连续几周大混乱而载入史册，任何一个当代政党对此都得甘拜下风。富特完全是一副十九世纪晚期激进分子的做派，他在公开集会之间赶场，站在拥挤的讲台上向台下信众发表文采洋溢的长篇大论。就好像他从未放下身段注意到广播时代的到来，更不用说电视了。他与自己曾经严厉谴责过的托洛斯基主义者们站在了一起，而且很明显与自己的代理人丹尼斯.希利关系紧张，即便在国防问题这样的细节事物上也是如此。威尔逊与卡拉汉这两位工党前首相都公开批评富特那极富原则的单边主义。在这一切过去后，工党居然奇迹般地获得了第二名的位置并成功击退了苏民党-自由党同盟。人们对富特的感情很深厚，以至于他在大选落败后立即退休之时并没有多少人来追究他的责任。

不过这也意味着当尼尔.基诺克接手工党党首之位时他肩负了之前任何一位工党领袖都未曾享受过的改革使命。“享受”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并不准确。基诺克赢得了压倒性多数，获得了71%的选举团选票，相比之下与他最接近的罗伊.哈特斯利（2）只有19%，而最明显的左翼挑战者托尼.本由于失去了自己在布里斯托的议席而离开了议会。基诺克在一系列火热的演讲后当选党首，对于任何一位非革命人士而言他都是个左派。他希望英国尽快放弃核武器，他相信国有化与计划统筹，他希望英国从欧洲抽身，他希望废除私人诊所与托利党制定的工会法律。而且他与本党之间唯一的冲突也只与组织事务有关，例如他支持强迫工党议员接受再拣选，这等于将绞索交到了激进地方活动家的手里。但是在1983年的大混乱之后，他很肯定工党需要根本性的改革。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当代英国对于媒体进行彻底控制的做法源自彼得.曼德尔森就任工党联络主管之时，但实际上早在生于澳大利亚的激进民权运动人士帕特丽夏.赫维特（3）加入基诺克的新班子之后这一点就开始了。她是第一个将政党领袖与记者隔离开来的人，她对采访严加控制，将基诺克当做一颗宝石，安放在赏心悦目的背景之下。基诺克自己也知道旧工党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多么不堪，因此对于这种种包装手段也就听之任之，尽管可能不大乐意。他在身边聚集了一彪强硬而好战的助理人马，其中很多人日后都成了布莱尔政府里的大臣——例如魁梧的查尔斯.克拉克（4），一位执掌重权的白厅官员的儿子；狂放的前共产主义工党后座议员约翰.瑞德（5）；赫维特本人以及彼得.曼德尔森。基诺克是第一个与一度遭到厌恶的广告世界眉来眼去甚而发生肉体接触的工党政客。他还寻求过支持工党的演艺界人士的支持，例如崔茜.尤玛（6）以及比尔.布拉格（7）。这一切都发生在布莱尔提出“酷不列颠”的概念之前很久。他将自己打扮一新，放弃了曾经让他在同事间大受欢迎的随便与人称兄道弟的作风，还为影子内阁引入了一套新的纪律规章，如果他在5年前就把这套规章提出来一定会被人赶出影子内阁。

在下院基诺克一直竭力试图在撒切尔最风光之际挫其锋锐，这样做很困难且很少获得成功。这两人之间的彼此厌恶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激烈。工党一度十分难看的民调结果开始得到了缓慢的改善。关于“基诺克因素”的说法也有人提了出来。但是此时工党面临着无论是流行歌星、广告界的朋友还是教育良好、冲着记者狺狺狂吠的澳大利亚女士都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首先，工党内部栖息着一批力量可观且声音洪亮的少数派，这些人根本算不上议会政客，而是种类不同的革命派。其中包括阿瑟.斯卡吉尔及其麾下的叛乱性工会主义人马；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忙着渗透工党的托洛斯基主义军事趋势；此外还有各色左派团体，一心想着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搞掉“撒切尔”（或者说民选政府）。

基诺克把他们全都料理了。要是他没有这么做新工党根本不可能出现，托尼.布莱尔也会作为一名专攻就业法的和蔼辩护律师走上一条待遇优厚且默默无闻的职业道路。但是基诺克本身也是一个极富激情的人，就当时全国的新兴情绪而言他的政策还是偏左。他踏上了一条十分煎熬的旅程，一路上要面对并打败许许多多与他年轻时的自己不无相似之处的人，同时还要稳步向舞台中央前进，尽管一直都走得不够远。在这趟旅程中，他大部分的天生机智、随机应变、感情洋溢的即兴演讲与欢快的身体语言都将遭到沉默，尘封与沉降（他本人很可能在这里押个头韵）。他当年涉足政坛时将政治视作两队抗衡的英式橄榄球，所有参与者都十分享受的激烈接触性运动。但是成为党首后他发现政治比橄榄球更为认真、可怖以及更加不择手段。比赛规则正在改变。周复一周他一直在挑战撒切尔的过程中与一个多年之前就已经形成坚定政治原则的人进行着对抗，她的行为则是对这些原则的体现，无论他人是否喜欢。但是他却有必要时常改变，不断前进，既无法放弃自己早年的信仰又无法完全坚持按照这些信仰行事。他总是不得不潜形匿迹，两面下注，总是回避攻击而非直接反击。报界很快就送给他一个“威尔士风箱”的雅号。

基诺克所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来自煤矿工人罢工。正如我们所见，基诺克与斯卡吉尔彼此厌恶——说句实话，全国煤总主席可能是地球上唯一一位比起撒切尔更令基诺克感到厌恶的人。他不相信斯卡吉尔的目标，唾弃他的战术，而且很早就意识到他注定失败。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威尔士矿工的子弟，基诺克无法在抹黑罢工的同时不触及自己的出身。但是他知道罢工是一场灾难。随着暴力的扩散，保守党与报界都期待着他谴责纠察队并为警方美言，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他身边有太多人认为暴力事件的发生都是警方的过错。随着罢工的深入，一个很明显的策略就是批评斯卡吉尔未能组织全国投票。但是明确意识到矿工感受的基诺克实在无法在此时此刻批评深陷苦战的工会。前有撒切尔，后有斯卡吉尔，夹在中间的他尽管他依然口齿流利甚而滔滔不绝，但是却连一句囫囵话也说不了。在下院里他面色苍白地忍受着托利议员周复一周的嘲讽，说他行事软弱。在煤矿上他则沦为了矿工口中没有胆气支持自己人的矿工劣种。于是他开始长篇大论地为煤炭业以及托利政府的强硬手段辩护，可自己也很清楚这些说辞差不多只是照抄了当时吞噬全国的纷争。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在这个局中基诺克至少成功地避免了将工党与全国煤总在中间派选民的心目中拧在一起，确保了斯卡吉尔的彻底失败不会牵扯到工党。但是这一年他什么别的事情也没能干成，他的前进势头就此烟消云散，他早先火焰燃烧般的自信也遭到了压抑。他失去了自己的魅力，一位失去魅力的威尔士政客就好比一位豁不出脸皮的犹太经纪人一样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