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拿什么拯救你，我的身体？ -- talanet

更重要是，养生之人需要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努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做到温和、善良、宽宏、幽默。

　　从张悟本到李一再到马悦凌，养生导师一个一个地倒下，已经被西医逼到养生领域的中医无异又被火上浇油烤了一把。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放弃了西医手术、放疗、化疗的“老三篇”，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治愈了癌症，获得了新生以及长寿。比如前文提到的老布、潘肖珏、黑剑等人。

　　也许他们的事例还不具有普遍意义，也许仍有人对此嗤之以鼻，但从周刊记者多方采访综合来看，他们践行的养生之道却又是值得玩味和借鉴的。

　　现代人到底该如何抗癌、养生？且看抗癌斗士、老中医如何解释。

　　“坚持这副药，很苦”

　　潘肖珏教授治癌共有三种兵器：月见草油，硒(硒抗癌的原理就是“抗氧化”，它能够清除过剩的氧)和改善酸性体质。

　　当下有个科学数据不容怀疑：酸性体质不一定患癌；但是癌症病人却百分之百是酸性体质！由此看来，彻底改善体液酸化的状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健康人体，血液的pH值恒定在7.35-7.45的弱碱性范围中。很多酸性体质的人，身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pH值每下降0.1，胰岛素的功能就下降30%。pH值低于7时会产生重大疾病。

　　国内外科学家目前的共识是，百病皆从“酸化”始，像癌症、痛风、消化道溃疡、顽固性便秘、高血压、糖尿病……都和体质酸化关系密切，酸性体质甚至会损伤孩子的智力。英国牛津大学曾经对42位儿童做过跟踪调查，结果发现孩子大脑皮层的碱性越强，智商越高。反之则智商越低。但酸性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多食果蔬类的碱性食品，必要时可以补充一些甲壳素(医学名几丁聚糖)或小苏打。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或者说更为重要的致癌原因是人经常处于负面情绪中。相关临床研究证实，忧郁、失望和难以解脱的悲哀似乎是恶性肿瘤的前兆，而且多发生在恶性肿瘤起病前一年左右。国内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恶性肿瘤病人65%在发病前一年间多次有过焦虑、失望、悲伤和抑郁情绪。

　　心理因素为何能引起癌症的发生呢？根据目前的研究，原因主要是不良情绪能对机体免疫机能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免疫系统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消灭功能。在健康人的体内，虽然正常细胞也存在着发生突变而成为癌细胞的可能，但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在这些细胞增殖之前，及时地将它们破坏和消灭。但是，如果人的情绪或其他心理因素长期不好，则会降低体内的免疫功能，从而丧失对癌细胞的“监管”功能。

　　为此，潘肖珏提出了一个最新的观点：空腹力提升免疫力，适度的饥饿很重要。

　　人的身体只有在饥饿的情况下，吞噬细胞才会出来活动，吸附人体的毒素。“就像家里养的猫，你若喂饱了，它就不逮老鼠了。”她提出了三种途径来实践自己的空腹力，一是半日断食法，即三餐中有一餐不吃主食。曾经古人推崇的“过午(下午3点)不食”如今已不适合现代人，但可以早餐的时候只吃果蔬，不吃主食；第二种方法是，三餐都吃六七分饱；第三种是，晚饭少吃。(潘父也曾经有过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不能手术而只能回家静养，十几年后心电图检查正常。潘父的经验之一即为此。)

　　潘肖珏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只吃果蔬的早饭还可以吃点馒头加个水煮蛋，中午就应该补充足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晚上则可以以碳水化合物为主。”

　　潘肖珏推崇的养生抗癌还有一招是“一针二炙三推拿”的经络疗法。自称对能量医学越来越有兴趣的她认为，这恰恰能极大地提升人体的自愈力。而针灸推拿，从人体的经络穴位入手，这种物理疗法，绿色、低碳。尤其是温针灸，具有很好的养生效果。”

　　“在我看来，全世界治疗癌症的医学有两派，鹰派和鸽派。鹰派，注重的是疾病，是那个局部的病变：而鸽派，注重的是生这个疾病的人，评估的是病人的整体状态。所以，二者的治疗风格也大相径庭：前者霸道，以赶尽杀绝癌细胞为目的；而后者王道，以扶正来驱邪。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癌症治疗，是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自身的免疫系统也被摧毁了。结果这些人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治疗后的并发症。”潘肖珏表示她更倾向于鸽派，“对待癌症细胞，不要那么敌视，而是让它休眠，赢得时间，加速提升自身的免疫力；也可以与它和平对话，让它改邪归正，变成好孩子，这是完全能做到的”，她说，“在美国，这叫做‘免疫编辑’，也是科学家最近新研究出来的。”

　　潘肖珏特别指出，养生也好，抗癌也罢，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坚持这副药，其实是很苦的”，但是“你要知道，没有时间坚持，就会有时间生病”。

　　鸽派不是“海外奇谈”

　　出身中医世家的“铁杆”中医彭坚指出，潘肖珏教授把对待癌症的做法分成“鹰派”、“鸽派”，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实际上，“鹰派”在近现代医学领域中，已经统治了一百多年，“鸽派”的观点则刚刚冒头，甚至还谈不上所谓“派”，“鸽派”的观点在人群中还得不到广泛的认同，特别在中国，甚至被视作“海外奇谈”。

　　近代医学一直是“鹰派”当家，“对抗治疗”是近代医学的主要手段。不但是对待癌症，对待所有病原微生物所导致的疾病，西医一概是以“杀死”、“消灭”、“除恶务尽”作为治病的终极目标。

　　发现是细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用磺胺、抗生素杀死它；发现是细胞增生变异引起的癌症，用手术割除、用放化疗杀死它；发现是病毒引起的疾病，也想杀死病毒，但因为目前还没有发明出有效杀死病毒的药物，只能用免疫制剂来预防。

　　所以一遇到“甲流”这样的并非严重的病毒性疾病，一旦发生，现代医学也感到神经紧张。人文学者王一方(北京大学教授，原上海少儿出版社社长)有一段精彩的论述：“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模式’，有‘敌人’，有‘杀伤性武器’，有‘战场’，有‘战斗’，把治疗关系定格成对抗关系，药物手册里有许多类药物都以‘抗××’命名，如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感染药物、抗肿瘤药、抗过敏药、抗贫血药，连维生素C都曾叫‘抗坏血酸剂’。其实，维生素类是营养要素，补充型的治疗思路，而非对抗型思路。从医学人文的角度看，‘战争模式’的治疗观容易产生两种迷失，一是把病人当‘敌人’，把疾病与生命混为一谈，抗生素的摄入不仅杀死致病的细菌，作为代价，也杀死了正常的菌落，使体内菌群生态发生倾斜，同时，抑制体内免疫功能，中间代谢物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二是确立了外在干预(涉)占主导的治疗观念。”

　　人类与癌症斗争了几千年，现代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对战胜癌症充满了信心。美国政府在1960年曾经提出两项宏伟的计划，一个是“阿波罗工程”，一个是克服癌症。在1969年，不到十年工夫，人类就实现了登月的梦想，而癌症不仅没有攻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仍然高居疾病谱的前列。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手术、放疗、化疗，成为治疗癌症的三大法宝，目的都是杀死癌细胞，至今为止，还是这“老三篇”，这些方法实际效果如何呢？美国闻名遐迩的医学家，《细胞的礼赞》作者刘易斯·托马斯说，“在癌症治疗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和化疗，都属于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指向也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而另外一个学者哈定博士的调查报告更加直言不讳：“那些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接受治疗的中晚期癌症患者，不仅要承担高昂的费用，治疗的过程极其痛苦，而且治愈的几率极小。

　　这种严酷的现实使得西方在对待癌症的观点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把癌症当做敌人，“与癌共生”开始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这种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第一，每个健康的人每天都在产生一定数量的癌细胞，只要免疫系统健全，这些癌细胞随生随灭，就不会聚集成癌肿，换言之，人与癌细胞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下。第二，许多享有高龄的人在死后的解剖发现，他们生前都有癌症，是带癌生存了许多年，但在世时不知道患了癌症，更没有进行治疗。第三，很多患晚期癌症的病人，放弃手术、放化疗，以良好的心态、积极的措施对待自己的疾病，通过自然疗法、生活方式的改变等，最终获得了痊愈。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其实人体存在着一种自愈机制，医生以及病人自己所做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设法调动自身的自然疗能，来战胜疾病。作为医生，不应当依仗现代技术，过度干预和过分治疗，以免对身体造成“医源性疾病(伤害)”，作为患者，应当以平静的心态对待癌症，不必“谈癌色变”，“大部分癌症患者是被自己吓死的”，说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在西方，目前医学界广泛宣传“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告诉病人不必恐惧。对待65岁以上的晚期癌症患者，一般不再进行手术、放化疗，以免增加患者的痛苦，但给以精神慰藉、止痛药和其他对症治疗的药物，使他们有尊严地活着和保持较高的生活质量。“与癌共存”的新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之后，从1995年开始，美国的癌症死亡率开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

　　西方在对待癌症方面观念的转变，已由“对抗”变为“对话”，这个转变对医学乃至于对科学而言，意义重大。如果说在医学界存在着“鹰派”和“鸽派”之分的话，那么中医则整体属于“鸽派”。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学，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外科手术”这一种治疗手段，不以“对抗治疗”作为治病理念，而以“养生防病”、“扶正祛邪”、“调节平衡”、“却病延年”作为治疗疾病和保护健康的总原则，即使是对待癌细胞、病毒、细菌这些“致病元凶”，也不是“赶尽杀绝”，而是通过“扶正祛邪”、“软坚散结”等方法，或“给邪以出路”，或使癌肿消散于无形，这样就减轻了药物对人体的损伤，避免了病毒、细菌为逃脱药物的攻击而产生变异、释放更多的毒素来伤害人体。

　　然而在中国，“鸽派”的观点远没有获得人们的共识和推广，至少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人们过分相信现代医学技术，以为癌症只要进行了手术、放化疗后，就可以获得痊愈，或延缓生命。2、中国人讲究孝道，父母患了癌症，子女不忍心不尽力救治，哪怕倾家荡产也愿意，他们并不知道其实很多情况下的治疗是雪上加霜、增加痛苦。此外，具有宗教情结的中国人不多，对死亡的恐惧比其他许多民族要强烈，即使病入膏肓也不惜代价期望挽回生命。3、医院一方面是迫于世俗的压力，出于无奈，一方面是受到利益的驱动，不惜过分治疗、过分用药，用最好的仪器检测，用最昂贵的进口药，上演着一部又一部“真实的谎言”。

　　贪念伤身

　　上海市著名老中医唐国章认为，养生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提高生活质量，获得健康；另外还有一个是延长生命的时限，尽量长寿。

　　实际上，健和康是有区别的。健主要强调形体，如果一个人体格强壮、气血充盈，那么这个人是健美的。康强调性情，要求人保持一个愉悦、开心的状态。你要是一直心情压抑、双眉紧锁，那么这个人是不康的。

　　人健康了，就会有两个能力，一个是叫抗病能力，一个是适应能力。也就是说有了健康的身体，人就可以适应各种恶劣的环境。那些去郊区生活，或者经常去旅行的人，就是通过性情上的调理获得身心健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寄情山水，拥抱自然，无疑是颐养性情、保持健康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黄帝内经》中谈到人的生命极限，认为人能活到100-150岁左右。而现代医学以细胞的分裂次数来计算人的寿命极限是175岁。老龄委曾经在全国做过调查，男性的最高年龄是131岁，女性是122岁。按照人类寿命极限来说，六七十岁还处在中年，而不是老年时期。

　　为什么现代人达不到这个生命极限呢？一是生活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贪。“无论是身体也好食欲也好，事情也好，都是贪得无厌。贪到什么什么程度呢，为了达到私欲，把我们每天要吃的食物都搞成毒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损害人家的利益，这是现代社会个人心态最具体的显现！我们应该有个限度，对金钱的愿望也好，对事物的愿望也好，对生活的愿望也好，都要有一个限度，到了这个限度就要停住了，否则的话不但伤害自己，还要伤害自己的后人。”

　　倒过来说，老布、潘肖珏，还有黑剑、王青松夫妇，他们放弃了工作，整个人都静下来，把人的私欲都去掉了，静静地回到了最原始的方式，就是一天没有什么他求，仅求温饱而已，反倒把生命维持了。我们中医讲他静下来了，或者说松下来了。人松下来了，细胞分泌也就正常了。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的。正常人身上有，病人身上也有，癌细胞严格来讲，就是一个正常细胞在某种情况下，产生的变异。本来一个细胞是圆的，现在变成扁的或者是长的了。它为什么会变呢，医学上讲是炎症，炎症反复发作，正常细胞变成不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了。西医做过实验，人处在愉悦的状态下，他的细胞都是圆的；人处在愤怒或者是压抑生气的情况下，他的细胞都是变形的。这也倒过来也印证中医强调的，要心情愉悦才可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

　　修身养性可以延年益寿，可这身心又该如何去养？唐国章给出两个简单的字：摄与练。

　　摄跟饮食有关。“现在的人都要吃好的，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是属于乱吃，没有章法。实际上从养生的角度，我认为吃东西只要吃四时的东西，简单说就是要吃时令的东西。反季的东西有毒，会对人造成伤害。这个毒并不是西医所指的病毒，而是伤害人后生病的毒。比如冬天吃西瓜，脾胃虚寒的人就会泄泻。

　　“又比如药补，也应该和时令结合起来。春天的时候，主要是调理肝，这样的药主要是当归和芍药。夏天应该要解脾胃，夏天都是湿比较重，那么调养的药应该用茯苓和白术。秋天主要是养肺，养肺的主要是沙参、麦冬。冬天主要是补肾，养肾的药比较多，首乌、熟地、鹿尾儿、鹿茸，还有时髦的冬虫夏草。还有很重要的一脏，就是心脏。所以在补四脏的同时要加上去。它主要是丹参和黄芪。”

　　练，既指呼吸吐纳、静坐这类特别适合老年人、有大病的人的放松方式，也包含体育运动等较为激烈的方式。总而言之，一定要在“练”后产生一种愉悦的心情。如果运动以后产生了烦或者是累，或者是萌生不舒服、不愉快的心情，那肯定没有达到目的。

　　“养生不是医生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章原博士师从国医大师裘沛然教授，作为裘老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人学散墨》执笔之一，深得裘老养生技巧之精髓。

　　章原指出，现代养生的最大误区在于很多人身体有了病才想到养生，而中医养生的至高境界当是“治未病”。《黄帝内经》中早有描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现代人养生注重饮食，却较少关注精神调养。而在养生当中，最重要的却是养心。“一生淡泊养心机”，这是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人的七种情志，过了头就是七情过激。

　　都市人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过着工作紧张、人际关系复杂、缺少锻炼、应酬过多、饮酒熬夜的不良生活，长期处于高压、紧张、焦虑的情绪之中，五脏六腑难免不出现问题，从而导致神经衰弱、血脂高、血压高、痛风、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产生。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2025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糖尿病患者会从8400万增加到2.28亿，全世界糖尿病患者预计会从1.35亿增加到3亿。这都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给国家卫生资源带来巨大负担。所以，养生不只是医学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因此，有机会放下工作，避开城市的喧嚣，到远郊、山林去居住、旅行，呼吸新鲜空气、饮用甘泉，尝食没有污染的农家蔬菜，摆脱烦恼，放松情绪，锻炼体魄，经常如此，不仅对健康有利，也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不失为一种调剂生活节奏的好办法。

　　但更重要是，养生之人需要修正自己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努力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做到温和、善良、宽宏、幽默。魏晋时期著名的学者和养生家嵇康在《养生论》中说：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最后一句话特别富有深意：只有忘记了物质享受给人带来的肉体的欢乐，而后精神上才会充实，只有摆脱了对生死的牵挂，而后身体才会健康。

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给人生一次“跳出来”的机会

　　连日来，一则消息在上班族之中引发了强烈震动。7月2日，年仅39岁的著名媒体人、凤凰网前总编辑吴征因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白领阶层生命健康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通货膨胀的攀升、生活成本的增加、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都市职场人背负的生存压力也层层加码。工作中追求更出色的业绩、更快的晋升、更高的薪水，宁愿选择承受持续高压力高强度的工作方式。

　　猝死、过劳死，这些名词早已不陌生。近年来，28岁的郑州电视台记者刘健、37岁的南宁电视台主持人徐谨都在风华正茂之际因心脏病突发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连续出现的几例“职场人过劳猝死”案例，再次为人们敲响警钟。

　　据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过劳”的情况接近六成，包括24小时待命、没有周末、在办公室“安家”等等。另据《2011职场人工作强度与压力调查》显示，到野外亲近大自然是职场人首选解压方式。

　　其实，在西方，很早就流行着一种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说法，它是指改变你人生的一趟旅程。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一次跨国长途旅行，旅行的同时观看世界，认识自我，明白自己到底需要什么。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诞生了这样一批青年人，他们抵抗社会既有的各种制度和观念，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不满。他们倡导和平非暴力，反对战争；他们提倡“爱”，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主张性开放；他们追求自由，同时也依赖毒品。他们被当时的西方社会称为“颓废的一代”——嬉皮士。

　　到了80年代。一部分嬉皮士开始回归他们一度反抗唾弃的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过起正常人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可能也是嬉皮文化向主流文化妥协的结果。

　　只是，不管嬉皮文化是多么地非主流，嬉皮士的流浪式生活，勾起了青年人对外面未知世界了解的渴望，成为了青年环球旅行的导火索。于是，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的80年代， 当一批批的嬉皮士回归社会的时候，另一批欧洲青年背起背包又开始出行，在全球掀起了背包旅行热。甚至，西方的许多大学教育鼓励学生外出旅行，增长见识，拓展眼界。

　　“间隔年”就在那个时候诞生的，“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期的旅行(通常是一年)，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社会的生活。在“间隔年”期间，学生在旅行的同时，通常也适当做一些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他们相信，这样更加有利于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今，还有一种“Career break”的说法，指的是已经有工作的人辞职进行间隔旅行，以调整身心或者利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充电。

　　体验“间隔年”不是流浪，不是过放荡的生活。无论是学生的“gap”抑或工作一族的“gap”，都是为了从固定不变的生活模式中暂时跳出来，去另外一个环境体验新的生活，经历更多以更好地认识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就像《为什么要有间隔年》那篇文章所说：“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其实，只需要给一次‘跳出来’的机会，或许就得到可支撑整个人生的幸福。”

　　不迟到的人生旅行

　　当了解到这个概念后，广州的的孙纯东计划了一次为期3个月的迷你“间隔年”。不料一些意外，使旅行成了辗转亚洲多个国家的远足，历经13个月。虽然他因此丢掉了工作，却找回了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还遇到了日后的妻子。“间隔年”结束后，他用1年零8个月，将路上的点滴整理成文，出版了《迟到的间隔年》。

　　尽管整个行程中，孙纯东彻底摆脱“寂寞星球”的“束缚”，但第一次接触到“间隔年”这个概念，去仍是来自这本著名的私人旅游指南读物。“一个伊朗的朋友来中国时，带给我的一本寂寞星球的《间隔年》。看完后，觉得这个概念很酷，可以出来玩，同时又能做义工。虽然不包膳食和住宿，但义工听起来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孙纯东说，他最初的间隔年动机“十分虚荣和卑微”。

　　当时，孙纯东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按他书中的记述：“每天对着电脑上班，时而出去开开小会办办事，工作强度不是很大，有一个很好的上司，领着自己可以接受的薪金。”平日的生活也算过得有滋有味，年度的单位旅游、各种各样的朋友，闲暇时还能继续的兴趣爱好……生活的“无可埋怨”，还是无法拴住孙东纯骨子里的不安分。不过让他感到欣慰，因为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寻找，进而更好地面对原来的生活。

　　他开始为出行做准备，向印度的几家义工中心发去申请信，很快得到印度中南部一个艾滋病组织的回音。于是他计划花两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做义工，花一个月到西藏旅行。“我把自己的决定告知身边的人。父亲很明确地告诉我，我的间隔年计划因目的性不强，注定会无功而返；我妈妈是洒脱性的中立，说只要我开心便去吧；家里只有姐姐站在我的一边。”身边的朋友听到他间隔年的计划，有的似懂非懂但表示赞成，有的保留意见一笑置之，有的则大骂他神经病。但对他来说，别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当时，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沉浸在‘在路上’的亢奋中。”让人没想到的是，孙纯东的上司竟然同意，给3个月的假期。

　　不料到了泰国之后，信用卡的问题让他多逗留了一个多星期。老挝与缅甸陆地无法过境，又让他绕行云南。到达印度时已经过去3个月。为了能完成“间隔年”，他选择辞掉工作，继续旅行，开始了他名副其实“迟到的间隔年”。

　　原本，孙东纯一直透过网络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间隔年”故事。没想到的是，2008年有出版社联系他，他便在自己网络博客的基础上，更加详细地增加了义工生活的部分，突出“间隔年”的主题。

　　书整理出版的过程，也成了一次回顾。“写到什么地方，心便飘到什么地方。比如写到印度被偷了相机和钱，和当地警察周旋时的那几天，心情总是特别地沉重压抑。”同时他也会想起来那些路上的朋友们。“他们有些现在还一直在旅行，有些回来后又出去，有些和我一样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书中的彻平最近到了欧洲；有过误会的栗林毅，前阵子才邀他去爬富士山；“野人”在新加坡工作了一段时间，最近去了尼泊尔、印度学冥想；庆惠回到东京开始学习包装手艺，最近去了巴厘岛……孙东纯说，由于书以“间隔年”为主题，那些与主题不太相关的故事就被删减了，“起初我以西藏为终点，最后去了尼泊尔，所以那里的经历便省略了。其实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丢了护照、遇到没有钱便环游世界的韩国朋友等等。”

　　回到广州以后，孙东纯开始并不适应“正常生活”，甚至会感到沮丧。“我在书中也写到，这中现象叫‘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间隔年的路上，从一种文化转移到另外一种文化，一次次尝试放下自己的文化习惯、思维逻辑以及价值观念，去适应身处的文化氛围当中，经历着从新鲜亢奋到文化冲击，又从矛盾抵制到文化适应的过程。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面对原来的文化环境，也变得需要时间去适应。在外的时间越长，这种不适应的感觉可能也越强。”

　　对于如何调整这种心态，孙东纯显得颇有心得：“第一，要肯定自己间隔年的正面意义，不要因为这种不适而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第二，要知道，一次间隔年并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旅行家，最重要的是从间隔年得到的‘心’的东西而不是知识；第三，社会是现实的，旅行却十分感性，似乎两者水火不容，但我们如果可以尝试用远足的心来生活，这样的生活可能更细腻、丰富，而且容易让人感恩。”

　　如今，孙纯东已经随他的日本妻子沙弥香到静冈定居。沙弥香是他在间隔年中遇到的女孩，两人在途中产生感情。但由于沙弥香早已签约，将在当地一家国际红十字会属下的医院服务，合约期为4年。想要在一起，孙东纯就必须去日本生活。最终他选择追寻幸福的脚步。

　　对于旅行，他仍有很多计划。“人的一生，要想有两次间隔年不大可能，而且一个人经历了长途旅行，可能短期旅行就变得不怎么吸引人。间隔年回来后，旅行依然是我的兴趣，但不是生活必需的“调味料”。“现在他最期待的，是计划一次和妻子以及双方父母亲一起的旅行。“我和妻子是在路上认识的，也希望可以让爸爸妈妈分享我们的旅行感觉。”

　　说到间隔年对自己的影响，孙纯东回答：人活着为了什么，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间隔年”的旅行无所谓迟到，一只背包+轻松的心态，每个人都该拥有自己的“间隔年”。“间隔年”这个并不新鲜的旅行概念，也为更多的中国青年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