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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工人反对派》(李星改译) -- 包子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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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分歧的根源

分歧的根源

弄清「工人反对派」与我党领导核心官方观点的分歧根源之前,需要牢记两个事实:首先,工人反对派产生于苏俄工业无产阶级的深处,不仅七百万产业工人的苦役般生活与劳动条件培养了它,我们苏维埃政策对共产主义纲领之清楚、明晰、经受阶级考验诸原则的偏离、摇摆、矛盾与直接背弃,也培养了它。

第二,反对派并非盘踞于某个中心,不是个人纷争与不和的结果,而广泛散布于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对工人同志提出、表达和定形分歧根源并确认工人反对派意欲何为的每次努力,全俄各地报以友好回声。

目前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工人反对派」与上层众多流派之间的全部纷争根源,完全在于对工会之任务和角色的理解有异。这不对。分歧更深。反对派的代表并不总是擅于清楚表达和准确查明这一分歧,可一旦触及我们共和国建设的系列问题,在具有经济政治特征的系列基本原则上,就立即暴露了分歧。

党的九大上,就「集体管理」与「一长制」问题,我党领导上层与阶级地组织于工会中之无产阶级的代表,首次表现出两种观点。反对派当时还不是一个组织明确的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工会——按成分论纯粹的阶级组织——代表发言赞成「集体管理」,而习于从苏维埃-部门政策的视角评估一切现象的党领导高层,发言反对。这一政策要求精细的技巧去适应居民各社会集团(无产阶级、农民-小私有者、以全部种类与结构之专家、假专家面貌存在的资产阶级)的需求,这些需求带有社会异质性,有时政治上彼此矛盾。

为什么工会顽固坚持「集体管理」,却也不善于以科学说明的原理加强自身理由,而「专家」的保卫者同时维护「一长制」?因为这一争论(尽管双方都否认问题的「原则」意义)中,本质上说,两种历史地不可调和观点[冲撞在一起]。一长制——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即从自我出发)世界观的不可分割产物。一长制,即脱离集体的个人「自由」孤立意志、表露于全部领域——从确认国家的独断首脑,到工厂经理的独断——这是资产阶级思维的最高智慧。资产阶级不相信集体的力量。它只爱「编练群众为驯服羊群」,并以个人意愿驱使羊群到领导者认为需要去的地方。

相反,工人阶级及其理论家知道,本阶级的共产主义新任务只有通过集体共同创造,工人自己的总体努力,才能达成。工人集体越紧密,群众越将被自身集体共同意志与共同思想的表现所教育,本阶级越能快速充分地落实任务,即创建不是分散的,而是统一和谐紧密连接的共产主义新工业。只有同生产有实际关联的人,能把有活力的创新性带给生产。放弃原则,即放弃生产管理的集体原则,是我党的一时妥协,权宜之计,是对我们在革命第一阶段如此热切奠定和坚持的阶级路线之一部的背离。

这一切为何发生?在革命战斗中锤炼考验过的我党,是怎样让自己被带离阶级正道,开始沿着小路行进,这条小路曾被党如此仇视并百般诅为「见风使舵」?

对此我们稍后作答。暂时转向另一问题:「工人反对派」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春天召开了九大。同年夏,反对派全无表现。共产国际二大上对工会问题的疾风暴雨争论上,也没听说过它。但基层深处,经验与批判思维的积累工作已在进行。1920年9月党的代表会议上,这一积累工作首次有所流露,虽远未成形。相关思想暂时徘徊于否定和批评领域。定形的正面主张尚未存在。但显然,党已进入新时期,党内存在骚动,「基层」要求「批评自由」并大声疾呼官僚制度窒息他们,不给有生气的活动或倡议表现以空间。

党内领导层考虑到了这一发端的骚动,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出面,高层给了许多口头担保,如批评自由,扩大群众自主行动,与官僚制度的有害倾向做斗争的必要性,严惩背离民主原则的所有上层分子…… 讲得很多很好。但言行差距甚远。九月会议虽有季同志慷慨许诺的演说,但既没使党,也没使广大工人群众的生活起任何变化。滋生反对派萌芽的根源并没消除。在底层,暗藏的不满、批评、思考活动在持续积聚。

暗地里的骚动冲击到了领袖上层,在上层也引起了意外的尖锐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我党中央领导圈子的分歧,正是在工会角色的问题上显露了全部尖锐性。这很自然。

目前,反对派与党高层的这一争议,尽管不是唯一一点,就现状而言,毕竟是我们全部国内政策的中心问题。

工人反对派及大纲尚未把基础原则——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生产组织领域赖以立足的基础原则——固定下来,党内领导层已有剧烈分歧。就共产主义新基础上,如何评价工人阶级组织的生产重建角色一事,党中央分成几个集团。列宁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布哈林算是中间的缓冲。

仅仅在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和随后的时间,才绝无半点疑义地搞明白,党内存在着某个团结一致的集团,它首先围绕着关于工会任务的原则提纲,联合在一起。这一反对派没有任何大理论家-领袖人物,一边遭到党内各位极具威望领袖的最猛烈痛击,一边成长与巩固着。主要的是,它在劳动俄国蔓延着,弥漫着…… 假设它仅盘踞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是一回事。但并非如此,从顿巴斯、乌拉尔、西伯利亚以及系列工业中心报告我党中央:当地「工人反对派正在形成和活动」。事实上,这一反对派在各地显露头角时,远非处处符合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工人取得一致的那些观点。有时反对派的说法、要求和宗旨具有许多不清晰、含混与小题大做之处,却忽略了基本观点。但有一点不变:谁将在经济建设领域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创造性?是与生产有着直接生命联系、按构成来说属于阶级机构的产业工会,还是与直接的活生生经济-生产活动脱节的苏维埃机关?而按社会成分来说,苏维埃机关带有混合性。这是分歧的根源。工人反对派维护前一原则。无论对个别次要问题的纲要主张如何相持不下,我党高层以令人感动的团结维护第二种原则。

这展示着什么?

这展示着,我党正经历革命时期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该做的,不是以类似「工团主义」的廉价词语轰走反对派,而是全体同志认真深思:危机由何引发?阶级真理在谁一方——领导机构一方,或拥有健全阶级本能的工人、无产群众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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