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两句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吧 -- 黄河故人

大河奔流 导读 复 341 阅 61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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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24 01: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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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氢弹功臣于敏小传 385

  ●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和布置反导系统,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

  ●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重新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

  “国产的土专家一号”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1926年8月16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而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提前进入氢弹研究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对记者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67年6月17日8时整,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三百三十万吨。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核武器进入了新阶段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的于敏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

  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摘自《名人传记》2004年第4期作者:舒平、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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