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我与海归父亲余光生的“文革”十年 -- 夜77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35年过去了，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共和国这段历史的探究。

亲历了这段历史的亿万个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经历，而从各种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写实性的披露，是探究历史的基础。据此，我想将自己和家庭的文革经历写下来，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特殊岁月的时代印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一个壮志满怀、决心献身于祖国航空事业的24岁青年，从哈军工毕业回北京工作还不到一年。7月，正在上班的我突然接到电话，得知被批斗已近二十天未回家的父亲余光生中风住院了，犹如晴天霹雳，我真切地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

我的父亲不仅生育了我，还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和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人生价值理念的播种人。

父亲1907年1月生于日本东京，我的祖父母均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祖父余遂辛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成员。父亲幼年时随我祖父母回国，192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父亲初到美国时，正值美国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之际，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加之他参加工作后与工人阶层的密切接触，使他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2年父亲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他虽然身在海外，但当他得知延安抗日根据地需要他这样的人才时，便毫不犹豫地决定马上奔赴延安，亲自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去。1939年12月，父亲对他的战友和妻子，美国共产党员弗吉尼亚说：“我的祖国需要我，我必须回去了”。父亲忍痛惜别了金发碧眼的美国妻子，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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