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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草拟的《西路军历史再考辩》前言和后语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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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草拟的《西路军历史再考辩》前言和后语

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写在前面的话

酝酿了好几年,也犹豫了好几年,还是决心壮着胆子来写写西路军问题的考辩。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一次重要挫折。关于酿成这次挫折的成因,先后进行过两次剖折和探讨,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两次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且相互排斥:第一次的结论产生于西路军刚刚失败的1937年3月31日,这一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第二次的“结论”则缘于半个多世纪后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重新审视与探讨,一些历史当事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与其中,虽未在党内形成正式决议却也亮出了后来被学界主流广泛认同的看法: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这些看法推翻了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结论,如今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威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甚至还引伸出了诸如“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等等“阴谋论”,毛泽东也成了工于心计以权术排除异已的“黑老大”!这些不属“正式结论”却胜过“正式结论”的耸人听闻之说不迳而走,还广为流传了三十年,迄今在一些历史当事人乃至他们的子女中仍然拥有不小巿场……

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们所始料不及的。

后来直到今天的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甚至呈现出这样的反常状况:对毛泽东的批评、批判乃至诋毁,怎么着说都行;典籍中的开国领袖群体中的人物词条,只有毛泽东享受着“说了功绩再说错误”的“特珠待遇”,而其他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一直身处高位的历史人物,则只有功绩没有“错误”,有批评意见批评文章也很难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要想成书也很难通过审书这一关……

然而,在以“颠覆历史”为时髦为潮流的当今,这还只能算是冰山之一角。

君不见,这种“颠覆”,已经追剿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由此上溯到1840年……”

看来,正被或将被逼迫得退无可退的,已经不光是共产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民主革命,乃至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降前后延续了一百多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抗封建统治和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革命斗争,统统都在被颠覆被清算之列……

三十年了,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这样的“颠覆”竟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党内,到党外!

还能再退么?还有路可退么?还能退到哪里?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国号换国旗?退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替代“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退到中国共产党也改名易帜换主义?或者干脆用孔夫子来取代马克思,共产党员全都进孔子学院重新洗脑?要不就全体解散,然后分头带领全国人民一起去补“三百年殖民地”的课?……

“西路军问题”,现在已不光是“党内问题”,而成了“颠覆历史”者的一个大杀器。

这般“多米诺骨牌”效应,当年要全盘改写西路军历史的当事人们,愿意看到么?

我想他们不会愿意:真要退到这步田地,他们毕生的革命历史,全都变成了罪恶!

既然退无可退,好!那就站稳脚跟,操家伙上场,跟人比划比划。

这要操的“家伙”哩,大都是颠覆学问者们提供的一大堆原始文献史料。

哈,“没有枪,没有炮,有人给我们造”。

而笔者要做的事情,就是以子之予,陷子之盾,一笔一笔,来算个底掉儿!

那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结语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然而,一切历史的结论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

只有经过沉淀,才能得以澄清!

当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间掩藏着“黑老大”毛泽东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的沉淀……

从《西路军疑》首先发难算起,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相也被沉淀了三十年!

如今,到了将这一段被澄清的历史真相,还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了。

勿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而且还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象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象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本质的历史本象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之言: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千万不要把事实变成“儿戏”,这是治史者需要时时敲响以提醒自己的警钟。

在西路军失败成因再度被审视乃至翻案甚至颠覆的风潮涌起之时,一些亲历了这场失败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这场失败耿耿于怀的心结,加上年事已高,很难再有精力一一检点细读那些封存已久淡出自己记忆的历史档案文献,更惶论重新认识自己当年在这场失败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心态,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以及相应的角色和担戴的责任——这对这些垂垂老者们来说无疑也是一次巨大的心理重创。他们被一些因各种主客观原因选择性采撷呈现他们面前的历史碎片或断面所产生的诱导所驱使,出于纠结的情感发出或写出了一些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言论和文字,应该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然而,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如果自己书写的历史存在问题,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本书对这些经历当年失败而幸存下来的老者留下的言论和文字提出异议和批评,是出自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心理动因。而认真仔细重新计较和考量这段历史,也是在对这些历史当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誉清德负责,并不影响作者对他们传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们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过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长河的不朽英雄。

向这些老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撰他们的回顾文字的那些学者,应该跟笔者一样,属于共和国诞生之后的晚生后辈。他们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笔者正是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才有了写作本书的依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当然,交友论情,行事论理,做学问还得有“六亲不认只认一个理”的执着,笔者在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也不会客气谦让。比如,除开观点的不同,笔者对他们给李先念的“说明”提供的52份档案文献中,选择性的遗漏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电文,就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这的的确确有刻意误导之嫌,而且既是对重新审视这段重要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誉清德的损害——当时这些档案并没有公开公布,据有“独此一家”的强势而使他人无从置疑,所导出的有着明显责任指向的“定论”,当然也就很难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样的“定论”被利用发挥,收进了“非毛化”风潮的武库。

然而,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笔者在重温并学习西路军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在逐一翻捡当年那些文电的过程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冲撞于胸: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指向的。毛泽东高于众人之卓识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众望所归的原因却并不仅在于此。他在被他的同志和战友们冷落、打击、曲解、冲撞的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的同时,求共识,求团结,屈躬负重,相忍为国,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诚意去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化解“山头”隔阂,即或一时不被人理解也宁可委曲求全忍让相待,团结了许多反对过自己而又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诚而不是以权杖的威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赢得并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山头”的归一。如此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为他在群雄会萃的红军领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有过对情况的误判以及决策的误着——西路军濒临失败之时他也“病急乱投医”来着,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证实着他的洞观、远见与卓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怕挫折失败也勤于反思总结,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自己的团队和人民从错误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一次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一缕缕涓埃细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终成百川归海万众同声之势,席卷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毛泽东有过错误,甚至很严重的错误,而既或在他犯错误时,他的远见卓识也仍然幅射着强劲的穿透力!——比如,他所担忧他想避免甚至不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以图防止的“和平演变”,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了么?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都十恶不赦了,当年他麾下那些百战名将不也就沦为了“口是心非的小人”或者“没有头脑的能干打手”么——这跟当年那些对手们还有什么区别?有些红色后代热衷于为自己的父辈们评功摆好,却对带领自己父辈们开创表演舞台蹚过铁马冰河的最高统帅极尽诋毁之能事,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且心寒齿冷!如果人的选择性失忆症都能达到了这般程度,那么他们自己父辈们的英名也就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被附上“共匪暴徒”之标签,沦入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而不得超生。

试想,真要是“还乡团”杀将回来,屠戮“共匪”还需要先认认是哪个“山头”么?

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你们的父辈和你们自己。

同龄人们,年轻人们,要当心啊!

本书仅限于对西路军历史中战略决策和指挥过程的考辩,并不是西路军历史的全部。西路军将士们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转战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与同时期在其它战场转战的战友们享有同样的光荣!他们铁骨铮铮,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未向敌人低头,他们忠心耿耿,很多人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誓言!许多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即或在经历失败后仍然一心向党,不断地冲破敌人的牢笼,不断地冲破重重封锁,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人民革命事业继续战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星和建设栋梁,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笔者和笔者的同龄人心中,他们都是与日月同辉的红色英雄。

谨以此文作为本书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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