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阿桑奇和中国 -- 晨枫

农业税改革是老朱的政策造成农村萧条，然后受到包括左右各方在内的舆论压力，然后（老朱的）国务院从安徽开始试点的。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就是触发点之一，甚至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起了不少正面作用的。

把取消农业税归功于太子，比把取消农业税归功于温还要滑稽百倍。

现在太子名份定了，说好话的人也多了。十七大刚过，就有不少人替习仲勋老同志唱赞歌，还有人连《新星》的原形都归到习太子名下了（可怜的吕日周同志），当然英明的“习武”称呼以及“根正苗红”的出身也是不少同志忘不了的。至于动机么，不外乎趋炎附势的人性体现罢了。

当然也不只是太子，现在就算是在西西河，不少大棋左派也把三少当成人民的大救星啊。不过好像很多大棋左派忘了，当年不正是自己把“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三少还有中央候补委员选票倒数第一的太子当成左派的革命对象么？

把取消农业税归功于太子跟“赞老习”，“说《新星》”相比起来，还是不够高明，相差太远啊。

其实瞎猫也是“无为而治”的典型，想一想或许可以这么讲：

不管白猫黑猫瞎猫，能吃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