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四个有素质的朋友 -- dreamflyer

好久没有写帖子了，现在只是潜水员的干活。偶然看到那篇谈智商的帖子又被挖坟党翻了出来，不禁手痒，顺便写写那些智商不低，也不太高的人的故事——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当然，大家的所谓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还是和以前一样，我顺便写，大家顺便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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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学就在我住的工厂家属区隔壁。近到什么程度呢？——我曾经在我家阳台，用一支普通气枪，准确地击中某位老师房顶的电视天线杆。千真万确，那是一根竹竿，我清晰地听到“啪”的一声脆响。

距离这么近的好处是，我可以估算从家门到教室门的距离，用平均步宽测量，精确到个位数。每天早上，听到预备铃一响，我从床上翻身而起。闪电般地穿衣洗脸刷牙，提起书包就健步如飞。到了教室门口，正好听到值日生喊起立，我便从人丛中穿过。当走到我的座位时，老师恰好说“请坐”。于是我便顺势坐了下来。

细心的朋友可以留意到我忘记了梳头，也没有吃早餐。事实确是如此，所以那时我的样子很不理想：尖嘴猴腮，并且总是顶着一头蓬松的乱发。我当时有三个最好朋友，我的个子最高，形象最差。我们四个人中有两个人在中学就有了女朋友，我没有——大家可以猜到是什么原因；另一个没有是因为年龄小两岁，而且长得太奶油了。

当时，我们四个人号称厂里子弟中的“三剑客”。读过大仲马原著的人都知道，“三剑客”其实还得加上另一个人——乡下小伙子达达尼昂。当时我们都懂，但其他人听我们自称“三剑客”，往往觉得我们算术有问题。当然，这种人我们是极端鄙视的：居然连大仲马的原著都没有读过！什么素质！

由此可见我们的素质都不低，在当时足可以傲视群伦。除了啃文学原著外，我们还喜欢欣赏音乐，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几个人横躺在我那张木床上，一边看着窗外的月光，一边静静地听卡式录音机里传出来的《春江花月夜》……

除此之外，我们还喜欢做其它有素质的事情，例如背古诗，对对联，研究灯谜的谜格等。后者让我们在每年厂里的春节游园会大显身手，每次都能赢回好几块力士香皂——当时可是高级货。有一年我老爸也想去试试猜几个，但别人劝他说：你还是算了吧，派你的儿子来就行了！于是我老爸笑眯眯地铩羽而归，怀里还揣着我递给他的香皂。

我们四个人的学习成绩都不错，其中那位年龄小，略带奶油味的哥们——暂且叫他W君——最出色，我记得中考他靠了580多，全校第二；另外一位H君考了570多，也是挺厉害；我第三，560多。最后一位C君成绩不很出色，分数一般。另外，私下我们三个觉得他的智商也一般，书上那些杂七杂八的知识他根本记不住，经常被我们嘲笑。这位C君为人比较随和，被我们捉弄也不生气，属于比较憨厚的那种。他是正宗的上海人，父母亲都不会说四川话，一开口就是春节晚会里遭暗讽的那种上海腔。

从以上介绍大家可以看出，C君不是个典型的上海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精明。我们当时都颇瞧不起他，觉得这位老兄将来的出息有限。因为除了是上海人这个特点之外，他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足以让人另眼相看的地方。

谁知道，就是这一个特点，让C君在若干年之后，让我们三人大吃一惊！

又见到C君是6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是他回上海后，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可能也会是最后一次。

C君是在高二回上海的，当时的情况很明显，那些年高考就收那么几个人，凭C君那种实力，留在四川是毫无希望的。于是他的父母把他送回了上海——京沪两地的录取分数线大家是知道的。C君的父母倒是浑身透着上海人的精明，他们来四川支援三线这么久，户籍却还牢牢地留在大上海。

C君回到上海后，不久便音讯全无，只听说连上海的高考都没有上线——对这点我们并不感到奇怪。接下来他是怎么混的，我们一无所知。在六年之后，听说他回来了。大家都感到一种真诚的兴奋，毕竟是老朋友。同时也很好奇，这厮现在和我们比起来如何？——最亲密的朋友，常常是你心底最亲密的敌人。

见面了，大家握手寒暄，C君的样貌一点都没有变——这一点和我们完全一致。但他的包装却完全变了——这一点和我们完全不一致，同时让我们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落之中。

只见C君头发梳成时髦的包头，并且油光水滑。——相形之下，我则仍旧保持传统，头上还是乱蓬蓬的一团——身上，C君是一套笔挺的黑色西装，每个人都可以从料子上看出其不菲的价格。这身西装在我们一群四川夹克中分外显眼。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让我们失落的是他的装备，男人的装备：名牌手表，高级手机（当时还叫大哥大），真皮的公文包，里面还装着一只掌上电脑PDA。C君时不时把该PDA掏出来，用一支小巧的电子笔熟练地点击几下，查看日程和通讯地址之类。这样的举动，我相信其他人和我一样，都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我们都把嫉妒和失落藏在夹克下面，礼貌地保持着满脸的微笑。我其实很想问他把PDA借给我见识一下，但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不切合身份的好奇心。H君和W君也是一样，在这位有钱的旧朋友面前，他们都显得彬彬有礼。

而C君则比以前要豪爽得多。本来我们打算凑钱请他一顿，但吃完饭之后，他却不顾客人的身份，坚持要付账请我们。我们假意坚持了一下，也就让他付了。实力摆在那里，怎么装也是没有用的。

酒足饭饱，大家在一起喝茶闲谈。我们都问C君这几年的经历。他也不讳言，说高考没有过，便胡乱进了个什么中专，学法律。结果出来之后，却没有人请他当法官或律师——这个是自然的，C君只好做了一段时间郁闷的办事员。

没多久，赶上上海人流行去日本淘金。C君靠精明的父母，不知是用钱还是关系，把他也送了过去，，成为几万赴日上海大军中一员。C君说，钱其实没有挣多少，不过他也没有去做传说中的抬尸体的干活。

在日本没呆多久，C君又回到上海，进入了一家新开的证券交易所。那时一切都是新的，交易所是新的，上证指数是新的，股票交易也是新的……至少在当时，偏在四川的我们，身边还没有多少人去碰这种洋玩意儿。

所以我们的老朋友C君的暴发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事实：出生地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出生地的差别会远远大于人的智力和学识的差别。

C君很忙，吃完饭不久就要离开了。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临走之前，C君真诚地对我们说：“你们知道要怎么做，才会发达吗？”

H君，W君和我一齐摇头。

C君意味深长地说出两个字：“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