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可怜无定河边骨：西路军覆没之考证（上） -- 疯蚂蚁

西路军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走麦城”，两万多人的队伍全军覆没在荒凉的河西走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西路军覆灭的原因在文革前一直被归咎于张国焘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文革后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先后发文，认为西路军是奉了中央统一命令才导致后来的结局，此后各类小说家言不断演义，直到说成是老毛为了借刀杀人而故意派西路军蹈绝地，这样的阴谋说最受欢迎，但却是无稽之谈，而且把“借刀杀人”这样的脏水泼在太祖身上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一、借刀杀人还是独力西进：西路军西进甘肃是谁的主意？

文革前对西路军覆没的官方结论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具体出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而李先念等人表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这就是今天阴谋论的最初起源，那么究竟是谁要去河西走廊的呢？

张国焘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去河西的原因写的很清楚：“上述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左翼。二方面军到达甘北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以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于和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在这里，张国焘给出的一个理由是为了避免一四方面军不要挤在陕北弹丸之地，发生摩擦，“执行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执行。”

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南下四川，军事上遭到了失败，政治上也因为陕北的中央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而不得不取消自立的“中央”再次北上，但在他的内心是不情愿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有一段细节描绘的很生动，“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抄。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敌，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陈昌浩自己在《西路军失败报告》里也讲到，“四方面军重要领导者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定的路线方针，显然是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之偏僻地区，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国焘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这一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立局势。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最后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这固然由国焘同志负主要之责，可是我个人亦不能辞应有之咎。主要是在于反对国焘的斗争发动太晚，而首次西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之前，局面当大有不同。”

所以，对照这些当事人的描述，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把四方面军带去河西走廊图谋达到占据一方，接通苏联，从而在党内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张国焘的如意算盘。

二、宁夏战役还是打通河西走廊：太祖和张国焘的争论

张国焘回忆录里提到，中央主动要求他去河西打出一片天地作为策应中央红军的举措，这是完全的信口雌黄，因为当时中央这边一直是在积极争取张国焘北上的策应中央红军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外蒙古国际交通线的战役企图。陕北地广人稀，民穷财乏，且四面环敌（胡宗南大兵压境），虽然有张学良暗中往来，根本不利于大军常驻（十万人的部队在这样的地方要想取得发展是极度艰难的，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三个师开出华北方才打出此后的广阔天地），所以才先有宁夏计划，再有入晋出豫再到皖的不得已而为之。张国焘看到了这一点，太祖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时中央积极布局宁夏战役，希望打通宁夏内蒙取得苏联援助。

1936年5月18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准备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向四方面军及二方面军通报了这一计划的要旨，并要求他们立即北上，“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8月15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要求苏联方面给予援助。其中主要点有：1.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2.军事计划大致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9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斯大林的支持后，致电中央：“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宁夏战役的关键在于一二四方面军的配合，一个要打，一个不积极，此后，双方的争论在电文往来中随处可见。

1．“中央关于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致朱、张、任三同志电”（1936年9月14日）（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侯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取之。

由此可见，张国焘不愿去宁夏而要去甘肃，而太祖这边只能苦口婆心的劝说四方面军帮忙掩护后方，而且许愿不是不打甘肃，只是领到援助再来。

2．这样的劝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岷州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绕青海，进出甘北的错误主张，坚持既定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方针。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19日，中央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就夺取宁夏和一、四方面军行动问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并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而目前占领静宁、会宁地区为上策。并命令张国焘即刻率领全军进占静宁，会宁。

然而，张国焘会后赶往位于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获得红四高级军事将领的支持后推翻了原定计划，张国焘下令四方面军立即开始准备西渡黄河，正在北上的部队主力当即转向西进。

此时太祖的反应：

一是搬出国际的指示来压张国焘，并且仔细分析攻宁夏和甘肃各自的利弊来劝说张国焘朱德。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自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当先占领定远营。（丁）前略。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

两份电报前后相隔不过五天，可见上一份电报没有起到作用，太祖只能搬出国际来压张国焘，此时的国际在中国仍然有太上皇般的地位，之前张国焘之所以取消自立的中央，也是因为国际的指示。同时，太祖也指出不是不打河西，而是要分清主次，先打宁夏，再打河西。

二是从军事战略上来分析。还是这篇电文，“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己）前略。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彼即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三是从后果上来警告。还是这篇电文，（辛）前略。到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鲁西进、南进、北进。（壬）前略。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太祖已经是仁至义尽，语气极尽委婉恳切。

不过这样溢于言表的恳求起到作用了么？ 9月22日至26日，张国焘连电中共中央，强调西进的好处，9月22日电：“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

此时，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且张国焘相信，如此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中共中央“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

到了9月27日，红四方面军西进因受道路阻碍以及中央反对，召开洮州会议，决定重新北进。中央9月27日下达命令如下：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29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

而这个时候双方还没有会师，张国焘依然阳奉阴违，表面上北进，实际上做着西进的准备，还是看陈昌浩的报告，“第四，前略。总而言之，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具体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三十军先头到会宁后，即令其预备木板造船，作渡河之准备，后面之五军、三十一军，则令其节节抵抗与向会宁引退。”

再看“毛泽东关于打胡敌和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6日21时），这个时间，一二四方面军已经成功会师，电文中提醒彭德怀，“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可见张国焘直到此时，仍然是阳奉阴违不愿配合北上，所以关于谁是四方面军去河西走廊的主谋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

三、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国焘执意要去河西走廊的真正原因

张国焘为什么念兹在兹这个河西作战计划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张国焘自己在回忆录里给出了真正的理由，即“林育英来电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支持，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这就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从北伐开始到建国，苏联的对华援助一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北伐成功靠的是苏联援助军火，八一南昌起义以后也是试图南下广州复制北伐，冯玉祥几次东山再起靠的都是苏联援助。抗战胜利以后，苏北新四军北上也是想象着去接受老大哥军火。陕北乃弹丸之地，张国焘一方面不愿意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寄人篱下，另一方面，是他幻想靠着四方面军这几万人马建立甘西抗日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援助乃至国际的支持，这样就可以在党内重新树立No1的地位。“二四方面军会师两个月以后，全师北进，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去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计划，在军事上来说，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来说，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拥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前往苏联的道路。

其实无论是张国焘还是太祖，无论是谁实现了战役目标，都很难实现预想中的目标：获得远方援助。因为苏联的对外政策交往从来都是建立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最明显的就是抗战胜利之后，苏联置身中国内战之外。而回顾整个20世纪30年代，贯穿远东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加深，1931年918事件和其后的128事变之后，美英身陷经济危机自顾不暇，中国可以说是在独力对抗日本侵略，而苏联也十分担心日本吞并中国后对自己的远东造成极大威胁，双方的接近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尽管有着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干扰，双方还是在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外交关系，其后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向华北进犯，进一步引起了苏联的极大不安，在次年的10月，蒋廷黻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访苏的时候，双方已经在准备缔结军事互助协定，而非此前的互不侵犯条约了。1935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侵华步伐，发动“华北事变”，国民政府此时已经感到生存受到威胁，2月18日，蒋介石加快联苏步伐，派亲信邓文仪出任驻苏联使馆首席武官，邓文仪不仅与苏联各方多面接触，包括远东军区司令员，著名的加伦将军，双方交换了“共同防止日本侵略的意见”，还与中共王明接触，揭开了两党秘密谈判的序幕。到了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并附有秘密补充协定，矛头直接对准苏联，因此到了西安事变前后，苏联已经把抗日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和军队上来了，希望促使中国抗日，减轻其在远东的压力。这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主要原因，所以当时无论是打通哪条线路，苏联都很难真正的对红军给予大规模的援助，这是时代的大背景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