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愤青文人余杰的空想说起 -- 温相

没头脑和不高兴

肉唐僧

关天里一大特色，就是谈政治。左派和右派都掐了好几年了，未分胜负。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政治这东西----至少关天里的政治----是个浆糊，根本就没有是非。有一次北京的网友们一起吃饭。席间照例为了政治见解面红耳赤，一桌子十二、三个人，同时进行激昂的演讲、辅以铿锵有力的手势和四下喷射的唾沫星子的，居然有五、六位。我这个旁听的，完全云里雾里，听不清任何人说话。当时我就问身边一位不便说出名字的长者：“为什么民主人士们总是这么亢奋？”那位回答道：“一百年前，同样的中国人在以同样的方式讨论同样的问题。你们亢奋，是因为你们在技术层面上毫无进步，你们知道的太少！”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了那个动画片：没头脑和不高兴。

先说说不高兴：

我有个朋友，是个大右派，民主啊、自由啊宪政什么的，对他来说那就是春药，一沾上就high得不得了。有一次骂腐败，从一党专制、新闻不自由到选举制度等等等等剖析得头头是道，义愤填膺。后来不知怎么的，话题转到自己买房子上了：“我老爸在一个国营大厂当了几十年的厂长，一分钱也不知道贪，害得我现在还得按揭。靠，被我党洗脑了，真TMD！”

这个例子当然不能服人。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当厂长的老爸，并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弄出这么个BUG。但在现实中，把所有的问题都往政治层面上扯，也确实是右派们的一个通病。人口过多、环保压力过大、厄尔尼诺、黄河断流、石油储量不足，这些问题，换谁上台都不会有好办法。在现实层面上，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和政治有瓜葛。说实话，我是很佩服有些右派的联想能力，不管什么话题，三绕两绕总能绕到民主自由上去，然后理由很充分地不高兴。

政治这个东西，说穿了就是个组织系统。建一套游戏规则，然后按此规则分蛋糕。专制体制下少数人得到的多，靠的是组织程度高。一盘散沙的下层因为没有组织，所以受欺负。所以说，政治是个再现实不过的利益问题，要改动它，出路绝不是天天拽“天赋人权”、“民主宪政”、“言论自由”之类的大词儿，而是我党一再强调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脱离了现实情况，天天拿些大词意淫，那不过是向“应然”的假山发起冲锋。我要说：那假山本来就是你家的，用不着天天装着有人要和你抢似的。

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体制改革的死结，不过就是个土地私有化问题。没听说哪个不允许自己公民拥有不动产的国家，能实行民主的。在农村，耕者无其田，农民在与县乡官僚的对抗中，有什么办法维持自己的权益？城里人含辛茹苦，花一辈子的钱买个由水泥砖头围起来的六、七十平米的小盒子，却只有七十年左右的所有权----土地是国家的，七十年之后，你的房子可以推倒了再盖一个一模一样的，卖给你孙子。说实话，现在的房地产，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巧取豪夺，更糟的是，它居然可以多次使用。

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见仁见智。焦点其实就在于多余人口的安置上。乐观的人说，可以建血汗工厂、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我对此持悲观的态度。要知道，我们的多余劳动力不是600万6000万，而是六个亿。这个数字超过了欧美澳人口的总和，血汗工厂的产品卖给谁呢？现在全球稀缺的东西，一是资源，二是市场。我们的人均资源当然是匮乏得一塌糊涂的，要想占人家的市场，那只有价格便宜。也就是说，还得靠一个“穷”字。要想通过这个致富，绝无可能。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有一口饭吃罢了。

再从环境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要想过上比自给自足的农民更好的日子，那只有一条路：占有更多的原料和能源单位，然后将多占有的这一部份形成商品，通过交易让别人消费，并从中获利。十三亿人民一齐过小康日子，环境吃得消么？

从劳力、资源和市场这三者来看，我们缺的，也正是全球缺的东西，我们富余的东西，也正是全球都富余的东西。我看不出有什么互补。要说优势，那只有一条：我们比别人穷。

既然如此，那么牺牲效率，让有限的土地吸纳尽可能多的富余人口，暂时不动土地所有权这个根子问题，应该是个不坏的选择。比起现在就搞土地私有化、建血汗工厂的主意，它显得稳妥，而且对环境的压力和对能源的需求也要小得多。反正都是受穷，在城里穷和在农村穷有什么区别呢？

温铁军搞农会，帮助农民组织化，在现行体制下帮助农民保护自己的权益。他的做法对不对可以讨论，但温铁军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做事情”。而且，他是个体制内的人。这一点，更凸现出天天坐而论道的宪政专家们技术层面上的无能，天天哈维尔哈耶克的，有什么屁用呢？试想，即便是赞同土地私有化的党国英，也一再强调“在现有体制下打牌”。现行体制怎么就这么招人待见，让两位观点截然相反的学者一再加以强调？由此可以看出严肃学者和关天宪政专家之间的区别：前者注重实际的可操作性，后者只是拿大词YY。

再说没头脑：

在关天的民主人士宪政专家们看来，西方民主政体似乎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一切问题，言必谈美国。其实，我们的现实与今天的欧美有多少可相提并论之处呢？说一种政治制度可以超越现实，具有普适性，这本来就是自打耳光。制度的建构不是靠拍脑袋拍出来的，它一需要钱，二需要参与游戏的人的素质。现在就让你们宪政民主人士掌权，你们就能给每个成年中国人一张选票么？这样的普选制能产生出怎样的政治呢？

说到钱，光是尼克松那会儿，每张选票的花费就达到1.5美元。可总统选举的费用却只占了所有选举费用的三分之一----因为还有州选和议会选举。日本台湾黑金政治不去说了。尼克松竞选连任的时候，收了七笔捐款：两笔30万、一笔25万、四笔10万。后来这七个人全被任命为驻外大使。以我们现在的现实，普选会产生怎样的政治现实呢？

政治不是概念游戏，它只是赤裸裸的现实，《独立宣言》多激动人心啊，签署人当中，不止一位家里是蓄着黑奴的。美国两个党打得狗屎烂臭，可民主党以前居然是叫共和党，可见民主、共和之类的大词不过就是件衣服，卖衣服的时候就穿上，卖身的时候就脱掉。由此想到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台上的时候，决定建立国家银行，将国家所欠的旧公债，按债券票面价值如数偿还本息。当时市面上旧债券贬值到了票额的10~15%。不知怎么的竟事先走漏了风声，包括汉密尔顿的亲戚朋友在内的有钱人大肆收购旧债券，狠赚了一笔。杰斐逊先是说设立国家银行违宪，然后再借债券大做文章，藉此把汉密尔顿赶下了台。可他上台之后，在第一银行之外又建了一个“第二合众国银行”，并在原有债券的基础上，还发行新债券。所以说，屁股决定脑袋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台下挑刺儿容易，台上做庄难。完全是两个级别的智力游戏。

说这些题外的话，只是想再次提醒没头脑的关天政治家们：政治从不考虑概念，它只是对现实的应对策略。考虑当今中国的政治出路和选举制度，眼光不应该着眼于今天的欧美，倒应该更多地研究法国大革命。

1789年法国大革命，其实就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三方搏弈。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需要不断押宝，才能在政治缝隙间求得生存。一旦押错了宝，就立即倒台。这和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很有几分接近的：新权贵阶级像贵族、势力尚弱但以精英自诩的中产阶级算资产阶级、广大农民是第三阶层。中国农民与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农民相比，其政治觉悟就算是高也高不到哪儿去。至于党，不妨将其符号化为国王。

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但在路易十六因“叛国”而上了断头台之后，建立起第一共和。自从那以后，草根阶级冲进议会强令议会的事件，层出不穷。议会里的争斗也是花样百出，雅各宾派投票输给吉伦特派之后，罗伯斯庇尔的办法就是切掉吉伦特们的脑袋。

从1791年的第一共和，到1848年的第二共和期间短短的五十八年，政治体制倒退到帝制多次。除了路易十八的波旁王朝复辟是由外国势力强加给法国的之外，其它的几次都是“法国人民的意志”。从选举权的普及来看选举的结果，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第一次共和没多久，全国投票是否同意拿破伦任终身执政。赞同票和反对票之比是3568885：8374；两年之后，又投票是否同意他当“法兰西皇帝”，这次的赞同票和反对票之比是3572329：2569。这和罗马公民投票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的行为，简直是如出一辙。由此可见，给每个人投票权之后，人民有可能会用选票打民主的耳光。

拿破伦的两次统治以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告终。之后，便是七月王朝。路易.菲利蒲国王的权力与当今英国女王差不多----统而不治。他喜欢手拿雨伞在街上走来走去，并与市民们频频握手。按说这是个很不错的政体，但毛病出在选民资格的门槛设定过高----只有纳税5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人资格。在3000万法国人当中，只有10万人有投票权。翌年门槛降到200法郎，科学院院士、医生、科学家和退休军官等“有识之士”还优惠到100法郎。即便如此，选民人数也才增加到16万8。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得在每个星期天参加民兵队的操练，“以保卫剥夺他们投票权的政权。”

七月王朝倒台，除了工业革命之后周期性衰退之外，原因还与利益分配失衡有关，大资产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和第三阶层难以忍受。于是，第二共和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了投票权。工人运动领袖们要求拖延选举时间，以便对下层民众进行宣传和教育。这个要求遭到“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对。选举只拖延了两个星期，宣传工作来不及做。900万人参加投票----这次没门槛了。可是880个议席中，工人只占了18席，小资产阶级只占了100席，大资本家们占了550席。选举出来的总统，居然是拿破伦的侄子----路易.波拿巴。

当时的总统任期是四年，不得连选连任。而修改宪法，则需要连续讨论三次、每次相隔一个月、500名以上议员与会，并获得3/4以上的多数。波拿巴修宪的提案遭议会否决，于是他发动“雾月十八”政变，解散议会，全民公决“是否同意路易-波拿巴的权力”。700万人赞同、100万弃权、60万反对。

次年11月21日和22日，全体21岁以上的法国男性公民投票，780万人赞成波拿巴当皇帝、6万人弃权、25万人反对。于是第二共和变成了第二帝国。

以中国的社会现状来看，与今日之法国相比不如与150年前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相比。当然，我不是说给每个中国人一张票我们也会选出个皇帝来，但选出个什么来，事先真的无法预测。民主政治即便只是个游戏，也需要一个过程来培训游戏技巧。西方国家总有一个过渡的过程，选举权从有财产的男性、到全体男性，再到全体成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就像我们没有机会通过殖民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一样。

当然，如果你说以150年的时间段来看，民主政体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这个我同意。但在沸沸扬扬的现状下，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比“最不坏”稍微奢侈一点的希望？现在，我们在经济学领域的见识已经较150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能不能把法国大革命到第二共和这一段时间的政治当作一个案例进行分析，来与中国之今天进行比对，从而找到一个当下的最优解？学经济的同学们值得期待。

这个比“最不坏”稍好一点的当下选择，会不会是“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打击官僚腐败、保护农民利益、私产入宪、开放金融等等等等，以退为进，为下一步政体改革提供更加成熟的条件？不敢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