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一） -- northeast

当时（大约是1970年末、1971年初）来太钢视察的中央领导是陈伯达。陈伯达在文革初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第5号领导的位置上，第4号领导陶铸被打倒后，陈伯达就成了中共中央第4号领导，排在他前面的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后来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记得我上中学时看到一本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书，翻过之后感觉林彪集团多是武将、“四人帮”集团多是文人，不过陈伯达这个文人居然没被算在“四人帮”那伙里，而是与一群武将算在林彪集团当中。

陈伯达来视察对于太钢来说可是件大事，即使搁到今天，如果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以外的某一个政治局常委视察某单位，动静也小不了。不过我父亲这一次无缘看见当时的隆重场面，因为他出差了，临时到外地参加一个工程去了。等我父亲回到太原，陈伯达已经走了，不过周围的人还在经常谈论陈伯达来视察的事，有同事对我父亲说：“你真应该看一看陈伯达……”我父亲却说：“看不着就看不着，没啥遗憾的……”

我父亲这么说倒不是他有多么高的觉悟，早早就认清陈伯达的什么“本质”，而是因为我父亲已经见识过一些“大场面”、见过一些“大人物”了，所以对这次没亲眼看见陈伯达没感到有什么遗憾的。我父亲亲眼见过哪些“大人物”？仅举两例：毛泽东、周恩来。

文革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多次（八次？）接见红卫兵，我父亲也去了一次（好象是接见人数第二多的那次）。虽然我父亲在沈阳属于辽宁三大派哪派都不要的人，严格说来算不上红卫兵，但当时天安门广场也没人挨个验证每个人的身份，所以我父亲也混入其中。毛主席乘坐敞棚轿车过来时，广大“红卫兵”分别站在轿车左右两侧，我父亲还记得毛主席本来面朝前方，但离我父亲很近的时候突然把脸转了过来，还挥了挥手，我父亲和周围的人立刻欢声雷动……我父亲事后还说，估计当时站在对面“红卫兵”得郁闷死，因为我父亲他们可以当时可以看见毛主席的面容，对面的人就只能看见毛主席的后脑勺了。

如果说见毛主席这次还不算非常“近距离”，那么见到周总理那次绝对是“近距离”的。那一次大约是在1963或1964年，地点在现在的沈阳火车站（位于铁西区和和平区之间的那个火车站），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我父亲和几个班的同学（大约也就一百多人）被赋予了一项政治任务：去充当群众欢迎队伍欢迎外宾。外宾是谁？当时朝鲜的第二号人物崔庸健。不过大家对崔庸健的兴趣不是很大，主要是想看同时也在现场的周总理。当时好象是崔庸健在中国访问了一圈后就要回国了，周总理到沈阳火车站与崔庸健会晤并送行。现场的场面是，我父亲这些群众站在月台鼓掌欢呼，周总理、崔庸健在几个车厢里来回走动向外面挥手致意，后来大概周总理看出来群众主要是想看他，周总理就干脆走到每个车厢里都时把头探出来向大家挥手，所以我父亲他们这次见到周总理是非常“近距离”的。周总理见大家情绪高涨、迟迟不想离开，就说：“天很晚了，大家该回去吃饭休息了……”，我父亲他们才离开沈阳火车站。我父亲通过这次接见，对周总理的印象非常好，一点官架子没有，按照现在港台的说法，周总理是非常“亲民”的。

我父亲向同事们讲述了他亲眼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经过后，有一同事说了一句：“你还是应该见一见陈伯达，毕竟人家对你们搞电气的那么重视……”我父亲忙谦虚道：“哪里，哪里，我们再受重视也比不上炼钢专业的，中央早就说过‘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嘛……”

多年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到父亲讲起这段话的时候，很吃了一惊，问我父亲为什么说陈伯达对电气很重视。我父亲说在文革期间（大约是1971年前）陈伯达有一个讲话，大意是“要优先发展电子工业”。我问父亲这事是否准确，我父亲说陈伯达的讲话是向下传达的，是比较公开的事；而且还有这次同事拿陈伯达的讲话为理由说我父亲应该见一见陈伯达，这给我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没记错。

这件事情之所以让我很吃惊，是因为原来我对文革的印象非常差劲，无非就是“荒废的十年，混乱的十年”之类（本人是文革期间出生的，懂事后文革已经结束，对文革的印象都来自公开的宣传），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当然包括陈伯达）更没什么好印象。可陈伯达的这句“要优先发展电子工业”很像是一个正面人物的话呀！后来我又想，说句好话不算什么，如果只是光说不做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几个月前看到这样一条信息：老成都:老陈是中共最早看出信息革命浪潮的人，各地一大堆半导体厂和无线电厂都是老陈说话比较算数的时候搞的。看来陈伯达起码在这“优先发展电子工业”这件事上是既说又做的。

我父亲后来又不止一次提到陈伯达的这次讲话，包括在我高考前报专业时还以陈伯达的话为理由劝我报考电气专业，我父亲的意思是：“无论政治气候如何变化，社会上总得有干实事的……”（现在理解我父亲当初的话，另外一层意思也许是社会上也有人不干实事？不过当今社会似乎不干实事的也有很多人混的不错呀，比如很多“经济学家”，计划经济时代说计划经济好，市场经济时代说市场经济好，不但“永远正确”，而且“名利双收”……）

等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人上了大学。有一次某一政治类学科的讲堂上，老师讲到文革，感慨有关部门的宣传实在 too simple ，说了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的讲话内容，然后让大家猜是谁说的；结果其中比较“正确”的话居然是林彪、“四人帮”等人说的，其中的“极左”言论居然是文革后被划入“正确路线”上的人说的……这位老师的意思是现在的宣传以人划线，把文革期间的好事都划分给“正确路线”上那几位，把坏事都划分给“错误路线”上那几位，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呀……

转眼间又过了这么多年，本人的阅历多少也增加了一些。看待文革期间的事也比以前complex了，就说陈伯达吧，不管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我看他至少不是叛徒。kmy1810:陈伯达的叛徒案是花帅亲自搞的外调。至于给陈伯达定性为“叛徒”那几位“积极分子”（比如X帅，比如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等等），有空研究研究他们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父亲错过了这次亲眼看见陈伯达的机会之后，也就再也没机会亲眼见他了。因为就在不久之后，中央在庐山又开了一次会议，之后很快陈伯达就再也不是中央领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