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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雪琴眼中的王进喜 -- 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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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先花,再慢慢谈

谢谢回复。俺不是啥大佬,不过在河里蹲的时间长些,也做过斑竹,河里朋友们给咱面子罢了。

俺又回想一下您这里说的俺的轻视问题,要是说有一点对基层代表可能不会如预期般深入参与管理国家大政的担心,或许会更贴切一些。我这话不是无的放矢,但也不像您可能认为的那样,认为俺把一切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农民代表视作花瓶。下面再细谈。

就像您说的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当了中央委员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而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呢?其实严格地说,“一种奖励方式”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主席总理的位置是大家的奖励方式,奖励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

得先说,我只说并认可头半句,即他当中央委员当然是“荣誉,荣耀,肯定,一种奖励方式”,对于后半句即“不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真正体现”,不是我的阐述,只是您对我看法的想象。这当然是参与国家管理思想的体现,但两者并不矛盾。两者并列时,对于个人来说,为何是这个劳模而不是表现平平的一般工人,怎么不是荣誉。

一段时期里,党代会乃至中央委员会,花瓶色彩太重,一言堂环境下,中央委员几乎只剩“荣誉”功能。
这个没啥太深用意,有些朋友可能警惕性较高,觉得俺这或许是想给主席泼脏水。可别想那么深。一言堂现象现在也很常见。但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各项政治决议中,劳模委员所起的作用,换了其他人不会有任何不同,只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

个人能力这点,楼里有朋友也举了例子:

时光行走:补一点有关大庆标兵的相关内容

吴的文化不高,综合能力不强,真正的实干家。当个劳动模范很好,当个领导费劲。

这说的是吴全清,但在诸多劳模委员中也并非罕见。

再说铁人王进喜,没说的,一代楷模,是我父辈和我心中景仰的英雄。英雄则该有其用武之地,中央委员是否是一个合适位置,得看具体个人。王铁人可能合适,但吴全清就未必合适。不是说我反正一定要从大庆油田找出一个劳模进入中央委员会,有没有管理/参政议政能力无所谓,只要这个代表性就行了。

王铁人这里,他出名我想不是因为九大成为中央委员,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在那之前,他作为大庆工人的杰出代表已是广为宣传而为人所知。事实上,他当选中央委员后一年多就病逝了,他这一年参政议政能力如何、怎样在高层发挥作用,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资料说明了。我同意像大厨兄说的,搬移井架等需要知识、组织、管理才能,而铁人本人,看看他的履历,还是有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培养的过程,他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一个担子压上去、逐渐在工作中学习、提高、再给以更重担子的过程。绝不是说,没有任何参加行政或管理经验,就平地进入最高层,仅仅因为要有这样一个“代表性”就可以了。

  1964年12月21日,王进喜出席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12月26日,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毛主席称赞铁人是“工业带头人”。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中共大庆会战工委任命为钻井党委常委、钻井指挥部副指挥。7月24日,参加石油部政工会,首次提出“全国每人每年半吨油”的奋斗目标。

  1966年2月16日,王进喜参加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工会议。同月,被国务院任命为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副指挥。4月6日,被石油工业部授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6月4日至7月25日,出访阿尔巴尼亚。9月3日,带领石油工业部报捷团赴京,向党中央、国务院报捷。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12月30日,去北京反映“文革”中大庆的情况。

  1967年1月4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当面汇报大庆油田形势。1月10日,回到大庆,积极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呼吁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3月初,受到批斗。3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宣布王进喜在大会战中立了大功,不准再批斗。

  1968年4月27日,王进喜被推选为钻井革委会副主任。5月31日,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2月,王进喜担任大庆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4月,参加党的“九大”,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3月18日,王进喜在北京向周总理汇报了大庆情况和油田生产存在的问题,周总理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4月,到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作会议。4月19日,在解放军301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间。10月1日,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检阅。1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47岁。

像这里,王进喜也是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此后历经相当于现在的科、处、厅级岗位锻炼,到九大成为中央委员时,身份是“钻井革委会副主任”“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也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工人了。当然我仍认为他足够代表一线工人,尤其是这样的厅级干部并不脱离一线劳动(同样的,陈永贵身为副总理仍然需要去挣工分),这都是可贵可敬的一面。但他的这些领导职务的经历、此前成为人大代表在不同层面为国效力的经历,是不是一种“按部就班”“磨没了棱角”呢。王进喜等,“出名”是出在其还是真真切切的一个平凡岗位上的个人的时候,大家铭记的也是这一点,乃至以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时,印象里仍是他做劳模时的模样。这个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精神方面的巨大鼓励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过分,但因此认为,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基层,而其他类似的从基层逐步上去的委员就被同化、沦为与当政者沆瀣一气的角色,怕就不是一个标准了。

回来再说许振超。俺也服他,这也是一个有技术、能吃苦、任劳任怨的楷模。我也记错了,尽管自己老帖里还说过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山东省委委员,今年就记混了,这个得道歉。

说到底还是有一点不同,大家带着“现在这个政权已经变质”的观点去看问题,结果就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就都是正确的,发生在这个时代的就都是错误的。我想还是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吧。

这样推测您:似乎在说:中央委员可以分为两类其实也很简单:你认为许振超类是码头工人出身,做了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委员包括李瑞环做了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好像还在不停地代表着他们当初的出生阶级的利益。如果是这样,除了当初就是世袭高位的,其他所有还不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出身?——我判断的对错在其次,主要是您的态度,因为您是河中大佬,呵呵。

最后您这段话,还是在揣测我的看法再加以批驳。许振超当选省委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仍然是青岛港码头工人,“现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并未脱离一线岗位。这个职位并不很高(处级?科级?),而且,许振超现年60周岁,王铁人逝世时候才是47岁,那之前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大庆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了。至于李瑞环、倪志福,他们的成长和重用完全是在该开之前便早已起步,把他们归到该开后的花瓶,是错误的。

我在主帖下其他帖子里有话,像王铁人当选中央委员时已经是地级干部已经提了好多次:

神仙驴:南京老兄,俺这么看

所有的官员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升到相当高层的官员后就不能算基层的代表,这两条都同意。但我想指出的有一些区别是,一、基层高层如何界定,相当高层指多高;二、技术型人才的技术岗位/职称等与其行政职务和级别还是有所不同。

他成为中央委员的时候,职务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要我看来,基层可以指其行政级别极低,也可以指其未脱离一线(甚至主要从事)的生产工作岗位处于底层位置(或直接说不是坐办公室的)。当然这些说法还是很模糊,只好就事论事了。按后一种看法,陈永贵一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下乡务农算工分,还是可以算基层代表的。

另外,在新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以及各行各业科学技术成分的增加,过去那种放牛娃出身、从未接受过完整初级教育、甚至大字不识的人,虽然还大有人在,但他们能够在各行各业成为劳模、楷模以及走上更高领导岗位的机会肯定是小了。一般来说,机会肯定小于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又有实践经验的人,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先进技术、学过高等教育、拥有高级职称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是不是该排斥在工人代表之外呢,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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