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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样吧,我就以沈起炜先生《先秦历史故事》片段为分析例证吧

百度评价:“沈先生也许并非优秀的历史学家,但确实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历史教育家。这体现在三点:第一是历史教材的编写;第二是历史普及读物的撰写;第三是历史类词典的编撰。”

《先秦历史故事》就是沈先生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对童年的我有很大影响。现在此书正在我手边。不过此书虽然名为故事,文字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不是那种凭空臆造或者只读古书写出来的历史散文。

比如说沈先生写长平之战,就使用了秦俑考古的材料:“一号坑出土的武士俑五百多件,身高1.75——1.86米,坑内有兵车六乘,每乘驾马四匹。他们排成严密的队形,前锋的横队以弓弩为主,侧翼横队也多用弓弩,中间车、步的纵队多用长兵器……(二号坑)全部(包括估计的未出土各俑)有兵车八十九乘,步兵五百六十二人,骑兵一百十六人。他们手执的都是实战用的青铜兵器。”他也引用了战国时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当印证材料。写商朝,沈先生引了殷墟遗址和妇好墓的发掘结果;写春秋初年的国都规模,则引了考古发掘鲁都遗址的数字。

这就是专业历史学者和非专业的区别,他们懂得以考古材料为权威实证的道理,也容易接触到考古界的成果,而这是民间爱好者所忽视的。我看近来河里写唐军编制与武备的那位河友,他就只会从《通典》上摘抄文字并翻译成现代汉语,至于唐朝的武士俑装束如何?没提。考古界对网上大肆吹捧的“陌刀”的发掘和考证如何?不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战场情况呢?毫无涉及。这就是第一重差距。

第二重差距,是在对历史的严肃态度上。比如说《先秦历史故事》中,沈先生认为吕尚不可能如传说中那样80岁被文王登用,就认为:“师尚父是伐纣时临阵指挥的大将,如果八十岁才做官,伐纣时至少已经超过了九十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即使如此,他也先说“后人传说,姜太公长期在渭河钓鱼,过了八十岁,才被周文王发现”。而他写武王伐纣的兵力,是“只有三百辆战车,三千名精选的勇士”,但也随后就写“有的古书加上四万五千名士兵”。

历史材料不是用来随意剪裁的,有多少就列出来,绝不能像某些人写历史散文那样,丝毫不考虑其他说法,只是根据自己预设的立场而选择数字。而写文章时,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要下明确的结论。比如说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文化,历史的科学态度应该说“可能是,但是没有找到文字资料,所以只能说是不大清楚”。对荀子的生卒年如何断定,在史学界有争议的情况下,那就明明白白地写“生卒年也有些疑问……总之,他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

就拿最近我刚争辩的某场战役的参战人数这个话题,我就不知道,某位河友坚持认为的双方参战人数到底出自何典?我们再看看沈先生如何写城濮之战:

晋军有兵车七百乘,如果照一千乘三万人左右,人数不会超过二万(可能只有一万人左右)。齐、秦都有大夫在场,可能带点象征性的部队。楚军加陈、蔡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兵车,古书上没有交代假定双方的人、车相近,那么战场上大约共有一千五百辆左右兵车,人数至多是四、五万人。

古书没有记载清楚,并不是你的责任,作为现代作者就老老实实写“古书没有交代”,或者“尚且未知”不就行了?我真不知道那位河友为什么不能像沈先生写城濮之战那样尊重历史,为什么要自己编个超大的数字?历史读物绝对忌讳把自己私人的好恶,预设的立场代入其中而删选史料,这会误导读者的。第二重差距就在于此。

最后一点,就是历史观。当年明月写了《明朝的那些事儿》,一以贯之的史观是什么?谁能不吝赐教?难道就是“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么?沈先生全书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史观,但也应该有对历史整体的、系统的、可自洽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写宏观历史的时候。黄仁宇就用他认为的“数字化管理”来对照明朝历史。这也是一种史观嘛。

再往前追溯,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提出了“历史不仅是朝代更迭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实描写。历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历史的对象应是人类社会及其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中心。人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生存和社会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源、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伟大史观。今人写史,难道还不如古人重视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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