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浒边谈屑 虞云国 -- AleaJactaEst
幼时在小人书摊看《水浒》,也曾看得天昏地黑,如痴如醉。人到中年,以讲史为业,且以宋代为主。于是,偶尔也将《水浒》与《宋史》串着味读,间有所得,录为《浒边谈屑》,遂自作题记云:少喜耐庵,血气未曾贲张;长好乙部,《水浒》权充资粮。慕陈寅恪之证史,小子岂敢?效邓云乡之说梦,后学莫狂!亦俗亦雅,或能共赏;有史有文,相得益彰。
菜园子
《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水浒》记述菜园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不过,读其书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子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宋室南渡,偏安东南,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有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 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
一枝花
你一定还记得:《水浒》里有个大名府的小押狱,“生来爱戴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后,他分得的任务是专管行刑的刽子手。以今天的眼光看,满脸横肉的刽子手,却在帽檐上簪着娇艳可人的一朵鲜花,该是何等相映成趣令人喷饭啊!
然而在唐宋两代,簪花倒并不是女性的特权,男子也是可以染指的。唐代黄滔有《断酒》诗,自称“免遭拽盏郎君谑,还被簪花录事憎”,这位簪花录事当然是男子。这里且说宋代。当时每逢重大节庆,例如郊祀回銮、皇帝生日、宫廷会宴和新进士闻喜宴等,君臣都有戴花的习惯,此即《宋史?舆服志》所说的,“姨头簪花,谓之簪戴”。宋徽宗是一位雅好声色的风流君主,《东京梦华录》说他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对臣僚簪花,《水浒》也有所反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酒楼上,“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姨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一位姓王的班直告诉他们:徽宗给每个班直“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有宫花锦袄,才能自由出入大内。宋代凡参加皇帝举办的宫廷宴会,大臣都能领赐到宫中名花。有一次,寇准以参知政事入宫侍宴,真宗特赐异花,说:“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这种赐花,一般官员都自己佩戴,亲王和宰执则由内侍代他们将花插的姨头上,有时皇帝也让内侍为宠爱的翰林学士簪花。真宗时,召东京留守陈尧佐和大内都巡检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臣“皆戴牡丹而行”,宴会间,真宗命陈尧佐“尽去所戴”,“亲取头上一朵为陈簪之,陈跪受拜舞谢”,令人艳羡不已。皇帝所赐之花,也有种种区别。其中自以真花最为珍贵。每年三月,君臣共赴金明池游赏,与游群臣才得遍赐“生花”(即鲜花)。真宗时,有一次曲宴宜春殿,赐花,“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其他则是人造生花。绢花成本较低,有辽朝使者参加的皇帝生日宴,为向辽使表示节俭,就用这种绢花。罗帛花色泽艳丽,一般用于春秋两次宴会。大礼后庆贺、上元游春等,从臣都随驾出巡,到时有小宴招待,这种场合则赐“滴粉缕金花”, 这种人造花以珍巧著称。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官方文化历来领导着社会习俗的新潮流。宋代官场庆典中簪花的惯例一传到民间,则不论性别年龄,不论贵贱贫富,甚至不论平日节庆,都簪花成习了。《水浒》对此多有涉及。第十四回描写阮小五出场时的打扮道:“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第七十一回宋江在菊花会上那阕《满江红》也说:“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说,柴进、燕青在东京御街上,“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据欧阳修所见,洛阳“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据王观国说,扬州也不论贫富“皆喜戴花”。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簪戴鲜花,于是,都市卖花业也就红火了起来。《东京梦华录》以优美的文字记载了汴京清晨的一桢卖花图:
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
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由于仿制生花十分走俏,制花业也应运而生。宋太祖时,洛阳有姓李的染匠,擅长打造装花,人称李装花。仿生花多以绢、罗制成,也用通草或琉璃作为材料。据《梦粱录》记载,宋代杭州城里,一种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随街市吟叫扑卖”。诸行市中则有花团、花市和花朵市,主要坐落在官巷里,其间花作行销的首饰花朵“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又以齐家、归家花朵铺最负盛名。
既然男子簪花在宋代是一种不足为怪的习俗,满脸横肉的蔡庆自然有权在鬓边簪上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就象现在黄脸婆也有权画眉毛涂口红那样稀松平常。黄脸横肉,干卿底事?
梁山泊
梁山泊,文献也作梁山泺,是《水浒》赖以展开的主要场景。小说描写道:“济州管下的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里”,“紧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荡荡芦苇水港”,“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梁山泊因《水浒》而驰名中外,但这部名著拍摄电视剧时,因水泊已经干涸,便不得不借助无锡太湖的湖光水色。那么,历史上的梁山泊究竟风貌如何呢?
梁山原名良山,据说因西汉梁孝王曾在这里打猎,故而改称梁山。梁山以南原是大野泽旧地,其北则与黄河下游平原相连。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黄河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决口,河水东漫数百里,积水环绕着梁山成为巨大的湖泊。北宋天禧三年(1019),黄河再次在滑州决口,水泊面积继续扩大。庆历七年(1047)韩琦出知郓州,路过梁山泊,有诗写水乡泽国的浩淼,与小说的叙述已能相互印证: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
渔人骇铙吹,水鸟背旗旌。
蒲密遮如港,山遥势如彭。
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虻。
熙宁十年(1077)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度决口,注入梁山泊,湖水面积达到了最盛期。据《邵氏闻见后录》说,王安石变法好言利,有个小人趋炎附势,迎合道:“把梁山泊八百里湖水放掉,建成农田,那获利可就大了。”安石见他尽出馊主意,一笑之后,慢悠悠地说:“这个办法好倒是好,不过,那放掉的水哪里安顿呢?”在座的刘??讽刺道:“在旁边再凿一个八百里的湖,不就得了!”有人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可以究诘,但梁山泊在熙宁河决以后方圆达八百里则是毫无问题的,小说的记载并非齐东野语。
在山东平原上,有这么大的湖泊,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当然不小。据苏颂说,每年夏季,梁山泊都出产大量莲子,仅运达曹门外的就有百来车,“锤取莲子,货与莲子行”。水泊周围的济州、郓州农民,都“赖其蒲鱼之利”,而官府则“立租算船纳直”,即按船只交纳租税,若有违犯,就以盗贼论处。梁山泊倒一向是“盗贼”的渊薮。元钓元年(1086)前后,有个叫做黄麻胡的在这里闹事。蒲宗孟出知郓州,禁止当地人乘小船出入水泊,以绝其粮食,这才迫使这些啸聚者散伙。然后,他严刑峻法,即便小偷小摸,也斫断其足筋。这样, “盗贼”虽然消声匿迹,“而所杀不可胜计”。不久,这里又成渔者盗窟,崇宁四年(1105),许几任知州,命渔民十人为一保,结队晨出夕归,否则一经告发,就穷治严惩。任谅任京东提刑,当地渔民“习为盗”,他先采取保伍之法,在编入名籍的渔船上刻以记号,否则不准入水泊;再划分濒湖各县的治安区域,案发,督吏搜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还要早于这年,有人认为他杀的就是宋江等人,根据似乎不足,因为宋江受招安已是宣和元年。包括杀降在内的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只要社会基本矛盾不解决,梁山泊的“盗贼”问题也只会愈演愈烈。果不其然,大约在蔡居厚杀降的一二年后,宋江便在这里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
宋江离开水泊数年以后,金兵便南下攻宋,梁山泊渔民张荣在梁山泊聚集舟师数百,不时出击金军。其后,水泊虽在金朝控制之下,但因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难以捕捉,南宋初年一直是反抗者随扑随起的根据地。后来黄河回复故道,梁山泊逐渐萎缩。正隆六年(1161),金主完颜亮攻宋的战船经过这里,便因水涸而进退维谷。据大定二十一年(1181)的记载,这里多已涸为陆地,当地农民“恣意种之”,官府也忙着准备屯田。梁山泊干涸进程在元武宗以后中断。由于黄河堤防失修,河水经常溃决,水往低处流,便只得再度汇聚梁山泊。至治三年(1323)前后,袁桷有诗写梁山泊,其烟波浩渺似乎与韩琦所见不下上下:
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
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
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
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濉?
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
梁山泊的这种规模,在元末依旧不改。胡翰北游,所见仍是“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的景象。元杂剧有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其中说到“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文秀是东平府人,梁山泊即在东平境内,八百里之说,在他应是旧闻和亲见兼而有之的。元明之际的施耐庵或许也目睹过八百里梁山泊的雄姿。
入明以后,梁山泊陆地化趋势加快,到景泰元年(1450)前后,方圆仅剩八十里左右了。景泰六年,明代对黄河沙湾决口进行了较彻底的整治,遂使余下的八十里湖水也涸为平陆。以至清修地方志时,颇有人以为《水浒》所叙八百里水泊在张大其辞。
沙门岛
《水浒》多次提及的沙门岛,是北宋流放要犯的集中营。第四十四回说铁面孔目裴宣就被一员贪婪知府“寻事刺配沙门岛”。第六十二回说卢俊义因私通梁山事发,被直配沙门岛。小说没有交代其位置,却借押解卢俊义的公差薛霸的嘴说:“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这是小说家语,不足为据。宋代沙门岛在登州蓬莱县(今山东蓬莱)北约二十里的海中,是今长岛列岛南端的一个岛屿,卢俊义从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东北)流配,两地往返满打满算二千五百里。
五代后汉乾钓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也称沙门寨,军事兼行政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上流犯定额,以熙宁六年(1073)为界,此前为200名,其后增至300名,但这年实际人犯数高达650人。监管罪犯的士兵人数,据大观元年(1107)徽宗的诏书称,因这年罪犯超额一倍,故命防守兵士也相应增加200名。倘以300名的定额计,则这年岛上的罪犯约600名,卫兵约为400名左右。岛上还有原来的住家80户,以五口之家计,约400人。这个全封闭的小岛上,最多时达1400人左右。
岛上流犯的待遇十分悲惨,连皇帝的诏书也承认罪犯们“昼禁夜囚,与死为邻”。首先,他们的人生安全没有保障。天禧三年(1019),原著作佐郎高清和原襄州文学焦邕被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遇向他们“责赂不足,诬以构叛”,杀死了他俩。高清之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最终以死无对证而不了了之。但这两人都是文职,说他们在孤岛重兵之地“构叛”,显然难以置信。事后,真宗给沙门寨下了“不得挟私事非理杀配流人”的诏书,但景钓三年(1036),又有官员指责沙门岛对罪犯“妄以病患,别致杀害”。从《水浒》多次描写到各牢城管营对初来流犯的一百杀威棒,不难想见这种滥杀决不会是个别现象。
其次,他们的温饱问题也不能解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有人视察海岛后证实犯人因饥饿“多殍死”,朝廷决定“量给口粮”。但似乎并未落实,直到嘉钓三年(1058)还有官员说:“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显然是由这些岛户向囚犯提供口粮的。其后,朝廷向沙门岛提供300人的额定口粮。但岛上实际人犯数字往往超过定额达一倍多。熙宁元年(1068)前后,沙门岛寨主李庆竟将超额的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被他这样虐杀的罪囚达七百人。马默出知登州,发现了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李庆畏罪自杀。在马默建议下,沙门岛其后实行流犯过额即移送州城的做法。据《自警编》说,马默久无子嗣,其后不久,神人托梦,说他因挽救许多沙门岛配犯的性命,特赐他子女各一人。然而,沙门岛上流囚的冤魂亡灵,又岂是这个因果报应的喜剧所能抚慰的?
沙门岛上这些恐怖悲惨的故事,不会不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投沙门岛走一遭”,便成为官府恫吓反抗者或异己者的口头禅。尽管如此,政和年间(1111-1118),也就是宋江聚义的前夜,沙门岛的流囚却一再额满为患,不得不改配广南远恶军州,社会危机已如干柴独缺烈火。
终于,宋江横行于山东,方腊啸聚于江南。
火葬
《水浒》第二十六回说武大郎死后,“只三日便出殡,去城外烧化”。实际上,这部小说人物死后几乎都是火葬的。在较大规模的战争或打斗以后,火化尸体或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五十二回写沧州知府的小衙内被雷横杀死,找到尸体后,知府“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第七十三回记四柳村庄主狄太公的女儿与其相好被李逵杀死,“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一是知府的少爷,一是庄主的千金,却都是火葬。一般民众火葬成风,反映出宋代葬俗的重大变化。
顾炎武觉察到葬俗的这一转变,其《日知录?火葬》指出:“自宋以来,此风日盛” 。宋代火葬率以今山西一带的河东路和以今苏南、浙江一带的两浙路最高。河东民家有至亲死亡,火葬以后取骨烬入缸,寄放在寺庙或墓户之处。两浙火葬更是“相习成风,势难遽革”。《马可波罗游记》里记录了这位旅行家在杭州亲见的火葬场面:“设有死者,其亲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及至焚尸之所,取纸制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
宋人洪迈认为:佛教入华,“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佛教的影响无可否认,《水浒》里鲁智深坐化,“五山十刹禅师,都来诵经;迎出龛子,去六和塔后烧化”,就是例证。但唐代对佛教的痴狂过于宋代,何以火葬却不盛行?中原葬俗的潜移默化与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变乱倒是有关的。当时,生者尚难自保,死葬只能从简,火葬遂在变乱中渐成风俗。宋太祖目睹了葬俗在战乱中的变化,指出:“近代以来,率多火葬”。
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激烈反对火葬,最大的理由是违背儒家的孝道:“古人之法,犯大恶则焚其尸”。宋朝政府也始终禁止火葬,《宋刑统》规定:子孙烧祖父母、父母棺木者流配二千里,烧尸者判绞刑。但从《水浒》和历史看来,这条法律根本不可能付诸实行,因为据研究,宋代的火葬率最高时竟达到30%,法不罚众。宋代火葬率据高不下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其一,费用节省。对此,《水浒》也有反映,且看第二十一回一段对话:
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许你一具棺木钱,一向不曾把得与你。今日我有些金子
在这里,把与你,你便可去陈三郎家,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家里。你百年归寿时,我却再
与你些送终之资。”
王公道:“恩主时常觑老汉,又蒙与终身寿具,老子今世不能报答,后世做驴做马,
报答押司。”
这位王公是卖汤药的小贩,仍积攒不下自己的棺木钱和送终钱,故对宋江许以做驴做马相报。联系到第二十四回,西门庆央求王婆拉皮条,代价也是“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由此也可推断宋代棺木土葬费用不赀。河东平民“衣食至薄”,葬仪只能“务从省俭”,火葬因而成风。两浙路经济尽管繁荣,但“吴越之俗,葬送费广”,贫苦之家一下子凑不起这么多的费用, “送终之具,唯务从简”, 故而这里“从来率以火化为便”。
其二,人地矛盾。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深化,尺寸之地,皆有归属,无地与少地的贫下农户占绝大多数,兼之面临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人地矛盾,尤其尖锐。河东路火葬率高,并非“俗杂羌夷”,火葬遗风犹存;“土狭民众,惜地不葬”,才是主要原因。两浙路生聚最繁,不仅贫苦之民土葬“未有处所”,即便富裕之家也不愿以“蕞尔之土”安葬死者,于是这里火葬率便高居首位。这种现象带有普遍性。《夷坚志?鄂州遗骸》描述了鄂州(今湖北武汉)死无葬身之地的情况:“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顾炎武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曾对“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深表感慨和费解。北宋理学家程颢在观念上也反对火葬,但似乎感受到背后的深层因素,不得不承认:“其火葬者,出不得已也”。尽管不得已,但火葬之俗因此而为社会所接受,《水浒》则折射出了这种认同。
押字
《水浒》第八十一回写到燕青通过李师师要求宋徽宗为他亲书一道御笔赦书,徽宗被逼不过,只得命取纸笔,“写罢,下面押个御书花字”。押字,也称花押或画押,是人们在文书上,根据自身喜好,使用特定的符号,作为证实本人的凭据。由于它往往只是某种符号,便与署上本人姓名的签名不同。押字始于何代颇难确证,唐代已经流行。宋徽宗押的御书花字,即是押字,但因皇帝至尊,故称作御押。宋代自太祖到度宗十五朝的御押样式还保存在周密的《癸辛杂识》里,其中真宗、神宗和光宗的御押只是画圈。后来把依样画葫芦的批押叫做画圈,似乎与这种花押不无关系。不过,从现存徽宗绘画上的御押看来,他使用的押字符号远不止一个。徽宗爱在书画后押上的别致的花字,有人说是“天水”(赵姓的郡望)两字的草书连写,有人以为是“天下一人”四字的连缀。宋代皇帝还刻有“押字印宝”,也就是把御押符号刻成图章,以便随手盖章,免去画押的麻烦。
在宋代,一般的官员,甚至平民也使用押字。《水浒》第八回写林冲刺配沧州前休妻道:“林冲当下看人写了,借过笔来,去年月下押个花字,打个手模”。林冲这时已是配军,不再是禁军教头,他的押字既可视为官员押字的旧习,也可作为押字流行于民间的佐证。据《石林燕语》记载,王安石的花押就画一“石”字,一横一撇的中间加个圈,他性情忭急,象阿Q一样画圈总不圆,往往窝扁,横划又多带过,别人取笑他押了个“歹”字。据范成大说,“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他说的古人指宋代以前,但王安石还保持着这一遗风。
押字在宋代应用相当普遍。其一,官员用于案牍公文。宋代如果仅签名而不押字,公文无效;反之,只押字而不署名,公文即为有效。因而,自宋初起,官员进呈给朝廷的文书,往往只押字而不签名。这一惯例大约持续到孝宗朝,其后才押字签名并用。当好几位官员联署一份公文时,惯例是官职越高,押字越后,因而宰相的押字总在最后。钱惟演做到枢密使,离宰相还差一步,出于宰相情结,他常感慨道:“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其二,官府用于纸币量器。据《宋朝事实?财用》,成都富户联合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名为交子,“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这种最初由出资铺户联合押字的交子,后来改由官府发行,实物虽然迄今未有发现,而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有押字的纸币倒颇有传世的。此外,宋代各官仓使用的斛、斗、升、合等量器,也都“各刻仓分、监官押字”,以取信于民。其三,工匠用于工艺器物。宋代曾规定:官铸铜器必须铸上主副工匠姓名和监官的押字。现存宋代文物中,留有工匠或窑户押字的漆器、瓷器也颇不少。其四,平民用于契约诉状。据《袁氏世范》,买卖田产,“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而《作邑自箴》交代诉状格式,状末应写“姓某押状”,如果起诉人不会写字,则由代笔人当众宣读,“亲押花字”。这些无不说明押字在平民法律文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押字流行,也容易带来假造仿冒,营私舞弊。仁宗时,有三司吏人模仿三司使的押字,“脱赚钱物”,居然还瞢过了三司副使。另一方面,因押字流行,文人雅士中便有人开始研究收藏。北宋有个名叫施结的知州,好蓄古今人押字,认为从押字的放恣或谨小,可以窥见一个人的性格和度量,便将所藏唐宋名人押字,“尽以刻石”,摩娑把玩,而每次转任必“用数人负之而行”。倒也堪称一痴。
刺青
刺青,即文身,宋代也称花绣、文绣、刺绣、雕青、锦体等。梁山好汉中,刺青的颇多:史进因“肩膀胸膛总有九条龙,满县人口顺,都叫他做九纹龙”,阮小五胸前刺着“青郁郁一个豹子”,鲁智深的背上也“刺着花绣”,而燕青的纹身更是美不胜收, “一身雪练也似白肉”,“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
在宋代,男子文身并不罕见,女子刺青则仅见于南方少数民族。这是因为文身的动机当然希望公开展示人体美,这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汉族女性中自然绝无可能,而南方少数民族大多为越族之后,还保持着“人皆文身”的旧习,以至于“文身老及幼,川浴女同男”,互相欣赏文身之美。这里只谈宋代汉人男子的文身。爱国名将岳飞背上的刺青是最脍炙人口的。据《宋史》记载,他被秦桧诬陷入狱,命他承认谋反,他愤怒地“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荆州有个名叫葛清的,通体遍刺白居易的诗句二十余处,且以画配诗,人们干脆称他为“白舍人行诗图”。徽宗时,睿思殿应制李质因为刺青而被赐号“锦体谪仙”。南宋时吉州太和居民谢六“举体雕青”,他自称“青狮子”, 人们称他“花六”。据《梦粱录》说,都城金子巷口有一家名吃,叫做陈花脚面食店,店主显然是双脚刺青的,倒也因此产生了广告作用和品牌效应。现存宋人绢画《杂剧眼药酸》中,就画着一个手臂雕青的杂剧演员。
据南宋初年的《鸡肋编》说,“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宋代市井显然把刺青视为时尚。《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宋徽宗晚年,也就是梁山好汉起事前后,东京大街上每有节庆游艺,少年狎客总是轻衫小帽,跨着马追逐在妓女队伍后边,另由“三五文身恶少年”为他们控御着马匹,由于这些恶少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世人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这种时尚南宋依旧长盛不衰,都城杭州社团中有锦体社,成员即由刺青者组成,迎神、比武是他们大显身手的两大节目。尽管明令规定皇室赵姓后裔“不许雕青”,但时尚的诱惑力难以抵抗,据嘉定七年(1214)公文,天潢子弟仍是“文刺者往往有之”。
撇开文身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不谈,宋代刺青似乎更多体现出时人对男性形体上健美的一种审美观念,《水浒》以燕青为典型,对此多有着笔。第七十四回写到泰安州燕青智扑擎天雕时,说他“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迭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反映的是一般市民对这种健美的肯定。第八十一回李师师听说燕青有一身好文绣,“三番五次,定要讨看,燕青只的脱膊下来,李师师看了,十分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则以女性的视角对这种男性健美表示欣赏。
文身是一种复杂的技艺,需要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艺术造诣。于是,就有专门为人文身的工匠。《水浒》交代九纹龙史进时说道:“又请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身花绣”,交代燕青时也说:“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宋时称这种高手匠人为针笔匠,他们往往“设肆为业”。
南宋初年,四大将之一的张俊抗金虽不行,搞钱却来得,他让士兵在行在杭州为他每天搬运石头,营造名叫太平楼的酒肆,以便下海捞上一把。苦不堪言的军士接二连三地逃亡,张俊便想出一个绝招,选择少壮高大的士卒,“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目的是为了“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不久,张家军里便传唱开了一首士兵歌谣: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
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缠足
在《红楼梦》研究中,对大观园的群芳到底是天足,还是小脚,有过不少考证文章。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而旗人女性不缠足不以为怪,于是有考证的必要。类似问题在《水浒》研究中,似乎没人重视。实际上,宋江闹事的徽宗政和、宣和之际,倒是女性缠足史上由宫廷波及社会的重要时期。
女性缠足较早的可信记载,是南唐后主李煜见宫嫔??娘纤丽擅舞,便命她“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使舞姿更婀娜轻盈。入宋以后,虽有仿效,也主要在宫中。据研究,缠足的影响途径大致是由宫廷进入教坊乐籍,再传到京城,最后流行各地的。但据《辍耕录》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之少”。苏轼也许是宋人中最早咏赞小脚的,其《菩萨蛮?咏足》下半阕说: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苏东坡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大约也在熙宁元丰(1068-1085)前后,那时还是教坊乐籍的舞女仿效宫样的阶段。绍圣元符年间(1094-1100)任相的章??所见就已不同,他把妇人脚和洛阳牡丹、建州茶并列为“古所不及”的近世三事,看来缠足在这几十年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宫廷和教坊了。据《枫窗小牍》,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缠足走红京城,东京“花靴弓履,穷极金翠”,裹小脚的“瘦金莲方”也开始“自北传南”。《老学庵笔记》说,宣和末,妇女的鞋底尖尖的,都以两色合成,名曰“错到底”,足见京师已缠足成风,连尖底绣鞋都有了流行款式。
《水浒》群像虽然以男性为主,但涉及的女性也不少。作为一部反映宣和遗事的小说,且看它对妇人缠足是如何描写的。梁山好汉中女性仅有三人,孙二娘在孟州开黑店,顾大嫂在登州大劫狱,小说没有写到她们的脚,但肯定不会小脚伶仃的。扈三娘活捉矮脚虎时,说她“凤鞋宝镫斜踏”,避免用“弓鞋”、“金莲”等词语,而特地用“凤鞋”,暗中点明她没有缠足。鲁智深救下的金翠莲,小说倒是两次写到她的脚:鲁达初见她时,但见她“素白旧衫笼雪体,淡黄软袜衬弓鞋”;鲁达打死镇关西逃亡雁门县,再次与其父女相遇,看那女子时,但见“纤腰袅娜,绿罗裙微露金莲”,明确交代她是缠足的。被宋江怒杀的阎婆惜也是小脚,小说的赞语说她“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被武松所杀的张都监的养娘玉兰,“绿罗裙掩映金莲”,也是缠过足的。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写到被李逵救出的刘太公之女“云鬓花颜,其实美丽”时,有诗为证:“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竭力渲染其缠足的性感。李师师无疑是《水浒》里的花魁,第八十一回写燕青再次找她,但见“当下李师师轻移莲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里面”,用莲步来说明这位花魁娘子是三寸金莲。潘金莲是《水浒》里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D?D尽管是反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名字就是小脚的雅称。据说女性缠足是男性为了满足自己变态的性需要,倘若如此,施耐庵在为她命名之际,也许是有过一番考虑的。在西门庆与潘金莲勾搭成奸的过程中,小脚的作用不可小觑:
也是缘法凑巧,那双箸正落在妇人脚边。西门庆连忙蹲身下去拾,只见那妇人尖尖的
一双小脚儿,正跷在箸边。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那妇人便笑将
起来,说道:“官人休要罗唣!你真个要勾搭我?”西门庆便下跪道:“只是娘子作成小
生。”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
小脚引起的这种性臆想,在南宋文人中已经十分猖獗。刘过(1154-1206)有一首《沁园春?美人足》,简直恨不得做一切与三寸金莲有关的事和物:
洛浦凌波,为谁微步,轻尘暗生。
记踏花芳径,乱红不损;步苔幽砌,嫩绿无痕。
衬玉罗悭,销金样窄,载不起盈盈一段春。
嬉游倦,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
有时自度歌声,悄不觉、微尖点拍频。
忆金莲移步,文鸳得侣;绣茵催衮,舞凤轻分。
懊恨深遮,牵情半露,出没风前烟缕裙。
知何似?似一钩新月,浅碧笼云。
不过,总的说来,北宋缠足主要还是有闲阶层的女性,《水浒》的描写也能印证这点。金翠莲自小会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赶座子”的,阎婆惜因父亲传教“也会唱诸般耍令”,玉兰也是唱曲的,李师师是烟花女子,似乎都与乐籍演艺有关。刘太公的女儿乃大户千金,也是养尊处优的。只有潘金莲出身大户人家的使女,算是例外,但大户使女总有点以色事人的意味。
缠足在南宋进一步普遍,这也反映在当时话本《京本通俗小说》里。《冯玉梅团圆》中的玉梅出身官宦,“脚小伶俜”是不足为奇的。《错斩崔宁》里的陈二姐虽是卖糕的女儿,“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分明是裹小脚的。连《碾玉观音》中郡王府的使女秀秀 “莲步半折小弓弓”,《西山一窟鬼》里陪嫁的侍女锦儿 “金莲着弓弓扣绣鞋儿”,也无不缠着足。缠足风气经南宋和元代的推波助澜,到元明之际,据陶宗仪说,已是“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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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浒边谈屑 虞云国
鄂州与武汉 寒冬雪 字184 2004-10-12 06:28:10
好文好文,解了一些疑惑。谢谢。 阿朱 字0 2004-10-08 01:45:52
有趣 萨苏 字746 2004-10-07 23:53:20
😄这老萨演义的功夫真不是白给的 1 西柠 字195 2004-10-08 01:51:57
西兄这个倒不是演义 萨苏 字140 2004-10-08 03:20:28
😄得。。。敢情还真有啊。。。。 西柠 字76 2004-10-11 23:02:51
我觉得还是很可信的 并非马甲 字70 2004-10-11 23: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