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戒网前最后奉献一把: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十年股市,六大拐点 -- 蝴蝶

第五回国库券破帽遮颜过市热心人鼓噪承购包销

推销队伍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有啥别生病，没啥别没钱，逼急了，国库券发行普遍恢复了组织认购行政摊派，煮了回改革夹生饭。

杨百万钻空子

“你自己去查吧，我的资料很多，但那是我自己收集的，你写书有很好的报酬，我也要忙我自己的事。我每周一、三、五闭市后要给网络写稿，周四要给《证券市场周刊》写稿，周末经常要出去讲课，只有周二有点闲，泡泡澡。”２０００年６月６日，杨怀定说了这番话。

不应该计较杨怀定的公私分明，也不应瞎猜杨人一阔脸就变，也许杨从来就是这性格，酷。

杨怀定原在上海铁合金厂看仓库。１９８８年春节前，厂里仓库丢了一吨多铜材。因为杨怀定妻子承包的电线厂所用原料是铜材，所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很快案子破了，杨怀定清白了，但两个月后他还是辞职下海了。

杨怀定订有２６种报刊。一天，他在报缝里发现，中央批准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那里的银行储蓄利率上浮了４．８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杨怀定家中数万元存款在温州存入每年可多得２４００元利息。他打算把钱存到温州去。

过了几天，４月５日，报纸上刊登上海市的证券市场２１日将开放国库券的买卖。杨怀定就改了主意，那天一早就来到银行。１９８３年的国库券百元卖出价１０８元。计算的结果是按现价吃进到期后每百元净赚３７元，高出温州储蓄利率１２％。杨怀定吃进２万元。几个小时后，国库券行情上涨４元。他２万元国库券还没在兜里捂热就抛给银行，赚了８００元。辞职前杨每月工资６０元，这８００元就是一年的收入。

“我回来就想，如果我能找到地方买进便宜的国库券，就肯定赚钱。”杨从报上得知又有６个城市相继开放国库券转让业务。他想，只要两地价差２元，投资１０万元，３天打个来回就净赚２０００元。关键是哪６个城市呢？于是杨怀定在上海图书馆查了７天，终于发现一个目标：安徽合肥。

于是杨怀定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合肥，见银行外排起长队，营业员却无精打采。细问之下才知是农民忙于备耕，纷纷提款，形成挤兑，银行国库券多得是但现金紧张。杨怀定当即买下，第二天赶回上海，把１０万元国库券卖给银行，获利２２００元。由于国库券上有合肥银行的标志封条，杨怀定怕上海银行收券时看破其中的诀窍，进行银行间相互调剂，索性撕开封条，让银行摸不到底细，免得断了财路。

去一趟合肥，可以赚几千元，于是杨日夜兼程，仅合肥一地就跑了个把月。然后又西去郑州，南下厦门，北进太原，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７０万元，杨怀定占去七分之一。

好歹一家家大银行，一个个也算是社会主义的银行家金融家，怎么算计不过一个看仓库的工人？

国债出笼记

１９６９年５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的胜利――欢呼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文章说：

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动员广大群众把暂时闲置的资金（那时候城里人拿工资吃喝拉撒，乡下人不许甩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人几乎完全不可以用钱去生产去投资，这钱实在不敢妄自称为资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自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８年，先后发行过６次国内公债，发行总额为３８．４亿元，加上应付利息９．８亿元??还本付息总数计４８．２亿元，已在１９６８年底全部还完。在国家建设初期??特别是抗美援朝期间??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提供过一些援助借款，本息共１４．０６亿新卢布。此项外债，中国一直坚持按期归还，并已在１９６５年初提前全部还清。

后来中国人的想法变了，中国人愿借外债也有人肯借钱给中国人了。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１９７３年冬新中国第一次从西方国家借到一笔贷款，英国、法国和西德提供了一笔９３亿美元的资金，主要用于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如果是在今天，武钢股票会大涨），进口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综合采煤机。

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向人民借钱是７年后。

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财政连着两年巨额赤字，哪哪都要钱用。１９８１年怎么办？要按过去的想法，咱勒紧腰带也得把花费压下去，量入为出，打死不弯腰，饿死不借钱。但在编制１９８１年的财政预算时，财政部官员提出积极财政平衡之说：国债还是要发的，这只是个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黑猫白猫，哪能为手段而损害目的，为面子而饿肚子？５０年代中国的国债叫做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经济建设公债，改革了就不能用它名字了，西方国家有国库券，咱也叫国库券，不用给他们专利费。

１９８１年中国开始发国债。

之后中国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国库券推销委员会，由财政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友情加盟。第一届推委会主任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出任，后来财政部长王丙乾也奋力担纲。

这个推委会是无比强大的，比当时北京市政府推销大白菜，比如今一些地方政府推销当地生产的香烟啤酒，比眼下全国推销假日旅游的阵容强大得多。强大是因为事儿难办。也许当时有人想过，国库券推委会里应该有公安部，肯定有那觉悟低的人不服从命令听指挥。

于是，钱贩子或翻山越岭去摆弄农人，或招摇闹市蛊惑市民，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农人市民忍痛割爱，不仅是金融意识问题，还是需求，就缺钱了怎么办，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诱使大家忍痛割爱的不仅有钱贩子，还有企业、机构和单位，于是从个人行为变为组织行为。

１９８７年４月，湖南省新邵县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以乡纺织器材厂名义在集市上贴出广告，推销电器产品和布匹，收得国库券４５９２元，４月１８日被工商所查获封存。新邵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对龙口溪乡企业办公室罚款５００元，并责令办公室负责人黄新清写出检查张贴全县，以示警戒。

国库券还成为推销产品的好帮手。

１９８７年６月以来，湖南益阳市一些企业违反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国库券，推销积压产品，８月下旬达到高潮，有时三四百人手持国库券，围聚在一家工厂大门争先购货，工厂营业有时到晚上９点多，日收券高达２万多元。有的单位还公开贴出告示，以５０％―７０％的现金折合率，以国库券交易货物。８月下旬，益阳市政府组织有工商、财政、银行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到４家收券销货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和账务清查，共查获非法收取的国库券１０余万元。市政府宣布对这几家企业做出没收国库券，并处罚款的处理决定。

这是在同一天的同一份报纸上刊登的湖南省关于国库券的两件事，由此可以推见当时国库券问题的普遍性。

杨怀定再三辩白他从未干过违法的事，从没有进山或在城里大街上逼着大家忍痛割爱，他只是从甲银行把国库券倒到乙银行――这是合法的。

说小人物创造历史，但没有大人物的配合也成不了事。１９７９年安徽凤阳小岗村１８户农民冒死闹单干，便有省委书记万里这个一米八的大人物的配合。而当杨怀定想合理合法地赚第一桶金的时候，也有个大人物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她也是个高个儿。没有陈慕华的发话，杨怀定再请俩保镖也不灵。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上海《文汇报》发了个内参，刊登静安交易柜台经理黄显贵谈国库券买卖问题。其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在内参上批示：“国库券只有上市流通，才能提高信誉，建议人民银行有关部门研究这个问题。”

１９８８年３月，财政部上报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不说国库券买卖说转让，就像不说失业说待业说下岗，一定也费了不少心思），主要说法是：允许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向个人发行的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向机构发行的怎么办？）；交易价格随行就市；

必须在国家指定开设的中介机构内进行买卖；国库券交易实行自营买卖和代理买卖两种形式，中介机构应每日公布自营交易价格，不得有行无市；自营买卖中介机构可以取买卖价差，价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所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１．５％（开饭馆也曾被规定过毛利润，厂长经理与工人工资的比例差也被规定过），代理买卖价格由委托人指定，代理机构向买卖双方收取的手续费，最高不得超过交易国库券总面值的６‰。

４月起先开放了上海、深圳、沈阳、哈尔滨、武汉、重庆和西安７个城市可以买卖国库券，６月又放了５４个大中城市，１９９１年３月，全国约４００个城级市都放了。

以下是１９８８年国库券首次放开后的几则记录：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两年前就经营有价证券的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交易所门前已聚集一批等候买卖国库券的群众。

８时３０分，证券交易市场开盘，亮出首批上市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国库券买进价和卖出价：１９８５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１０８元，卖出价为１０９．５０元；１９８６年面值１００元国库券买进价为９８．５０元，卖出价为１００元。

有个老干部模样的人买了３０００张面额为１０元的１９８５年发行的国库券，他说：“要算细账，还是买进合算。”是怎样算这笔账的呢？他慢条斯理地说：“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分别是９厘和１０厘，如１９８５年购买１００元国库券，到１９９０年期满后可获利息４５元，而现在买进只用１０９．５０元。现在距离１９９０年只有两年时间，到期每百元国库券可兑换１４５元。１４５元与１０９．５０元之差是３５．５０元，如果买进３００００元的国库券??到期就可获利１０６５０元。如将３００００元存银行定期储蓄??按一年定期利率７．２％计算??两年只能获利４３２０元。同样是两年，您看哪个合算？”

（郑超、马春山）

４月２１日，重庆普降春雨。

重庆市５家金融机构和财政局在８区１６县设立的３０个证券交易点及证券公司全部开放，挂牌办理国库券转让买卖业务。１９８５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９．４２元??卖出价１１０．９２元??１９８６年券每１００元买入价１０１．０２元??卖出价１０２．５２元。

有关专家指出，按目前的卖出价，１９８５年的收益率１４％，１９８６年，收益率１４．５％。比目前市场上发行的各种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的收益率都高。由此判断几天后卖出行情将上升。

（陈徐）

４月２１日上午８时，距国库券交易开市还有１小时，工商银行上海分行静安区证券交易柜台前，已有许多人在等候了。

９时整，国券库交易开始，挂牌价格是：１９８５年百元面值国库券卖出价为１０４元。开始时成交甚小，多数顾客还在观望。不久，有一个顾客以每百元１０４元的价格卖出２０５元面值的国库券。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库券的价格也不断上涨。开盘４５分钟以后，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５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９５０元；接着有人以每百元１０６元的价格成交１０００元。过了几分钟，又有人以每百元１１０元的价格成交１５００元。接近开市后的１小时，有两人以每百元１１２元的价格卖出，成交额为１３００元。（傅天明）国库券于６月１３日在天津首次上市以来，居民竞相抛售。第一天证券公司国库券库存数为７．９５万元，两天后，库存升到９７．１万元，到了第十天，库存猛增到５００多万元，没有十足准备的各证券公司承受能力趋于极限，纷纷告急。与此同时，国库券黑市买卖却异常活跃。

自从１９８５、１９８６两年的国库券可以上市转让的消息见报后，在街头巷尾不时可以听到一些议论，不少人希望尽快抛售。１３日证券市场正式开业后，人们的抛售欲望终于发泄出来。由于证券公司对抛售者应接不暇，许多持有者把目光转向了黑市，一些人以六折的价格卖出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有的持有者把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７年的国库券混在一起，以七五折卖出。

国库券上市近十天，抛售风有增无减，使全市３３家证券公司难以承受。于是，许多公司采取了只卖不买或限制买进时间的紧急措施。这样一来，表面上减轻了各公司的压力，实际上却更激起人们尽快抛售的情绪。

（徐勇、曹健）

阚治东伸手国库券

有差异有缝隙就有机可乘，杨怀定正可以大显身手。但与阚治东相比，就小的溜了。

上海有三大券商，申银、万国和海通。１９８６年证券公司拉队伍时是由人总行主导的，每个省分行都要办一个，而且只允许办一个。上海人提出，上海的情况特殊，要多办几个。北京同意了，但必须有一家是人行的。这样，上海人行办了个申银，万国是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海通是交通银行的崽。

这里特别值得记录的是，当时上海人行副行长龚浩成不同意人民银行办公司：“中央银行是金融行政管理机构，不好用手中的权力去办公司，这就好像在足球场上，我们只能当裁判，不能下场去踢球。”

这种理性约束利益，脑袋指挥屁股的情形是不多的。

果然后来证券公司先后脱离了人行系统，脱离了权力机关。

而申银，在成立了两年之后，１９９０年９月被龚浩成挥刀斩给了上海市工行。虽然没见文字记载，但龚一定落下了埋怨，特别是上海人行的部下，因为龚送给人家一个金娃娃。

申银成立后转工行前，惟一做过的一笔股票买卖是买进４．５万股电真空。申银这块牌子给了人家，电真空股票也转过去了。当年买价是１０２元，卖给工行是１０５元。但签字后没几天，电真空股价飞涨到１５０元，转眼间工行赚到１８００万元，像天上掉馅饼。

咬到天上掉下的馅饼的就是阚治东。

如果说阚治东是靠天吃饭的，那不公平。在接申银之前，阚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时，就透出精明。

在国库券这件事上，现难以考证是杨百万在先还是阚治东领头，但阚治东显然做得大，组织总是比个人强大。

１９８８年国库券允许流通了，阚治东就在全国工行系统里组织起全国第一个国库券报价中心，有３６个单位参加。每个单位每个星期发一个电报到上海，报上买进卖出价，上海汇总后再返回。这种方式比今天的即时报价撮合成交差得多，但比杨怀定要先进许多。杨雇人满世界寻价报回来，然后杨亲赴携款购进，扛回上海卖出。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底，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投资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投资公司都要撤销，但他们库里还压着１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人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换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

对方报了一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今天下午就动身。”

１０００万元，对阚治东的公司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哪里去筹划这么多钱？阚治东立即给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打电话，毛行长设法开出了支票。

当时的国库券都是现货交易，一千多万元的支票一张，换来５０箱国库券，点数点了个天昏地暗，足足装满了１０条大麻袋。怎么运走呢？本来想搭飞机走，但保卫处同志从哈尔滨人行借了几把枪，带武器不准上飞机。又想干脆租一架军用飞机，但军用飞机不能一下子飞到上海，沿途要停几次，安全怕有麻烦。包几间软卧车厢，行不行？但装国库券的麻袋体积太大，不允许上软卧。

最后，只好同哈尔滨铁路局及铁路公安派出所商量，把国库券放到前头的行李车上，派人拿着枪日夜轮流值班看守，对讲机始终开着，过几分钟就问：“怎么样？”

就这样提心吊胆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路途，终于把它们安全运抵上海。

有意思的是，阚治东们刚回到上海，中国人民银行又发文通知：各地分行的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不撤销，继续经营国库券买卖。

这１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联办发行国债

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财政部国债司张加伦和高坚两位副司长来到联办，商讨改革国库券的发行方式，从行政摊销改为承购包销。

承购包销规范的做法可概括为：财政部提出国债发行的量、期限、债息，供有条件参加承销的金融机构进行投标，通过投标来确定发行价格。

１月２８日，财政部国债司给联办一个总协调的名义，发出委托书委托联办组织１９９１年国库券承购包销团，联办负责包销团成员资格条件的拟定，包销团成员的初定，主干事的选定；拟定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程序；草拟财政部与包销团的包销合同，在合同生效后，负责监督包销团成员履行合同；草拟包销团内部的分销合同；组织和实施国库券承购包销的宣传广告工作。财政部负责审批。

在参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过程中，除去ＳＴＡＱ系统，联办蹦垩了近２年，真正主导并上了前线的是国库券的承购包销，于是全数好汉都扑了上去。

联办研究开发部李青原、戴小京率众先期收集了美、英、法、日等国有关国债发行方面的专著和技术资料，进行国债承销可行性研究。

１月２６日，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主持召开了联办内部第一次国债承销工作会议，算是正式开练。联办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总负责国债承销试点的协调工作。从１月底至３月底，意向承购额由９至１０亿元逐步增加到２５亿元以上。３月３０日到４月１２日为止，共有８１家公司确认参加承销团，承销总额超过３０亿元。后经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协商，取消了２家公司的承销资格，承销总额确定为２７．７４亿元。

技术设计由程序设计部主协调王莉主持，有联办首席律师高西庆博士、财会设计部主协调汪建熙和副主任龙涛、法律部主任何斐等人参加，完成了承销公司资格、发行条件、承销计划、调券划款、财会结算以及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和流通等方面的运行操作的技术设计。主要技术文件有《１９９１年国债承销结算办法》、《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规则》、《国债转账结算中心交割结算业务规程》。

承销合同和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由高西庆总负责，有何斐和谢思敏等人参加。所有这些人，在当今中国证券业，依然好生了得。

国库券与宏观调控

１９９１年，国库券实际发行１２０亿元，其中走承购包销路的有３８．７亿元，承销团成员公司共７９家。

１９９２年，承购包销仪式的规格提高了，３月３１日，承销签字仪式改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了，出席的首长级别也提高了。当年共发国库券３９０亿元，其中８０家承销团成员公司共承销３６．３５亿元。但很多有识之士不认这个：花花的钞票送进去，出来的只是个记账纸片片？让时间去解决一切吧。

１９９３年可不得了了，这一年有著名的宏观调控，有前所未有的国务院副总理横刀接管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大印，有朱槠基的约法三章。大家都疯了，炒开发区炒房地产，炒美元炒黄金，炒股票炒债券，炒沈太福的长城公司债券，炒拥有一块美国大地的鹰卡，惟独晾着国库券。

承购包销的比例越来越小，这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发国债已不仅仅是政府集中财力找钱的活儿，而且是宏观调控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张王牌。过去讲国库券还弄个转让之类的词遮掩些个，别闹了，彻底拒绝行政摊派，众口一词市场化。

从１９９４年起，发国债的正规部队财政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体改委等等全数加入进来，咱的队伍空前壮大起来，承销、非实物、竞标招标、净价交易、一级自营商各位兄弟一一登上舞台，回购、期权、期货、抵押、贴现等等新概念新工具渐为人知。

与１９８１年第一次发国债４８亿元相比，如今的规模大不一样。在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收支安排中，财政部长项怀诚公布：２０００年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债务本金为１５８１亿元，加上弥补当年赤字２２９９亿元，中央代地方发债５００亿元，国债发行总规模为４３８０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发行３８８０亿元，比上年实际发行额增加１６５亿元。

从１９９４年起，联办不再担任国库券承购包销总协调，把重担传给人总行了。

王莉时任中信实业银行证券部经理。从１９８４年作为中信公司首席交易员算起，王在证券市场上已滚过了１０个春秋。这１０年间她不仅和众多国外机构进行过大量债券等不同金融商品的交易，而且还主持设计了以国债交易为核心的联办ＳＴＡＱ系统，在同行中有“国债第一人”之称。

１９９４年３月７日，王莉在《中华工商时报》谈了她对国债市场体系的看法。

市场没有层次按照国际惯例，国债市场应该是一个层次化的市场。一级自营商、其他中介机构、投资者在这个场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现在实施的方案，没能客观地考虑到每一个因素在市场这个集合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市场对于他们的不同要求。

一般地说，国债流通市场是以机构为交易主体的市场。它可以由内至外划分为三层：一级自营商、非一级自营商机构及代理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具体的运行过程是，一级自营商之间的买卖产生国债市场的指导价格，以这个价格作为参照系，其他机构进行交易。一级自营商必须满足其他机构买卖债券的要求，同时也通过和机构间的买卖达到调控市场需求、促进流通的目的。这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做市”。

从当前情况看，领导层并没有意识到市场的层次化，对一级自营商在二级市场的地位缺乏深入的认识。财政部的眼光高度集中于发行市场，而对二级市场则过于依赖银行的作用，而忽视了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其它投资机构。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国债政策遭到割裂，打击了券商、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银行对于操作国债的认识也不够充分，认识不到其利益所在。因此，在无形之中，使国债变成了必须由机构背起来的沉重包袱，严重阻碍了国债的流通，影响了国债的威望。

必须开设场外市场目前国债市场设计方案中没能有效设计这部分内容，将对国债市场的活跃起到束缚的作用。

集中在场内交易虽然便于管理，但是场内机械的自动撮合成交，很难灵活地调节市场供需，达到分销、流通的目的。与此相比，场外交易，不需要缴纳高昂的场地费，只要通过电话就可商讨价格各取所需。这对于机构来说，具有难以抵抗的诱惑力。

一级自营商作为市场交易的主体和市场的重要组织部分，它们将通过不断吞吐债券的行为来保障国债市场的流通。这种连续性的买卖，只有在场外交易中才能得以极致的发挥。对此，王莉呼吁：要尽快建立一个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有序的市场体系。

建立全国性国债结算中心

国债结算中心是主管部门监测、管理、规范国债二级市场的惟一手段。今年非实物券的发行使结算中心地位，以及在监控、确认等方面的功能显得更加重要、突出。目前，将上海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全国统一的、惟一的国债结算中心，其中存在的两个很大的问题，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它是否有能力担当全国国债交易的清算交割任务。

其一，现在的结算中心在运行上没有考虑非场内会员的交易，一旦开展场外交易将难以应付。

其二，Ｔ＋０的清算交割方式表面上看虽然迅速、便捷，但在运行中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Ｔ＋０资金、证券的同步交割，违背了清算交割的安全性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证券可以完成当天的交割，但资金却要滞后一天划款。由于国债的买卖数量巨大，每笔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资金数额大，资金、证券不能同步进行，万一出现信用风险，后果难以设想。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组织一个超脱某一交易所的全国性结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