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保加利亚通史【第四次校对完整版】 -- 生命之歌

克鲁姆多次于拜占庭战斗，每次战斗都是剑不离手，时时刻刻都有战死疆场的危险。远在首都的他的妹妹在一个他出征的3月，做了一个克鲁姆战死的可怕恶梦，当她醒来之后立刻修书一封送到前线，叮嘱克鲁姆要保重身体，并为其祈祷。她把这封书信用细线绑在燕子腿上，由燕子代劳送往军营。但不幸的是燕子在送信途中受伤，鲜血把书信染红了一半。当克鲁姆收到书信后，百感交集，便把书信和丝线时时带在身旁。这两件东西就像护身符一样，保佑着克鲁姆，终于在身经百战后安然回到故乡。人们为了纪念克鲁姆的妹妹和那只燕子，特意把每年的三月定为“3月花节”。每年的3月1日，保加利亚人都会早早的把红线缠在树枝之上，再把树枝插上房檐，让春风吹拂、阳光照耀。祈祷远方的游子平安，祈祷人们生活幸福安康。接着人们会用绒线做成红、白两色的花朵别在胸前，在大街上无论是碰到熟人还是第一次到保加利亚的人都会得到“祝您健康！”这句话的表示。

斯达乌拉西乌斯在这种情况下与继承拜占庭皇帝之位，虽然按照法定程序宣布他成为皇帝，但他的伤势使他根本无法继续坚持下去，在一场宫廷政变中他结束了自己做为皇帝的历史，之后不到三个月便一命呜呼了。811年10月2日米哈伊尔一世（Michael，811-813）继他为皇帝，这个人软弱无能，把拜占庭搞得一团糟。在外交上被法兰克查理帝国压制，在与法兰克的战斗中舰队彻底失败，不得不第一次承认了欧洲存在两个皇帝，一个是他本人，另一个是查理大帝。这在拜占庭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权益之策，但它造成的后果是当时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拜占庭的继承罗马遗产的唯一特权已被打破，一切蛮族都可以挑战它了。在查理大帝的怂恿下，巴尔干半岛的形式越来越白热化。812年春天，科鲁姆再次进攻拜占庭的北部边疆，特维尔图斯城变成荒土，大量人民向南逃难。科鲁姆利用这个机会派遣拜占庭提出和谈，要求与拜占庭交换战俘以及告密者。但拜占庭人却在玩弄文字游戏，他们认为在保加利亚人的合约中，“难民”和“移民”应该分清，对他们应该分别对待，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搁置。科鲁姆可不管这些，看不到拜占庭人的表示他便于812年11月再次进犯拜占庭领土。米哈伊尔皇帝不会打仗，所以节节败退，黑海重要海港麦森布里亚被洗劫，保加利亚人得到了大量白银，并且得到了最重要的武器——希腊火的制作原理，为此拜占庭举国大惊。君士坦丁大教长尼基弗鲁斯主张和谈，接受保加利亚君主的任何条件；但斯图迪特修道院院长赛奥多利则极力主张迎战。最终赛奥多利占据了上风，拜占庭军队迅速出动，准备与保加利亚人决一死战。在战争前夕，即公元814年5月4日，一次百年难见的日全食出现于巴尔干半岛。在拜占庭与保加利亚边界的官员和士兵都非常害怕，他们担心这次的出征很可能还会像上次一样全军覆没，甚至连皇帝都会客死他乡，一时士气低落到极点。为了提升士气，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一世一边整顿军威，一边为将士打气：“我们已经等候这个时候太久太久，只要你们勇敢的跟随我，上帝就将会记下你的名字。我们有十倍于保加利亚人的军力，胜利必将是我们的！”公元813年6月，拜占庭军队进驻色雷斯，立刻就在色雷斯首府维尔西尼基亚遇上了保加利亚的军队。两支军队僵持了数日，准备决战。22日，拜占庭军队先发动进攻，皇帝米哈伊尔一世想要用一次次的骑兵进攻打消保加利亚人的士气。但保加利亚人并未被打倒，反而使用重骑兵冲向拜占庭军队。保加利亚军队的勇猛使本已惊慌失措的拜占庭人更加离心离德，左翼靠边缘的兵团在保加利亚人还未冲到眼前时就开始逃跑。继而，阿维多利亚将军利奥也撤出战斗，士兵见主将已经逃离战场，马上群龙无首，各自开始逃命。此时胜利的天平再次倒向了科鲁姆，保加利亚人追击数十里，几乎把拜占庭人的所有辎重都收为己有。仅仅半日，两年前的悲剧再次上演，拜占庭人再次全军覆没，皇帝米哈伊尔侥幸逃至首都。813年7月11日，米哈伊尔一世被废，之后就是那个撤出战斗的将军，亚美尼亚人利奥登上了皇帝宝座，史称利奥五世（Leo V，813-820）。科鲁姆与其兄弟（不知姓名）共同追至君士坦丁堡城下，再次望城兴叹，尽管把自己的长矛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上，实现了自己在继位时发的誓，但君士坦丁堡厚重的城墙仍旧无法攻破，他只得大肆劫掠君士坦丁堡附属乡村，并攻入亚得里亚堡。保加利亚人在亚得里亚堡俘虏近1万名军民，连同牲畜等都被克鲁姆带回多瑙河沿岸。814年，拜占庭人再次得到胜利，科鲁姆则再次挺进君士坦丁堡。在途中，他接受了拜占庭人的和谈要求，但是却在附会之时受到利奥派出的刺客的袭击，受了重伤，遂怨恨拜占庭人，准备第二年彻底踏平君士坦丁堡。但不幸的是814年4月13日，他就像阿提拉一样被脑出血致死。第三次保加利亚战争从此结束。克鲁姆在国家治理上一改过去的贵族政策，放逐了部分不做实事的贵族。他制定了保加利亚历史上第一部法典，法典巩固了贵族的地位，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他在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方面成绩十分卓著，他严禁抢劫和酗酒，并且做事很明智，在他统治时期保加利亚的封建制度日益发展。

在他逝世后，被放逐的一些贵族偷偷潜回保加利亚。先后有三个贵族做了可汗，其中有一人其实是奥穆尔塔格的摄政王。这三个人分别叫做杜昆（Dukum）、迪西维格（Dicevg）和特索各（Tsog）。在短暂的混乱后，保加利亚可汗由克鲁姆的儿子奥穆尔塔格（Omurtag，814-831）即位，里奥五世与他订立了30年合约。自此以后，两国享受了80年的和平，最终由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再次挑起战端，又一次保加利亚战争开始，同时拜占庭也会出现第二位保加利亚屠夫。可不要说这80年的和平是完全的和平，拜占庭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一直在对保加利亚进行和平演变。他们主要的方式就是用基督教会对付保加利亚人的原始宗教，把他们引向拜占庭化，从而彻底削弱其力量，让其成为拜占庭的附庸国家。

不过奥穆尔塔格还是抱着疑虑的态度采取了一些矛盾的政策。他不得不一方面迫害拜占庭的传教士；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学习拜占庭的先进政治制度。

首先，因此时保加利亚境内已经进入了大量拜占庭工匠和学者，为保加利亚带来先进的拜占庭建筑艺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奥穆尔塔格特许他们建筑有拜占庭特色的建筑，以取代原来的保加利亚茅屋建筑。在奥穆尔塔格授权下，拜占庭工匠建立了为数众多的王宫建筑和纪念碑，以用来显示皇家的威严与赫赫武功。直到现在我们仍旧能看到这些记功碑以及上面的石刻。如在瓦尔纳奥穆尔塔格坟墓挖掘出的一方石碑就篆刻着：“……人是一定会死的，即使他曾经尊贵的活着，其他人也要出生。让新生的人注视着这座陵墓，永远记住他的建造者。题字者：奥穆尔塔格可汗，神将会赐予他长命百岁。”这段文字实际上原本是用希腊文拼写的古保加利亚文，可见当时保加利亚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体系，所以只能用相对成熟的希腊文来拼写自己的语言文字。此时的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卡已经是全欧洲闻名的城市。估计今天的考古挖掘，这座城面积为23平方公里，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是可汗及贵族用地，用一道筑有塔楼和射击孔的城墙围着；外城用土墙和城壕包围，普通平民和手工业者都居住在外城。我们在该城中共发现保存完好的三十多个建筑物，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建筑规模都不是很大，基本全部都用加工过的石块连同泥土或木材建造，最外面抹上粘土，房屋就建成了。此时普里斯卡的居民主要从事的行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制陶业的发展，在普里斯卡城内已经出现专用的双层窑。除此外，奥穆尔塔格还主持建造了为数众多的排水系统和供水设备。这个传统的新兴城市已经在奥穆尔塔格执政期间城市化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其次，奥穆尔塔格还借用了拜占庭的官职制度。他在普里斯卡设置朝廷，接着效仿拜占庭的制度设置百官。同时在奥穆尔塔格时期建造了保加利亚最早的拜占庭式宫廷。该王宫长52英尺，宽26.5英尺，墙壁厚度2.6英尺，其地基和墙壁都是用长方形大石块垒成。甚至于奥穆尔塔格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还一改以前的传统氏族祖潘制度。使用了与拜占庭相近的军区制，即按照区域划分人民，然后根据各区域人民的情况分别制定租税制度。人民要在给国家缴纳租税的同时，负有为可汗征战的义务。全国人民被分为大量的卡密特（Comitat），以卡密特为新的军事单位。同时，斯拉夫步兵和保加利亚骑兵的分别被取消，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入骑兵部队。不过最高级别的骑兵部队“热汤部队”，仍旧只有保加利亚贵族可以进入。此时在保加利亚还出现一份记载保加利亚可汗丰功伟绩的名册——《原始保加利亚历代可汗名册》。该名册记载了7-8世纪的保加利亚可汗名字、家庭情况以及在位时间。它从杜罗王族的各可汗开始记载，一直到乌马尔为止，上面甚至还记载阿提拉与埃尔纳克的奇闻轶事。该名册具体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颂赞阿斯巴鲁赫的王朝，记载他们的来源正统以及丰功伟绩；第二部分主要说明其后继者统治时期的各种事件。该名册的纪年方式仍旧使用十二生肖的纪年方式，并未改变其亚洲习惯。

最后，奥穆尔塔格还要求在保加利亚的拜占庭或者其他国家战俘，必须按照保加利亚的传统生活并融入保加利亚社会之中。他们的习俗被保加利亚人所接受，拜占庭文化进一步进入保加利亚国家内部。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崇拜基督教，但他们又新奇又先进的文化传统使保加利亚的各个阶层都受到感染。在200年前“斯拉夫化”后，保加利亚又开始被“拜占庭化”。对于基督徒的迫害也是奥穆尔塔格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他统治时期，保加利亚国家内部基督教和保加利亚原始宗教共同存在。无论是曾经身经百战的保加利亚老将和士兵们，还是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保加利亚贵族们都对拜占庭人抱有极度敌视的态度，自然这种敌视也会迁怒到拜占庭的宗教——基督教上。在保加利亚无论何种阶层仍旧保留着自己本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古老风俗习惯，他们还是认为战神才是他们所应崇拜的最高神。在保加利亚贵族心中，保持信仰的独立就是保持保加利亚国家的独立，这就是当神话传说带有政治目的时就会产生无与伦比的效力。奥穆尔塔格更是一个对原始宗教敬若神明的人，他甚至于还要求被俘虏的拜占庭人也要宣誓不再服从基督教的信仰，而转为信仰保加利亚原始宗教。如亚德里亚堡主教就是因为不愿改信保加利亚原始宗教而被处死。甚至于在其三子马拉米尔（Malamir，831-836）在位时期，还被迫处死了坚持要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亲弟弟恩拉沃塔斯（Enravotas）。

接替马拉米尔可汗位的是普雷西安一世（Presian I，836-852），他也是奥穆尔塔格的儿子，在他在为时期，除了在马其顿问题上与拜占庭有一些小的摩擦，其他基本无事。公元839年，其曾经大举征伐新生的塞尔维亚国家，但由于后勤补给问题，无功而返。后吸取教训，于公元845年与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843-876）签订合约，以专心对付主要敌人——拜占庭帝国。其死后依照他的遗嘱，被葬在今希腊北部地区，即他征战后最后得到的土地，他要在这里看着他的子孙们打败拜占庭。

普雷西安一世死后，由其子鲍里斯一世（Boris I，852-889）即位。该人是保加利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在刚刚即位的公元852年，鲍里斯一世就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要挟拜占庭的提奥多拉皇后，拜占庭在万般无奈下与鲍里斯一世签订了对西部边境稍作修改的合约，鲍里斯一世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接着他先打击塞尔维亚，又进犯克罗地亚，但两次都毫无结果。在他做可汗的前十年，保加利亚国家内部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因为数十年的和平，在保加利亚城镇中不断兴起一个商业阶层，该阶层垄断着食盐以及其他一些手工业品的市场。他们的商业活动遍及整个巴尔干，他们操着希腊语，但又有着保加利亚习俗，在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之间晃来晃去，这种离奇的现象使鲍里斯一世深感不安。他在听取谏议官的忠告后，毅然决然确定了之后的保加利亚国策。即保加利亚原始宗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日薄西山的保加利亚习俗也将被淘汰。为今之计只有改弦易辙，利用占有绝对优势的基督教传统团结保加利亚人，进行根本性文化变革。这样才能对付日益强盛的塞尔维亚、南方敌人拜占庭和北方强敌法兰克。不过鲍里斯一世却为选择哪种基督教派别伤尽了头脑。实际上在他即位之前，基督教已经数度传入保加利亚。无论是保加利亚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居民都已经很清楚基督教的教义和主要宗旨。此时斯拉夫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大摩拉维亚公国）都已经改奉基督教，而原始宗教已被废弃多年。最初鲍里斯一世本着保加利亚一贯的反拜占庭态度，准备与日耳曼人联合，接受罗马教皇的管辖。可是拜占庭帝国和大摩拉维亚公国（Great Moravia，830-905）都看到保加利亚如此做的危险，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842-867）甚至为了保加利亚的信仰问题要与保加利亚兵戎相见。

经过军区制改革和毁坏圣像运动，拜占庭国家再次崛起，军事和政治实力再次加强。特别是发明希腊火以后，拜占庭人对阿拉伯人有若干胜仗，使得阿拉伯人不再敢轻举妄动，因此彻底保障拜占庭南疆的安全。这时，拜占庭人终于有时间来对巴尔干地区进行整治了。巴尔干半岛一直以来就是拜占庭人的后院，拜占庭人也一直视它为粮仓和军火库。只有保证这里的安全，才能保证拜占庭自身的安全。因此，拜占庭政府在这里接连建立10个军区，分别是：斯特里蒙军区、达尔马提亚军区、希腊军区、伯罗奔尼撒军区、凯法利尼亚军区、尼科堡军区、迪拉修姆军区、马其顿军区、色雷斯军区、塞萨洛尼基军区。这些军区的设立巩固了巴尔干半岛的稳定，为拜占庭的重新树立主宰地位铺平了到路。同时，在经过毁坏圣像运动后，拜占庭的优势地位在西方彻底消失。君士坦丁堡不再是基督教普世中心，罗马则成为新的基督教中心。对于这种态势，拜占庭政府为挽回面子，立志把东方国家变为君士坦丁堡教会下的附属，以抗衡在西方兴起的罗马天主教。当东方国家成为君士坦丁堡教会的附属后，拜占庭人就又会恢复成过去的那样广大。与此同时，拜占庭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大发展，最主要是在塞奥菲鲁斯（Theophilus，829-842）以及米哈伊尔三世在位时期，大力整理了诸多古籍，并发明了使用到引刷体出现之前的通用字体——“安色尔字体”。另外就是诸多学者的出现，拜占庭的大学再次焕发生机。特别是神学的发展，让拜占庭人走向另一个高潮，同时也作好向外发展传教的准备。

拜占庭人过去并未想过在整个东欧地区传教，其实还是由于罗斯人的出现才开始这样的尝试，并最终取得圆满的成功。在罗斯国家建立之初，拜占庭人曾经欲让他们来牵制保加利亚人，但终于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军队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且不愿意再离去，让拜占庭人明白只有让他们全部东正教化才能彻底解决巴尔干的问题。因此，拜占庭政府发动大量人力物力，在爱琴海、小亚以及边疆地区大量传教。色雷斯、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众多的教堂，保加利亚人、斯拉夫人、罗斯人成为教徒者众多。而大量拜占庭书籍及宗教理念的输出让这些人彻底放弃了旧有宗教传统，而进入东正教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