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替舍妹问计于野：如何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 hansens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曾在１9６０年５月访华５天。毛主席、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他印象颇深，但感到时间太短，要求１9６１年9月访华３周，除会见我国领导人外，还要访问几个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总理原则同意。外交部制定日程，组成接待小组，由国防体委主任李达上将率领，全程陪同。

　　9月７日，蒙哥马利在陈毅副总理主持的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和平三原则”，即：一、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二、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三、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总理认为蒙哥马利很有政治头脑。他要我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总理指示，要放手让他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让他自己看了作出结论。结合参观访问，帮助他尽量从本质上了解新中国。

　　从9月9日起，蒙哥马利先后访问了包头、太原、西安、延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9月２０日傍晚回到北京。２１日凌晨２时许，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向他汇报。

　　我的汇报较简短，总理问得很仔细，对政治性问题问得特别细。汇报了两个多小时，看来总理还满意。我觉得总理该休息了，准备告辞。但总理不让走，又问我，在各地看了些什么文艺节目。我从包头谈起，谈到在洛阳时，当地为蒙哥马利准备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饭后让我们陪他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他闯了进去，演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走了，回到宾馆，他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我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他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我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他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我说：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一来，他不吭声了。

　　总理严肃地对我说：你讲得太过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他有看法，何必驳他。他提出了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

　　总理的批评很尖锐，但使我心服，我很想听他多批评几句，但总理却改了语气和话题。问我：蒙哥马利最喜欢什么文艺节目，我答：杂技，特别是口技。总理问：他看了杂技《抢椅子》没有?我说：没有。总理从文件框里取出为蒙哥马利安排的文艺晚会的节目单，其中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总理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你，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总理马上打电话给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要他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戏法，并指定了演员。

　　9月２２日晚，总理在饯别蒙哥马利的宴会上发表讲话，称赞蒙哥马利提出的“三原则”是“抓住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关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总理还说，这次蒙哥马利“亲眼看到中国人民正在辛勤劳动，从事和平建设”，但“我们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要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努力，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朋友”。蒙哥马利在讲话中说，这次访华“使我了解了整个国家解放以来获得的进展”，“中国的命运现在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１9６２年，英国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书中详述了他访华的见闻和观感，强调指出：“从长远看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作为一大强国的兴起是必然的，这符合人类总的利益，有助于缔造一切国家的普通人民深切期望的和平世界。”在这本书中，他还描述了在北京看到的口技和《抢椅子》的演出情况。

　　１9６２年８月，我到伦敦担任驻英国代办。9月间，英国贸易大臣埃儒尔通知我：英国政府拟邀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于当年１２月访英。我请示国内后，回答埃儒尔：中国政府感谢英国政府对卢的邀请，卢将如期访英。埃儒尔非常高兴。他说：这是英中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英国政府将于三天内发布消息，希望中国政府也同时发表消息。我说：副部长出国访问，提前３个月发表消息，不符合中国的习惯作法。英方如何处理，由英方定。第二天，英国政府宣布了这件事。

　　１０月，印度再次在中印边境挑起武装冲突，我国被迫自卫还击。英国一些政客和报刊借机反华。《苏格兰人报》称，英国政府对中国外贸部副部长访英事将另作考虑。我马上去见埃儒尔，要他澄清。他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英国政府对卢副部长的邀请以及访英的日期不会改变。

　　过了几天，埃儒尔紧急约见我。他说：英国政府决定无限期推迟卢的访问，半小时后就正式宣布。他个人认为，这不是由于政治原因。

　　我竭力抑制愤怒的情绪，简要回顾了前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指出：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使我惊讶。卢的访问日期是英国政府提出、中国政府同意的。现在英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商量，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而且马上就要宣布，对这种不正常的做法，我个人表示遗憾。我将报告本国政府，并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回到代办处，我召集主要外交官开会。我说：对英国政府这种帝国主义的态度，应当予以打击。根据我的意见，急电外交部和外贸部，说明埃儒尔同我谈话的情况以及我的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１）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２）主动宣布取消卢绪章的访问；（３）削减从英国的进口。

　　外交部复电同意我对埃儒尔的表态，并要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他重申，但不提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复电指出，三点建议不妥，不予采纳，要我联系我国总的外交政策和对英工作方针，进行研究考虑并复。这显然是认为所提建议不符合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让我作检讨。我感到不能接受。在给外交部的复电中，我只表示，所提建议仅供参考，现服从部里决定，今后将在实际工作中加深对我国外交政策和对英方针的理解。

　　１9６３年春，卢绪章应邀访英，访问很成功。这年秋天，我回国休假。总理找我谈话，提到此事。总理说：去年你提出三点建议，当时外交部和外贸部基本同意，到我这里挡住了。我让外交部给你泼了冷水，希望你考虑考虑。从你的电报看，你思想不通。我没有再跟你打“电报官司”。现在我问你，当时提出这三点建议，出于什么考虑?

　　我说：我本想当场对埃儒尔提出抗议，鉴于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我只表示遗憾；我觉得不够分量，应该用政府的名义提出抗议。英国虽已衰落，有时还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气焰。他们认为需要，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邀请卢绪章访英；他们认为不利，就单方面宣布推迟。这有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味道。我们主动取消卢的访问，可以表现我们的高姿态。我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对英国无所求。而英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靠外贸，削减从英国的进口，才能刺痛它，加深它的内部矛盾。对英国该拉就拉，该打就打。当时我觉得对这件事有必要给它沉重打击，这是针锋相对。

　　总理说：针锋相对要看全局。美国对我们封锁禁运，英国却邀请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访英，这就有区别，有矛盾，先要抓住这一点。印度是英联邦的重要成员。中印发生武装冲突，英国要是按原计划邀卢绪章访英，就不好向印度交代。他们的态度有反复，说明内部有争论。他们决定无限期推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印冲突会持续多久。它只是推迟，留有余地。你为什么要取消，把文章做绝?当然，英国的做法不大对头，你向埃儒尔指出来，表示遗憾，这很好，再用政府的名义口头重申一下就够了，何必小题大作提抗议?我们的建设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开国的时候就宣布了。进口的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是计划经济，突然削减进口，首先对我们不利。英国同我们做生意的都是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削减订货，受损失的是他们，还会落下一个不遵守合同的坏名声，你想到这些没有?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还是提一提，你有什么意见?我说：卢绪章访英成功，证明我原来的想法和建议错了，但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总理从方针政策上作了具体分析，使我豁然开朗，对我是很大的教育。

　　总理说：我记得你是１9１9年出生的，已经不是少年，有时还那么“气盛”。外交工作不能意气用事，要有全局观点，从多方面考虑。我这样讲讲，是希望你成熟一些，但不要因此就不勇于提出建议。

　　１9７１年７月9日至１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周总理让我以他的助理名义参加会谈。７月１５日，中美双方同时宣布：尼克松将于１9７２年５月以前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新闻震动了世界。

　　这年１０月，基辛格一行１４人来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总理主要同基辛格谈判被称为“上海公报”的内容，并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为１9７２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８日。１9７２年１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１８人（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来华作技术安排。齐格勒提出，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他着重指出，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亿万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极为重视。

　　总理让我约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与会的其他同志听后，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于会泳的“首长”是江青一伙。

　　我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

　　总理说：你告诉齐格勒，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他代表美国方面提出的这一要求。我们现在还没有通讯卫星，请他帮助我们租用。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对此，齐格勒表示，他没有经手租用过，但料想租金一定很贵。尼克松访华８天，８天的租金估计要１００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卫星终端站，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工程，费用由美国承担。我说：修建地面工程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

　　我向总理汇报，并说：既然美国政府已作了准备，我们不必花那么多钱为美国记者租用电视、通讯设施。总理立即批评我，他说：让你商谈租用，你一听１００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你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卫星终端站，租用期是北京时间１9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上午１时至２月２８日２４时；第二，在租用期间，卫星终端站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我按总理的三点指示向齐格勒讲了，他很惊讶，想了一会儿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费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

　　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