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古代的三个代表学习活动（不知道发在这里合适否） -- q42474112

随着雍乾时期社会矛盾的逐步激化 教化也更多和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具体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例如乾隆五年（1740年）议准 “河南民间少壮皆习拳棒 恐被邪教之人煽惑入伙 宜严查审禁 兼于每月朔望宣讲圣谕之时 该地方官员亲身劝导 将律内所载邪教谣言等各条定例 分析讲解 并将雍正五年所奉严禁学习拳棒谕旨 通畅宣读 使知所警惕而不敢为非” 乾隆九年（1744年）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并把现在所有的“申明亭”全部整修一新 “应将所奉教民饬谕誊写刊刻 敬谨悬挂 并将一切晓民条约 悉行刊刻木榜 使鄙邑士民瞻仰传诵 共尊圣化 永沐皇仁” 原来没有申明亭的地方 则命督抚在该城市通衢可以安置木榜的处所 酌量办理 凡是不孝 不悌 对政府和现实散步不满言论 危及统治秩序几个种行为不良的人 都要一一把他们的名字几劣迹写在亭子上 谁要是能改过自新 则把他的名字去掉

以前教化主要是在汉族地区 这是也推向了少数民族地区 并在各少数民族地区设讲约处所 每月朔望由该州及儒学官员轮流前往 督率约正和通事 传集各寨居民宣讲圣训广谕 以及各种整饬地方的广告和律例 “翻译讲解 务令家喻户晓 咸知畏惧”

作为四民之首的士 国家对他们有各种优待 “免其丁粮 厚其檩膳” 完全由国家出钱设立学院 学道 学官来教育他们 并且各级衙门和官员都对他们以礼相待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全要养成贤才 以供朝廷之用”因此 国家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就特别的严格 明确的要求各级主管官员对士子“务令以孝悌为本 才能为末” “所读者皆正书 所交者皆正士” 顺治皇帝的《钦定卧碑》 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和《御制训敕士子文》 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万言谕》 和《御制朋党论》 乾隆皇帝的《亲颁太学训敕士子文》 这些都是经过政府大陆的翻刻 必须让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生每年每月反复诵读的政治文件 其中规定“生员立志 当学为忠臣 清官 书史所载忠清事迹 务须互相讲究” “军民一切利病 不许生员上书陈言 如有一言建白 以违制论 黜革治罪”“生员不许纠党多人 立盟结社” “所做文字 不许妄行刊刻 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每月朔望两天 及总督 巡抚 学政到任 按临 拜谒先师的时候 各个学官的教官都要率领全体生员贡监前往明伦堂 首先行三拜九叩之礼 然后由教官恭捧宣读 全体肃立恭听 如有无故不到 轻则取消生员贡监资格 重则治罪 乾隆以后又规定 每于岁科两试及贡监生录科 考遗 教官都要指定 《圣谕广训》中的任意一段（大约一二百字）命令全体考生恭恭敬敬的默写 凡不能默写的 就要按其实际成绩依次降低等第 乃至斥置不录 按照统治者的想法 这些措施的社会意义会是很为深远的 “诚以士为民倡 果能平时服诵 相与宣讲 内而砥砺躬行 外而化道乡俗 自见熏德善良 风气日臻醇厚”

孔子有句名言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话教会了历代统治者 使他们从来都将自己的真实动机和行动步骤深藏不露 如果说 统治者也曾经要求人民有“知”的话 那就是要求人民必须知道国家要求他们遵守的法令训谕 以及这些法令训谕是如何的顺天应人 天经地义

没有比专制时代强制人民学习训谕 礼教有那样多的空谈和那样少的具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洛克曾经精辟的说道“谁要是认为绝对权力能够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 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 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用权利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 尽管他的可靠程度连君主及其百官群僚也无不怀疑 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抛弃这个形式主义的东西 说教的社会实际意义不在于所说教的内容得到实现 而在于保持说教这种形式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强制作用

形式主义是专制集权和官僚制度不可一日缺少的东西 他之所以必须将无数人们的大量精力耗费在各种各样毫无价值的程序上 就因为这样做 能够经常反复的体现上对下的统治权力的存在 和下对上的服从观念的不可懈怠 所以 太平年代 说教制度坚持的如何 往往成为检验从上到下各级管理治理成效的一个重要方面 至于这种做法究竟有多少是无用劳动 是对社会毫无意义而浪费时间经历的事情 统治者是无需考虑的 甚至他们一面让人民跪着生活 一面还总是在说 这是对人民最大的政治关怀和爱护 是为了使人民人人成为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