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 （十九）表态和站队 -- 史文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注：这属于学界派系之争，今日尚有。）“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注：黎澍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不高。对义和团的评价也不高，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更乏认同。他自然不理解毛公此说的用意。），一概称做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注：李锐在描述这一事件时，有捡有利的说的倾向。另外，还更有自我发挥。读黎澍原著，大约才有感觉）

当年史学界的争论情况，黎澍的角色和所起作用，我全不清楚。（注：全不清楚，为何上文刚刚讲了如许多？不清楚还要讲，可见不慎重。其实这是遁语）知君命不偶，同病亦同忧，这时遥望北国，真是鱼书欲寄何由达，水恶山穷处处同。（注：自我投射。）

《再思集》最后一篇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对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命题，提出空前的质疑；无论从古代到现代，从历史实际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他都认为这两个命题不恰当，很难说得通，而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赞成的与部分赞成的、怀疑的与反对的都有。（注：将黎澍被批的关键，移到此处，有移花接木之嫌。）目前这场论战尚未结束（注：此语加重遮掩前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