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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年庐山(十五)千古名文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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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东哥发言全文 (二)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有的;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头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1956 年、1957 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

  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70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10 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这是一方面。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 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

  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 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18 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

  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

  顶了20 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

  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 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 人口对5 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 年就有办的,1958 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

  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搞,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胶有三分。要垮就垮。

  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10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8 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硫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12 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去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合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礴,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从口人,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啊!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 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 万人上阵,补贴40 亿,“得不偿失”。

  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一股于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地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20 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

  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3 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1927 年大革命失败,等等。

  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1927 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1/10,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

  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涌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

  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1957 年12 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15 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600 万吨(按:1958 年6 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1959 年钢铁指标为600 万吨,引起全国1959 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1958 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1070 万吨,北戴河会议发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间下大祸,9000 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 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

  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通宝推:龙牡,学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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