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各自的青春之歌：张中行 杨沫 马建民 -- 云横居士

说来惭愧,最初知道张中行,还是因为他和杨沫的那段绯闻.太通俗的故事:她爱上有妇之夫的北大才子,和他同居为他生儿子,然后因为"在革命道路上的不一致"决裂.听上去似乎是张爱玲胡兰成的红色革命版.

她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 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这妻子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哥哥回信说缺人。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简直光芒四射。他待人认真负责，处事严谨，治学勤奋，多情多义……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着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垮台，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白杨来到大姐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母亲杨沫与张中行过着平淡琐碎的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日复一日。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 ，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他呢，却看不大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他不满意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个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母亲在一份材料中说：张仲衡（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中（1932-1936），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原来我们并不相知”

过了年十多天后，他从家中回来了，见我正手捧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在读，他奇怪地瞪视着我，好像我是个不认识的人，半天才说：“你怎么看起这些书来了？这书是从哪里弄来的？”我已记不清当时怎么回答他的，但我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过了半天，自得地回敬他：“这些书读不得么？……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他愣住了，似乎一缕愁容（也许是怒容）浮上他的嘴角。从此，我常常去找那些朋友，常常借来各种书阅读。大部头的《资本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之贫困》、《马克思传》等我都借来了，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虽然许多地方全不懂，可不懂也啃。接着我又读起苏联小说，《铁流》、《毁灭》、《士敏土》、高尔基的《母亲》和他的三部曲等等。这些对于革命者的形象的描绘，这些饱含着人生哲理和理想的启迪，使我的眼睛明亮了，心头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过去由于生活的坎坷，社会的黑暗，我曾经向往过死，我悲观厌世。和他一起生活，稍稍抚慰了受伤的心，然而我仍然沉默寡言，很少欢愉之色。读了这些书，交了这些进步朋友后，我变了，他在家时，常常惊异地望着我，像看个陌生人，多次诘问我：“默，你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有什么喜事叫你成天这么高兴？” 我摇晃着脑袋，笑嘻嘻地回答：“我是有大喜事！因为我懂得了人生……”“懂得了人生？就是你读的那些书，叫你懂得了人生？你是在做庄周的蝴蝶梦？还是拿到了唐·吉诃德的长矛？”他的讥讽使我恼火，他的态度使我觉得他越来越不理解我。1933年北平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后来他甚至忧虑地警告我说：“你不怕么？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戴，要杀头的呀！”我——初生的犊儿不怕虎，他说这些更加惹恼了我，我回敬他：“我不怕，谁像你胆小鬼！”我们的和睦，我们的融洽，渐渐消失了。我们温馨的小屋，变得寒气袭人了。原来对他无话不说的情况也变了。我去找什么朋友不敢告诉他，我读一些书，也设法背着他，我想跟他谈谈我的思想，也想劝他关心祖国的大事，但他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一谈话，总是话不投机，于是不知从哪一刻起，我们的心疏远起来。

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当记者问及张玄先生是否读到杨沫的回忆文章，有何感想时，张玄先生答道，‘看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感想是，第一部分是有些个小说笔法；第二部分更是小说笔法。’记者问：‘照您这么说，文章有些地方是不真实的吗？’张答：‘是这样。’记者：‘那么您为什么不说说事实究竟是怎样？’张玄先生答道：‘我既没有那个精力，又没有那个兴趣，所以决定不说。’”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 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于阔，原名李超士，河北省大名县城西街人，1919年生。出生于地主家庭，父亲李仲平是清末举人。他幼年在县城小学读书，毕业后入大名县十一中学习。从十一中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级中学，1937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其父辈望子成龙，光耀门庭，但他却走上一条与他们意志相反的道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辍学，改名于阔，参加了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1938年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春，到冀中区第十地方委员会宣传部任干事。和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马建民、劳成之等同志筹建“黎明战斗报社”。1940年，任安次县（今廊坊市安次区）一分区区委书记。到安次后，面对残酷的形势，他无所畏惧，积极大胆地开展工作，对各村建立的伪保甲自卫团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团结本心愿意抗日的人，对那些死心塌地地效忠敌人的汉奸采取坚决镇压的办法，打击了汉奸的嚣张气焰。1941年秋，成立第三联合县（永清县），任第一联区委（原安次县）书记。凡是他工作过的地方，两面政权基本形成，自卫团组织实际上掌握在抗日政权手中。哪里斗争艰苦，他就出现在那里，被同志们称作“满天飞”。1942年2月12日，他在永清县大站乡村研究工作时，由于坏人告密，被敌人包围。他率领3位同志掩护大家撤退，英勇战斗，不幸被子弹击中前胸，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枪和文件包压在身下，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时年23岁。其他3位同志一同遇难。1953年，烈士遗骨从永清县大站乡村移葬大名县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