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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补文】现在并不是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的时候 -- 陈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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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一点题外话

提到《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被很多人叫好,不过很奇怪,我看完后,到是有点儿开始理解为什么毛公要搞文革了。书中提到某某(当然是那个阶层的标准淑女)坚决认为洗脸毛巾要一周换条新的,这才是文明;康有为的某女儿不工作,但有最心爱的近千双高跟鞋,文革中不得已全毁掉,痛不欲生,可见文革对人性的不尊重。我生于60年代末,也算大城市,父母也算国家干部,但直到我中学毕业,虽然是一人一条洗脸毛巾,但全家都是用到破才买新的,鞋子也是顶脚顶破才能再买,还从未穿过皮鞋。他们与最广大的中国普通百姓的差距可见一斑。而那个阶层也算当时的精英吧,TG的高级干部受他们影响,向他们看齐估计也不是没有,从简入奢易吗。

有一次看到《大家》栏目里专访裘法祖,他是中国公认的外科之父,武汉协和医院的院长,早年留学德国的高材生,娶的德国夫人,就是一泰斗级人物,好象已经90多岁。主持人问他对文革的印象。他的大意是,文革对他有好处,尤其是下乡行医。主持人估计愣住不知说什么好,他举例说以前他很凶很傲的,做手术,护士动作慢张嘴就骂。但是文革接触了普通人,发现很多人其实跟他一样聪明,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所以只能做个电车司机。言下之意,做个著名的外科大夫也不是就能高高在上,随便训护士的。毛公是不是想让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体会不得而知,但裘老先生却是仁心仁术,才能在下乡接触底层之后这样体贴别人,而不仅仅是觉得自己委屈吧。现在又有多少受过点教育,念了点洋文,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正确的精英呢。

回到题目中来,民主自由当然很好,一定要。就像人必须要吃饭,但为什么一定要用刀叉吃才是正确的呢,用筷子也一样吃得好。政党轮替还是多党协商,都只不过是形式。知识分子们固然可以从理论上逻辑上论证二者的优劣,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安定,日子越来越好才是重要的。

其实没有一种政治标准是超越时空放之四海皆准的。卢敦基所著《后汉随笔》有则小故事抄录在此:

汉文帝刘恒一次到皇家公园中游玩,向旁边跟着的负责管理工作的上林尉问了几个问题。谁知十余个问题问过,此公“王顾左右而言他”,张口结舌,其工作态度可以想象。这时,虎圈的啬夫(管理员)接上来对答,对文帝的发问对答如流。文帝大为满意,马上令张释之将管理员封官,张释之道“陛下以为周勃、张相如何如?”文帝答“忠厚长者”张说“二人皆言事不能出口,拙笨老实,岂像此管理员喋喋不休语词便给哉!秦朝用的,就是这一帮刀笔之吏,万事苛察细求,徒具表形,忽略质实,现在陛下因人能言而提拨之,我想天下之人争为利口而无其实也。”文帝大悟。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此事大为不满,考证出上林尉有强硬后台,人家不敢惹,张释之狡猾圆场。我则以为柏杨先生大谬,因为他没有细察“萧规曹随”这一成语。公元前193年,萧何死,以曹参代。其上任后,诸事一无变更,专拣文辞木讷的忠厚长者入班子;而精明深刻、追逐名声的,一律赶走。自己日夜饮酒,不治事务。为相三年,国家清静,为万民颂扬。

这两人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理”地行事,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俩深刻地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的立国基础。

汉承秦制,少有变更。而秦王朝首次统一中国,有现实上的深刻原因却非经济上的必然要求。当时全国各地的经济没有太多的交往要求,生产与交换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内,也无任何具体统计数字供国家宏观决策。在此情形下,一个王朝只能以政治与文化理想号召天下,而不能采取较具体的政策或措施。如果有人拿出数学家或统计学家的劲头颁布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推广,由于统计基础薄及及各地情形不一,各地官员自会依照已意将令旨任意增减同时汇报大功告成。如果再碰上一些狼心狗肺者,借机中饱私囊亦会发生。于此,曹参不改前法,清静无为,以免多事,不失为一种好法子。至于张释之,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他以为一国初兴时,必定质胜于文;而文胜于质之际,如天下官员皆是能言善辩之辈,则定是国家衰败的开始。因此,他一定喜欢质实的官员,宁可他百事不通,至少有不生事的好处。汉初至景帝,信奉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百姓安居,国家大富。

柏杨先生读历史总是从现代民主法制的角度批判历史,批判中国。但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复杂得不能以书斋中得来的文字加以解决。任何政治体制的形成离不开时间地域与文化,凭空想象与原封抄袭都不大可能成功。而如果某个政治制度在当时能够被称得上成功,也一定有它成功的理由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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