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凄雨中的末路英雄--段祺瑞旧居及其他（上） -- 边寒剑

北京篇

　　北洋时期，有个巧合的数字，即皖、直、奉系三大军阀集团，各领风骚整四年，而皖系虽说垮台最早(民国五年6月至民国九年7月)，但其首领段祺瑞却是往返权力中枢最频的人。

　　他的军队最早成了旁系的军火库，而他的治国术也未见得高明，但因他是惟一有资望贯穿整个北洋时代的人，所以，无论哪个人当政，当不下去的时候，便会想到他。

　　靠反叛直军而成为北京新主人的冯玉祥就不情愿地把老段请回了北京，邀他主持大局。段祺瑞是凭一己的资望与能力被拥戴出山的。这一年，他已虚龄六十岁了。他知道，这是冥冥中的佛给予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不甘宏愿成泡影，决心在自己手中把七零八落的中国整治得多少有些条理。

　　浩繁的中国职官史上并无“执政”这个职称，是他请来的名士章士钊为他想出的这个名份。在天津的段公府里，应邀前来筹备新政权的章氏告诉他：执政乃古罗马首席行政长官的名称，因此番返京，并非国会选举，故既不能自称“大总统”也不便于叫“大元帅”，只能以“临时总执政”名义代行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权力，待把参与贿选曹锟的那些“猪猡议员”们抓获归案后，再举行国民大会，到那时再名正言顺地当大总统。

　　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到京后立即主持草拟新宪法，召集各路诸侯参与善后会议，从恢复国会到整顿政治，从遣散军队到改革税制，从增加教育经费到查禁鸦片，方方面面，还干了不少实事。

　　美国的中国问题头号专家费正清评论这一段的中国历史时是这样说的：

　　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国会活动十分认真。……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就在他临时“执”了一年又五个月的“政”的时候，多变的冯玉祥又一次搅乱了方才好转的中国政治进程。段祺瑞从此作别了历史舞台。

　　北洋时代因这个人的非正常退出而加速了终结。

　　关于他的最后失败，我有些疑惑：在群雄竞起的当时，段祺瑞的人望不是不够，他的抓纲治国也不可谓不对路，可他为什么还是凄然谢幕了呢？不仅我如此，连世界上最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也纳罕呢！费氏在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如是长叹：

　　后来的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

　　我因段祺瑞而知道了执政府，又因执政府和一连串的名人故址而迷上了现在的北京平安大街。因此，这两年，我去北京，老爱住在这条大街上的齐鲁宾馆。

　　平安大街是一条为了庆祝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而赶进度拓宽的古路，把原先的张自忠路、地安门东西大街统一了尺寸，拓成了一条与长安街并行的京城通衢。有人戏言：它与长安街是轿杠，抬着皇家的北京城。但这幽默让人笑不起来，因为它毁坏了一些真文物，兴建了一批伪文物――连片的灰乎乎的“明清民居”实在太杀风景。而且，它远没达到让车子快起来、让自行车与行人方便起来的目的。每次赶很远的路才能走到马路对面时，我都要为北京的城市规划者们的能力失望上好一阵子。

　　在我看来，开拓平安大街的惟一功劳，就是把那一道在近代史上不能不提到的巨大灰砖影壁从杂乱密挤的皇城根儿的百姓蜗居中“发掘”出来。

　　这是我所见过的中国最大的影壁。

　　迟至“文革”之灾爆发时，这道悬山顶砖雕影壁还立于通衢上，是“文革”后期大批知青返城，无房可居的返城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傍着这道影壁建起一簇簇偏厦陋屋，这才使得这宏大的古代建筑奇观被越来越多的违章建筑湮没并长时间与世隔绝。这是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王鸿年先生告诉我的，他的单位，就在距此不远的府学胡同里。

　　结识这位文物官员纯属意外。本来我去东城区交道口一带打听府学胡同，是因为书上说，袁世凯送给段祺瑞的那座大宅院，就在府学胡同里。当然，不光段的府邸，府学胡同里的顺天府学和文丞相祠都是我想看的地方。于是，找了一天下午没事，我从什刹海岸边的一家小修车铺买了一辆仅卖一百五十元钱的崭新的天津产自行车，跨上后十几分钟后就找到了这条胡同。

　　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忠教坊”三个大字就嵌在胡同西口的墙里，南宋被俘的文天祥丞相据称即在此胡同里殉国的。骑着这辆来路可疑的新自行车，不过几分钟，我转完了府学胡同。

　　胡同东部的南北两侧，一望便知是共和国时代的标准砖楼，没见清时宅院的影儿；西部倒尚残存着三处古建筑，两处在路北，一处在路南，且都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理石铭牌。路北的两处紧挨着的，即是顺天府学和文天祥祠。明清时的首都最高学府和考试重地，如今已大大降格，成了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而祭祀文天祥的丞相祠，也只有前后两进小院，除了我之外，只一个韩国青年在虔诚地参观，我俩因相互请对方拍照留影而友善了几分钟。

　　就在这祠堂的对面，有一处占地面积颇大的古建筑群，我疑其即昔日的段府，但门外的文物保护牌上却是“府学胡同36号，北京四合院”，不姓段。

　　不过，大门口那块更醒目的木牌告诉我找到这儿也没错：

　　北京市文物管理局

　　我疑心人们不好意思将一个卖国军阀的名字标在外头，故只当此院为典型的四合院罢。

　　不过，进去后找到文物处时，才知它的确与老段没关系。王鸿年除送我有关文史资料外，还知无不言地向我介绍了我感兴趣的若干情况。他告诉我，没听说段祺瑞住过这个大院儿，这座府学胡同36号院是老北京的一个有名的四合院――从清末的兵部尚书，到被逐出宫的太妃们；从民国初期的海军部长，到文革前的天主教会神学院，它历经数代变迁而未颓，现为市文物局的办公地。也正因他们单位进驻这里，该大院里的宏屋回廊花榭假山等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段公府肯定在府学胡同里头的话，那只可能在胡同东头，早在多年前就拆了，原址上建了大楼。

　　王鸿年的话让我记起了刚刚在胡同东端看过的那几座毫无特色的红或灰砖楼。

　　自打知道了平安大街上的这座影壁的身世后，每次经过这里时，我都忍不住要看它几眼。

　　长长的大影壁记录着一个血写的事实：执政府卫兵悍然开枪镇压请愿者那天，不少人仆倒在它跟前，更多的人则绕到了它的后面，以它为盾，躲过了子弹们的追杀。参与领导了这次游行的李大钊那天也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位，他在疾呼大家赶快撤离的同时，自己也被杀红了眼的大兵们所殴伤，他是丢了眼镜赤着足从死难者堆里爬出来亡命的。那一天，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二百余人。此即震惊一时的“三•一八”惨案。

　　尽管段祺瑞一生征战，摧毁过太多的性命，但只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这天，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尽管他的原委是怕学潮越闹越大，以致最终使局势无法控制；也尽管有人向他报告是“过激党要暴动”，但事实却是爱国的青年被他下令打死。鲁迅恨恨地说过：“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泊凝铸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锁，把他牢牢缚在了千夫所指的泥潭里。

　　“三•一八”为什么会发生？仅仅因为段祺瑞的“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

　　容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遍其来龙去脉吧。

　　只能从冯玉祥的国民军说起。

　　长期以来，我总以为冯玉祥的国民军是代表着进步力量的武装，是中国工农红军横空出世前国内的最革命的队伍，它敢于发动北京政变，用枪杆子把反动政府推翻，把封建小朝廷也捎带着轰出紫禁城，而且敢于在大沽口与日本侵略者交火，委实令人尊敬！但当我读到苏联人解密的史料后，就对冯氏的“革命”纯洁性产生了大大的怀疑！

　　现在看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的东方外交政策立足点，已经十分清晰，即他们不仅要分离出外蒙，而且还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中央政府，而这一切，均源自对宿敌日本人的惧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与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张作霖，所以，他们制订的那些中国政策，无论南方的国共合作，还是北方的冯玉祥起事，都是为了抵制段与张的强大。

　　于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那位以在广东为孙中山当顾问而驰名中国政坛的鲍罗廷，就人不知鬼不觉地说服了驻扎北京一带的冯玉祥，利用冯氏膨胀的政治野心，鼓动其发动了“革命”。随后，苏联政府迅速地一次拨给冯军一万八千支支步枪、九十挺机枪和二十四门大炮，甚至还有国内极罕见的十余架飞机！更可惊叹的是，他们居然讨论起要为冯氏提供足以覆国的高达两千万卢布的援助！

　　就在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明确地布置起中国新政权的组成结构：

　　现在建立纯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应有冯玉祥、国民党人和其他较温和的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苏联人的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军阀的冯玉祥才敢于一次次发动政变，致使本已杂乱的中国政坛更加乱七八糟。

　　诱发了“三•一八惨案”的大沽口炮击事件，不过是苏联人通过正与奉张交战的冯氏对日本人的一次试探而已。发生在中国天津口外的战事，算是日俄战争的一次小小的延续，国民军成了俄国人的试探工具。

　　当时，国民军以与奉军作战为由，在大沽口敷设水雷封锁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战云压黑了东交民巷，当年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八个国家的驻华公使们便于3月10日共同向中国政府及交战各方(国民军、张作霖、张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议”。但就在此时，一艘日军军舰按与守军约定好的时间与方式进入水道时，与守军发生了武装冲突――守军报告是日本人故意掩护奉军的战船驶入并率先炮击了国民军阵地，但日本人却坚称是守军率先向本舰开了火。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并根据各驻华武官们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国政府提出要中国军队限期于“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的最后通牒。

　　列强的最后通牒显然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而与日军对峙的国民军，又理所当然地成为爱国的代表。不忍坐视冯军军事失利的苏联人，通过中国的革命党人在北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支持国民军、反对“亲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势。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

　　其实，段的执政府并没接受列强们的通牒，相反，他还指令内阁成员们于外交部接到八国通牒的当晚(3月16日)在其宅内紧急磋商，并于午夜派员至东交民巷复文外交使团，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和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辛丑条约》上只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线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却并无有关水道的规定条文。

　　显然，段祺瑞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

　　但是，革命党的北方领袖们并不想停止行进的步伐，他们于3月18日(亦即最后通牒到期的当天)上午，组织了数万学生与市民参加的集会。满怀爱国义愤的游行大军斗志昂扬地涌到执政府门前。正在里面开例会的总理及总长们被游行者的条件吓得面面相觑――学生们要让政府驱逐八国公使，要求八国政府向我道歉甚至于阵亡的国民军将士出殡日各驻华机关要下半旗致哀，而且，还要解除国务院卫兵的武装，“推翻段祺瑞”！内阁全体没了主意，便匆匆散会四散，只留下一个秘书长应付。在大门外越来越激愤的对峙中，悲剧发生了。

　　“三•一八”从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于历史上。

　　“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远没人能讲清楚了！

　　我想知道，政府卫队果真蓄谋已久并严阵以待镇压了爱国群众运动吗？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弹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汹涌吗？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谁在墙里头最先打响了三枪？

　　当然，我还想知道，政府第二天通电上说的“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抛掷炸弹，泼灌火油”了吗？有记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执带铁钉的棍子并抢士兵的枪，这些报道也是真实的吗？示威者并非“手无寸铁”倒是真的，因为当日的死难者中，还有两个警察厅的便衣和一个执政府的卫士。

　　并且，我还想知道，为鲁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们在报刊上说的：死伤者有不少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这是不是造谣？

　　在苏联人的错误导演下，鲜血染红了那一个春天。不过，令苏联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从此激起民愤并因此走下了权力中枢。

　　可叹的是，这背后的阴谋，无论是领导和支持群众运动的李大钊、鲁迅，还是成为千夫指的段祺瑞、章士钊，竟根本不知道！而且，那些最权威的西方中国问题专家也一直蒙在鼓里。二十世纪的最后光景里，俄罗斯人终于撕掉了这类秘密档案上的封条，当这些深藏了半个多世纪的俄文机密终于公开并被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后，真不知我们怎样去通知在地下苦思了几十年而不得结果的那些敌对的亡灵们。

　　看完大影壁，我再回过头来，盯着对面的那座金瓦灿烂的清式衙门看上一眼。

　　最早知道这座建筑是当年的铁狮子胡同里的中华民国执政府，还是在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北京那一年。但一直到去年腊月某天，我才第一次走进这座华丽而又破落了的大门里。

　　与那些典型的明清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阔门后面，竟是一座完全西洋化的灰砖建筑！正中是三层的塔楼，最高处嵌着圆钟，两翼是联拱柱廊，房间都缩在廊后。只是正门雨搭上方的一矩型大红牌有些恶作剧：

　　中国人民大学

　　书报资料中心

　　硕大的新潮装饰把原先的历史意蕴糟践得不伦不类。

　　资料上说，现在此地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不知何时研究清史的学者们把它倒给了对外赚钱的同事来用了。不对，学者们说了不算，现在的大学不是蔡元培、陈独秀他们那个时代了。周作人写过，北洋时代，大学的事儿是教授们说了算。

　　尽管目光避不开这道遮了不少风光的大牌子，但我们还是能从整座大楼上观赏到极为壮丽的砖雕艺术！

　　我是看了不少老房子的旅人，但从来没想到清末的建筑上会有这般连绵不断且精镂如凿的细致姿色！

　　我们绕楼一周，细细观赏。从楼门，到翼楼；从天花，到门窗，同伴小军一个劲儿叹：“太棒了！”他是我的同事，第一次走进旧王朝的名宅。

　　时正晌午，有人抬了几大桶大锅菜从北门进了大楼内。我和小军随之而入。

　　高大的门厅直贯三层，有点像进了教堂里的感觉。磨花水泥地的中央，已经被时代蹭得有些凹陷了。从中央的楼梯拾级而上，宽大的走廊里寂静无人。正犹豫，正中的门开了，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手持饭盆出门，一见到我们，立马绷起了脸，照例又是一番审问：

　　看看？有什么看的？就那几间破房子了。走走！

　　莫非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不会好好说话的历史传统？

　　段祺瑞就不会好好说话，这对一个从政者来说，是很大的缺陷。当初，明明是他同意黎元洪接袁世凯的班，黎才顺利继任了大总统一职，但段去黎副总统家请其继位时，居然长时间一言不发，闹得黎元洪一直弄不懂他段祺瑞到底什么意思！

　　不独对领导，即使对贵宾，老段也是一样的德性，他曾对前来劝他“有话好好说”的梁启超如是抱怨：

　　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不过，老段冷面待人尚可原谅，因为终究是特立独行的大人物嘛！但现在此房的主人们不会好好说话则有些好笑了：你们哪有当年主人的资格呀！罢了，居于旧时王谢堂，不肯屈就百姓访，这大概也是不少住在从前豪门大宅里的今人的“多年生性”吧？

　　被逐出主楼后，我们无拘无束地在后花园里遛达了好一会儿，以报复那位恪尽职守的不知名的老师或职员。

　　整座主楼真也到了年久失修的模样了，外廊似乎很久没人走过了。细看看，木梯皆朽，廊栏也腐，廊角的蜘蛛网上也挂满风尘。但整个大楼的砖结构一如既往地坚实如铁、瑰丽如雕。

　　这座大楼与东边的那幢小一点儿的楼，都是晚清时兴建的。最早这儿是和亲王府，和亲王是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后来，这儿改为皇家的贵胄学堂，到了列强纷至沓来的时候，又破旧立新，用办海军的经费建造了这所庞大的西式建筑群。众所周知，当年那一大笔兴办海军的款主要挪给了整修颐和园用，那是为慈禧老太太祝寿的献礼工程，余下的才专款专用，而且，不买军舰也得先盖办公大楼啊！于是，就有了这座海军部。由此可知，老段不是这楼的第一个主人，大门口的文物保护标牌“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

　　我俩不觉走到东楼。

　　好家伙！这多么牌子挂满东楼院门两侧，真像西方参加过世界大战的老兵出席纪念典仪，前襟坠满各色勋章在展示自己的不凡。当然这地方确也不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国研究所的所在地：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苏联研究所、东欧研究所、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所……，大小牌子竟有十几个，真是琳琅满目！

　　东楼是个独立的院落，无论其占地面积还是雕砌水平，都不及主楼，但传达室的师傅比那边的老师宽容，允我进院随意浏览、拍照。只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这里的人们也就比较忙碌而实惠，满院子小汽车即可佐证。让一大堆有学问的人在当年的政府大楼里琢磨外国的事儿，挺好玩儿。

　　历史上，东院一直相对独立于主楼。那边是清末的海军部时，这边是陆军部――因为此院是用人家海军的钱建的，所以，虽说那时中国的陆军不知比海军人多势众多少倍，也只能打入“偏房”。后来，到了中华民国，两楼合二为一，相继成了总统府和国务院驻地。再后来，总统去了中南海，此地惟余国务院。但合久必分，至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后，东楼又与主楼分开，成了日本人的“支那兴亚院”大本营。两楼分裂局面，延至今日。不知下一步此院能否辟为“北洋政府纪念馆”，把占据东、西两楼的单位统统迁往他处，则分久必合的统一大业也就势在必然了。

　　辟为纪念馆的设想有关方面现在还没考虑，但王鸿年告诉我，他们将把正门外墙上的那块文物保护牌换一换，因为只说它是“段祺瑞执政府旧址”不够准确。

　　的确，这座显赫于近现代史的大院，不光曾是早年的清代王府，而且还是民国元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在这里上班。段祺瑞虽说早在袁大总统时代就是第一任陆军总长(后升任国务总理)，但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才进入此地当家作主。后来，冯玉祥的兵变部队把段执政和一班政府领导人赶跑后，将这里作了国民军的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抗战前，驻军北平的最高长官宋哲元将军把他的二十九军军部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搬进这里；日占时期，这里成了日酋冈村宁次大将的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国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他的众多部属成为这里的新主人。直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这所庞大的清末西式建筑群才结束了显赫数朝的历史，成了文人扎堆的研究机构。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如此底蕴丰富的一座名宅，哪是段祺瑞一人所能涵盖的？

　　北洋时代的那些让日本人欺凌的历史，其实也不是老段一个人能负责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合潮流地想了数年，即作为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执政者来说，他的过，人们已经谈得很足了，可他为什么要穷兵黩武？他真的曾亲日卖国？史学家们没把我说得心悦诚服。

　　基于对中国人本性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历代统治者的认识，我不认为老段生来就愿意卖国。从军后一直亲历过日本人压迫的中国军人，不会发自内心地要迎合“日中亲善”的阴谋的。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和想法。

　　果然，我从一本《北洋人士话沧桑》的小书中觅到了依据，只是，当得知这位国家领导人“亲日”的真实动机后，我惊得半晌无语！原来，他用的是罕见的“赖账法”！

　　有文字为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一天，细雨初晴。冯国璋(时任代总统)打电话到国务院，约段祺瑞(总理)到公府去，有事面谈。恽宝惠(曾任冯的公府秘书长，时任段内阁的秘书长)告诉段时，段说：“好，咱们去，开开柜子，带点钱，大概是冯老四又想赢我几个。”他认为是冯约他打牌(瞧，那会儿政府当家人多么有趣儿！)。当恽陪着段到了公府见到冯后，才知不是那么回事！段刚一坐下，冯就说：“现在外面都说你竟向日本借债，打内战搞武力统一，你要慎重啊。”(冯巩他老爷爷真够实在的，哥们儿之间，不讲任何客套，也可见其性情之直率)段问：“谁说的？是谁在发这种不利于国家的谬论？”(老段性急，一听就火，而且上纲上线，不会好好说话的毛病又犯了)冯说：“你别管是什么人说的啦，事情不是明摆着吗？”段说：“政府经济拮据，处处需要钱，入不敷出，不借债怎么办？打内战搞统一，谁愿意打内战？可是你不打他，他打你，就拿湖南的情形来说吧，是我们要打仗，还是他们要打我们？主持一个国家的人，没有不想统一的，难道说你当大总统，愿意东不听命，西不奉令，跟中央对抗吗？”(言之有理！总统被他说得动心了，不过，一国之君自有他的忧虑，于是，)冯说：“可是债借多了，将来怎么还哪！打仗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枉使生灵涂炭，实在叫人痛心！我看还是都慎重点好。”段说：“慎重是对的，可是不能不干事呀。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

　　这一段文字实在太精彩！我不忍删除一字，整个把它搬上了我的文章中。这段史料，是北洋朝代的亲历者恽宝惠本人在“文革”前所讲，一位叫王毓超的老先生把它记了下来，并于1990年10月写进此书中。该书印数虽仅寥寥1500册，但其史料的含金量已使我如获至宝！

　　你看，北洋政府的治国方略竟是在麻将桌上搓出来的，这国家能昌盛吗？直系与皖系两位首领的关系除了称兄道弟外，还得靠输点赢点来弥补感情，这友谊能持久吗？当然，此一段追记中最主要的，还不是真实披露了最高层的内幕，而是赤条条表明了段祺瑞甘愿负骂名的动机――

　　要统一，就要开战；要开战，就得有钱；中国穷，只能外借；国强后，借了不还！

　　从国际信誉上讲，借款不还，是有点赖了，但对从来就没对我们仁义过的恶邻，这样的做法也委实不算过分！从明朝起，倭寇就没停止骚扰我中华，到清朝晚期，他们竟通过一场甲午战争拿走了我们太多的东西，包括台湾岛，包括辽东半岛，包括各口岸重镇的租界，包括几亿两白银，包括千金难赎的民族尊严。以牙还牙，圣人就是这样教导的。据此来看，老段没错。

　　事实证明，老段的确没错，他的赖账法成功了！蒋介石先生统一中国后，尽管国家还没来得及强大，但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北洋时代的绝大部分外债本政府统统不予承认！啊哈！日本人活该倒霉！

　　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老实说，我感觉自己距这位面目可憎的故人越来越近。

　　但刚刚要靠近他，却又被他旧宅的守卫挡出很远。尽管有文物官员持证交涉，但门口腰佩手枪的军人还是正告：请勿入内――里边没通知。

　　这是在北京朝阳门北小街内的仓南胡同里，我面对一座深远莫测的大院。

　　打听到这个地方，真是费了些时日。是一位离休老干部为我揭开的谜底。那天我去看他，说起去府学胡同没找到段公馆时，老人笑了：刚解放的时候，我就在“老段府”里工作嘛！可能段祺瑞住过府学胡同，但仓南胡同里也有他的住宅。

　　因为知道老人做过机密工作，所以当下心里就硌了一下。果然，老人又说：那儿从日本人那会儿就成了禁地，一般人休想入内；五十年代苏联那个安德罗波夫也在那里面工作过。我听得耳熟，连忙问：“是不是后来当过苏联一把手的那个安德罗波夫？”老人点头称是。原来，老安也曾是克格勃专家啊！这样一来，加上现任的普京，老毛子至少是三任特务头子当家了，只是少壮的普京样子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令人讨厌的克格勃，尽管老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瞅着大门处的“军警民共建单位”的标牌，瞅着三三两两出入的军人和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们，我知道此地尽管性质保密，但也如许许多多京城的重要单位一样：既是机关重地又是家属大院。

　　满院里只有火柴盒样的方楼，清末民初时的建筑一丁点儿也看不到。但从几本相关的书上，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有关此院的“情报”(我是不是越来越像当年的安德罗波夫同志的编外学生了？)。

　　前几年，一位叫谭伊孝的女士曾进去查看过，详细记录了该建筑的变迁：

　　该宅占地面积为22642平方米，四周环以围墙，围墙皆用大城砖砌成。宅坐北朝南，原大门已不可考，段祺瑞寓此时，对原府进行了大规模改建。门为铁门，门内有一巨大的地球仪，一只雄鹰傲居于地球仪上，表现了段的野心。原建中轴线上的屋宇仅存一大殿，为两卷勾连式，上覆灰筒瓦，面阔九间，殿前有民国式走廊，廊前有一环绕院子中心的水池，池上前(南)部有三座小石桥，后有二座石桥。池底下铺设电缆。殿后有一四合式大方院落。院内东、西、北三面有民国时建的“洋房”，北为二层，东、西各一层，均带走廊。廊柱为瓜棱水泥柱。该院东、西两侧各带一四合院。大殿东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据说是段祺瑞的母亲住的。大殿西侧有一座两层窗户、实为一层的大厦，面阔十三间，进深九间，平顶。……现在，该宅内除上述大殿、方型院、洋楼等建筑还基本保持原貌外，其余建筑都已改建。

　　现在我所能看到的有关北京“老段府”的文字材料，这位英年早逝的谭女士的记载最为周详。

　　从另些资料上我知道，这儿是老段从天津回到北京当上执政后的住所，他曾在此召集过国务会议，无事时则到后花园内的小楼上去诵他的佛经。然而，在其位就得受其乱，阿弥佗佛也不能保佑老段免遭侵害。他终于被国民军赶走，并于数日后彻底离开此宅去了天津。

　　离去时，我难免淡淡地遗憾了一把：也真是，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我竟一次也没能走进这位军阀时代末路英雄的私宅与内心。

　　终于，在没人看守的地方，我一步跨到了他跟前。

　　不过，是在京西的万安公墓。

　　话说当年，因为自信悟得了“正道”，所以，老段没想到待他灵魂往西天飞的路上，会猝然在京城上空彻底折断翅膀。

　　当年，段祺瑞病逝于沪上后，蒋介石拨款二十万元之巨在山青水秀的黄山为其购置墓地。黄山虽不是合肥，但也算是安徽故里。可是，死者的长子段宏业却犯了犟，执意要送父亲的遗骸回北京。出殡之日，仪式隆重；军警肃立，大员恭送；棺用黄缎，人挽长拂；一路上僧道诵经鸣法器。灵柩由专列送抵旧日帝都后，暂厝于西山卧佛寺旁的一间小屋子里，准备择吉地而葬之。不料，没等人们选定合适的墓地，“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命段家人把棺材取走，人们无奈，只好将其草草掩埋。

　　这一埋，就是几个时代！

　　我是无意在万安公墓里碰上他的。

　　本来是去看望本党第一烈士李大钊先生，捎带看看这座民国名陵里的其他名流，却没想到，从万安公墓销售部的墙上，看到了标有“段祺瑞墓”的字样！却原来，大钊烈士的死敌竟也在同一方黄土下长眠！

　　万安公墓里，众冢连绵，除李大钊烈士陵园外，其余的数千墓皆无指南。在以“金、木、水、火、土”排序的坟海中，我是在几乎绝望了的时候才看到段祺瑞墓的。

　　老段在“金”区的“舜”组里最西北角处呆着，而且，与众不同，是背对众墓――坐南朝北，向隅而筑，一副不敢让任何人知道的架式。所以，无论怎么看，谁都不会识得这就是堂堂民国元首的归宿。简陋的碑面背人而立，我差一点就从他的跟前拔脚掠过。

　　矮矮的方型汉白玉碑上，只镌着这样几个字：

　　段公芝泉

　　母张佩衡之墓

　　男宏业

　　宏范及诸孙敬立

　　若是不知死者字“芝泉”，谁能注意到这就是生前八面威风的段祺瑞的长憩地？

　　堂堂竖碑前面是水泥墓圹，一本翻开的书的造型，但书页无字。

　　段墓为何背向大多数？为何是本打开的无字书？

　　后来，我才知道，老段竟然迟至1964年才由其故友章士钊老先生出面请中共准其下葬在此的，碑文也是章氏所题。

　　站在蓬蒿丛生的段墓前，才知他的孙辈还在，甚至清明节还来过，墓上枯萎了的花儿即是证明。威风凛凛的段祺瑞，死后如此凄惶，这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想想也真是，他“亲日”，日本人没心思葬他；他是“党国”贵客，“党国”没顾上管他；最终，还是共产党人给了他一方安魂之穴。虽说地方小点儿了，位置偏点儿了，但毕竟紧靠晨钟暮鼓的香山，他天天可以在黄泉下听山上古刹里飘下的嗡嗡诵经声，默然超度自己生前的罪孽。

　　在同一个“金”区里，我还见到了两位各名噪一时的民国军人韩复渠和马占山的墓，那边更新也更大的一座，是数年前过世的作家萧军的墓。比比别人的永久住处，老段那向隅独居的家，益发显得寂与冷。

　　回城里的时候，我让朋友老杨的“帕萨特”多跑了点儿路，从平安大街亦即早年的铁狮子胡同又走了一趟，为的是经过那座硕大的灰砖影壁和宏伟大门时，我再看上一眼。

　　还是那垛重见天日的巨大影壁，还是那座气宇轩然的旧朝衙门。

　　其实不看我也知道，眼下这里不会有变化，门口的文物保护牌也还没来得及更换呢！

　　现在人们还顾不上建一座北洋纪念馆，更不屑于重新描摹一位

　　耿介的军人执政者的画像。

　　200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