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草莽元帅林--张作霖的空穴及故宅(上） -- 边寒剑

如今，我等普通游人来也，既无需等一进院里的“承启处”的官员发问(现在性质一如从前，原承启处成了导游姑娘们的休息室)，更不必列队唱那首熟悉的军歌，只要在售票口花上几块钱，就可以比张宗昌还踏实地大步往里面走。

　　第一眼就让我暗吃一惊――这道典型的中国明清式的“广开大门”上的横匾，竟写着“治国护民”四个大字！封建军人通常标榜的是“保境安民”，但区区一个中将师长却不说“保境”而志在“治国”！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张作霖！不知这“逾制”的牌匾是何人所题？又是何时所悬？天高皇帝远，师长也忒大胆，他竟然不管官场与社会上的繁文褥节，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表露，就像早年他拜倒在盛京将军脚下时的回答一样干脆利落――人家问这个自请招安的土匪头子：“为何求抚？”他朗朗回答：“为了升官发财！”难得他这么直率！

　　直率无羁的民国二十七师师长把一腔远大的政治抱负都筑在了自己的家中。往院里走走，才知道，“治国护民”只是封面，二进院里的那几方墙上的石雕画和主人自题的字幅才是内文。

　　二进院是张作霖的办公处。不等迈进去，先被那座超大垂花门吓了一跳――比我先前在北京的旧日王府里见过的所有透雕垂花门楼都有气派，虽说雕工不如京师的精细，但那种傲视一切的霸气，却不得不让你对深深庭院里的主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感。东、西厢房是主人的秘书长室与机要秘书室，正房自然是主人的办公厅与会客厅。整个外墙面的基础部，全被密密的石头浮雕画嵌满，浏览一圈儿，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但经人提示后，方看出主人的情趣与志向：大部分浮雕画是题材平庸、雕技质朴的装饰图，除了民间传统的花草荟萃外，便是大小骏马图。真正属骇俗之作的是这样两块：一块儿是一大一小两只狮子在吃盘中的各种水果，题字为：“大小英狮吃各果”；一块儿是一只雄狮双掌压住地球仪，题曰：“雄狮举掌握寰球”。雄狮既是自古以来中国豪门建筑不可或缺的装饰物，更是这位志向齐天的师长的自喻；而“果”者，国也！本“师”志在吃各国，握寰球！这哪是一个远离京城的关外师长所敢想的事哟！更意味深长的是，别的浮雕都是寻常的狮饰图案，偏偏这两方竟是蟠龙为边饰！天底下，除了皇帝的宫苑外，我只见过曲阜的孔家有资格以龙柱为饰，万不料他张作霖早就悄没声儿地躲在自己家中，把帝王的专用图饰镶在了墙上，且当成了本狮(师长)之饰物！清末民初，军人当道，但敢有如此狂想者，舍“张”其谁？

　　我急匆匆迈进正房，要看看企盼“吃各国”、“握寰球”的张作霖，运筹的“帷幄”是什么样。进正厅，见东西屋门口均有木栅阻拦。打眼往东屋一看，静悄悄的窗根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清癯长者正襟危坐于雕花写字台前，正专注地审阅着什么。巨大的砚台干涸久矣，但桌上那座西洋钟却似乎马上就要自鸣。活脱脱一个真人！我不禁一惊，旋即释然：这是那位在历史照片上见过无数次的“东北王”的蜡像呀！

　　蜡的张作霖身穿绛紫色的马褂长袍，沐着热辣辣的秋阳，纹丝不动。

　　我失声夸起来：“真像！”遂端相机调焦。快门响时银光闪。忽听屋里不知哪儿传出小女子的呵斥声：“不准拍照！”这回是真的吓了一跳！原来是“谢绝入内”的大帅办公室里，还真有活人在值班！我一边讪讪地收起相机，一边从屋里那面老式镜子里看清，一位早早穿上长羽绒服的女工作人员正冻得缩在门扇之后盯着我呢！中国的展览几乎都不准拍照，连这只有几件明清家具的空屋子和蜡像也不例外，的确莫名其妙。

　　西屋是主人当年的会客室。紫檀木的太师椅和大小茶几虚席以待，但却一直没等到最有资格来坐的那个人――这些年，北京和沈阳没住声儿地邀请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回来一趟，但终未遂愿。那个精雕细缕的镶石屏风默默地立在原地，但已经不能再拦住任何秘密了。只是主人自题的那几帧楹联让人反复看到一颗不甘人下的强者的心：

　　智深须能忍；将勇贵有谋。

　　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一丸塞幽谷；三箭定天下。

　　最暴露了他野心的是横匾上那四个大字：

　　望重长城。

　　只念过几个月私塾的张作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自然不咋样，而且，他的书法既不以自己的字或堂号或斋名落款，也不钤印，横竖就这三个字――“张作霖”，而且，他的不讲法度的字体渗出了一股来自民间的野气，一股过目难忘的霸气。是啊，我行我素的张作霖根本不需要挂别人――哪怕再有名的人――的字画装点自己的家，要挂就挂自己的。你说谁家的手笔能写出他的远大心志？

　　看到他的字，油然记起一个关于张作霖的“黑故事”：

　　某次，张作霖应邀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三巡酒过，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当众赏字。都知张作霖识字不多，此招显然要出中国“东北王”的丑。好一个张作霖，竟不推辞，接过纸笔，饱蘸浓墨，一笔写就一个斗大的“虎”字，然后，题款。在众人的鼓掌叫好声中他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却瞅着落款“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两眼一瞪笑骂道：“妈了个巴子的！俺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并会心而笑，日本名流和关东军的高官们则目瞪口呆！

　　这故事来自野史，但却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张作霖其人。

　　没文化，却不一定是老粗，正像识字人也不一定就明白事理一样。“卑贱者最聪明”虽说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奚落，但也符合张作霖这类草莽好汉的实情。

　　张作霖虽已主军主政，但少年时的理想却并未在激烈的厮杀中泯灭，从满院儿的浮雕画上，从大青楼里保留下来的壁画上，都能看出他的情趣所在。

　　浮雕上，除有牡丹、荷花、梅花等士大夫喜爱的“高贵”品种外，还有西瓜、桔子、石榴等农家欢喜的“不入流”的东西，更有甚者，他竟把土豆、大葱、萝卜等庄户菜端上了墙面！画面上的题字也很实在，没有一幅是文诌诌的酸秀才式。有幅题为“金钱草”的画配着这样两句诗：“外国进金钱，花香在中原。”整个一个土财主！在大青楼里，张作霖办公室内墙上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幅水墨壁画，画面上既不是云中飞龙、殿前仙鹤，更没有哪位在任总统的装模作样的肖像(恐怕他哪个也看不起)，而是一群肥硕的绵羊在悠闲地啃草！完全是主人梦里的田园诗嘛！这幅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壁画，是他请奉天的一位民间艺人住进帅府里画的，那位作者，在所有的中国书画家辞典里都没名儿，但却在这不可一世的名宅里堂堂正正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蔡晓坡”。而二进院、三进院里的众多浮雕画上，也都十分清晰地留下了作者的名字：“翰西作”，“铁邑水西造”，“辽阳张纪五作”……没一个是名载青史的人物。这不能不让我重温了在遥远的法国凡尔赛宫里有过的震撼：就在那座流光溢彩的辉煌殿堂里，画师与工匠的油画肖像与历代国王一样挂在墙上，国王把艺术家当朋友，把美化自己的人当人看哪！雅点说，叫礼贤下士；俗点讲，拿人当人。二十世纪的张作霖与十八世纪的法国国君竟然在这一点上“臭味相投”！

　　离开二进院时，再次回望端坐在那儿的蜡的张作霖，不禁暗自替古人庆幸：还好，没把你塑成凶恶的东北虎模样。

　　对这个一直被贬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的“反动军阀”，沈阳城里的这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没把其面目丑而化之，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

　　正常人的五官俱同，只有大小搭配略有差异而已。但掺上了情感的广角镜，人的面目便有了天地之差。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即是此理；所谓“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亦为此理。

　　我不会相面，所以看不出张作霖有多难看――岂止不难看，他年轻时甚至称得上是眉清目秀呐！如用古文形容，算得上是“翩翩一少年”，张学良哥儿几个长相哪比得上他爹呀！眉清目秀为什么在后人眼中却成了獐头鼠目？举止得体又不失幽默感又为何成了开口只会骂“妈了个巴子”的横暴老粗？――我把大人物有无幽默感看得很重，毫无幽默感的人是不该从政的。

　　西方在华的主要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先生曾专程前往奉天采访过张作霖，在他的那本《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中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

　　1923年春，我访问过张作霖元帅，至今印象深刻。……

　　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的起源，可以上溯几个世纪，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土匪，就统统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大胆妄为和豪放不羁。我一直听见他的这两个绰号，断定他是一位凶狠的、满脸络腮胡子、屁股后插着两支快枪的土匪头子，所以去访问他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准备。因此，当我坐在会客厅里，看见一位矮小、温和、没有胡子的人走进来，有人介绍说这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不由大吃一惊，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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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张将军提问中国国内政治问题。他保证说，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和平，他的兴趣只在于统一中国，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也不惜使用武力。……

　　交谈中，我几次提及外界有关他与日本人有染的说法。他告诉我，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他的确帮助过日本人，那时他作为一位游击队头领，专门袭击俄国人的交通线，而且干得比任何人都更出色，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这片白山黑水间。

　　对张作霖父母的情况，人们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红胡子。因此，我笑问他年轻时在哪里读书？他眨了眨眼睛，通过翻译回答说：“绿林学校”。张作霖将军不失为一位具有幽默感的人。

　　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的鲍威尔先生不光采访过张作霖，而且还与南方的革命首领孙中山、西北军的冯玉祥、上海滩“闻人”杜月笙等人都有交往。他回到美国写在华回忆录的时候，张作霖早已过世多年，但说到这位出身卑贱的中国元帅，他依然充满敬意：

　　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不奉命行事，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他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在东北亚地区，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如果说，鲍威尔根据自己的好恶写下的亲历有偏颇的话，那么，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人出版的权威《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奉张的表述则应该更显公允：

　　1931年前，满洲的日本政治权力被限制在租借地和铁路区内。……他们有过高地估计自己对满洲的军阀统治者张作霖的影响的倾向。北京政府的权力在张作霖的辖地内是很小的，但张同样善于有效地限制日本人，视情况需要或是不理他们，或是与他们妥协，但是成功地利用竞争的日本利益集团的互相倾轧，可靠地维持一个中国半独立的政体。

　　你看，局外人笔下的张作霖不光不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反倒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不光不是个大肆出卖祖国利益的历史小丑，反倒是个始终保持了祖国领土完整的精明政治家！打量同一个人，映在不同国度不同政见的人的瞳孔里的竟相差如此之远！

　　就在这座名宅的一进院西厢房，原大帅府内账房，现展览馆旅游商店里，同事小军买了本最新版(2001年4月版)的《张作霖全传》，封面上分三处还写着这样几行提示：

　　一个性格奇特，身具刘邦之用人之道、诸葛之忍容之术，充满权欲的大野心家。

　　吸食毒品、嗜赌如命的小土匪竟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

　　两只狐狸眼，机警过人，天性狡黠，外表文弱，内心残忍。

　　封底，竟又把“两只狐狸眼……”一句骂人的话罗嗦了一遍。想必作者或编辑对这个俏皮的比喻自鸣得意。

　　喏，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之初人们对他的态度。

　　唉！张作霖，你究竟是黑土地的守护神还是为虎作伥的妖魔？

　　三进院最早为“后宫”，是张作霖几房妻妾居住的地方，长大完婚的张学良也曾长期住在此院的西厢屋。

　　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对矢志“讨赤”的“老帅”深恶痛绝，但对发动了“西安事变”的“少帅”却十分感念。我造访帅府那天，正是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岛上过世整一个月的日子，其故居的房间也就成了“千古功臣张学良展室”，在一张大幅的脸上布满累累老年斑的张学良的彩照下，摆着许多簇由亲属及当地有关部门送的鲜花。在这间张学良与发妻于凤至共同居住过的房子里，我不禁想起有情有义的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那声肺腑之叹：“每次提到张将军，都不禁落下泪来……”

　　西厢屋南间,原为张学良的办公室。戎装“少帅”的蜡像也很逼真，但却不传神。蜡制的英雄毕竟没血没肉。只因他一直被当成正面人物来讲，故在此屋与之邂逅时未再觉惊奇，诚所谓“见惯不惊”也。

　　让我有些吃惊的是奉张与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的良好关系。

　　尽管展览的说明文还在用愤怒的口吻说：张作霖“无耻地”称自己与孙中山先生是“老友”……，但孙中山曾接受过奉张的十余万大洋和五千支步枪的襄助一事却是有案可查的，孙中山派自己的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专赴东北为张氏祝寿的事儿也无须否认。困境中的孙中山，筹划建立孙、段、张三角同盟以南北夹击独霸北京政坛的直系。而他辞世前的抱病北上，即是为建立这种联盟的最后一搏。到京后，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长子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现在我们学的近代史，还是国共两党并肩北伐时的版本，说白了，是摹仿前苏联人的口吻写成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执笔。北伐胜利了，人们便再不肯提张作霖与“本党”总理交往的事儿了。如果服从了三民主义的张学良不在西安发动“兵谏”，还当他的“副座”(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老子的功劳或可会被人提及，可惜他落了个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张作霖曾干过的那点好事也一并陷进淤泥中了。

　　从三进院回廊的东北口出去，眼前豁然一亮――假山前后，一大一小青砖楼依然矗立。我们先去了小青楼。

　　小青楼是座中西合璧式的二层楼，当年，主持帅府家政的五夫人寿懿就住在楼下的东屋。

　　这位少妇绝对了不起，她深得张作霖之宠，不光因精明能干，而且还胸怀宽广，从不恃宠干预政事，把这个大家庭理得井井有条，各房之间和睦相处。小青楼本是张作霖为她一人所建，但她竟然把别的妻妾生的子女也接到自己头顶上住了(张学良的妹妹们都住在小青楼的二楼)。

　　出事那天，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来后，列队迎接的大帅府门前的军乐队便被遣散了，一班恭迎“当家的”回府的女眷们慌作一团。副官请寿夫人去接宪兵司令部的电话。电话报告大元帅的专车在老道口出事了，详情尚不清楚。五夫人疑为幻听。撂下电话，就见一辆小卧车急急驶来，沈阳宪兵司令齐恩铭和大帅的副官抱下了一身是血的“当家的”，径直入宅，一直放到了小青楼里的五夫人床上。因为被炸之后，大帅神志迷糊地嗫嚅了几句，副官听懂了一句，是：“我到家……看看小五儿……”。五夫人哭成泪人，五夫人声声呼唤。医官赶来，但已无力回天。血肉模糊的张作霖残喘着，说：“我两条腿都没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然后，命丧黄泉。距被炸时只有四个小时，年仅五十四岁。

　　年方三十的五夫人大放悲声！另位只有二十三岁的大帅遗孀马岳清更是哭成泪人！正是豁达的五夫人容忍了她，妆扮了她，她才得以从一个津门戏班女孩的卑微角色走上帅府六夫人的显贵之位。

　　哭声惊动了在场的东北军政要人。张作霖的老伙计们大事不糊涂：此爆炸定有复杂背景，且极可能是日本人所为！因为从山海关到沈阳城，京奉铁路一路都是奉军守兵十步一哨地戒备着，惟老道口一带归日本关东军警戒！而且，大帅在北京就与日本人闹翻了，日本人极可能乘乱制造事端。所以，在张学良从北京归来之前，秘不发丧！

　　这一天，恰巧是张学良的二十六岁生日，奉军总参谋长杨宇霆等一班留京的奉军高官嘻嘻哈哈聚到“少帅”居住的中南海-(即万)字廊。庆贺的酒杯还未端起，噩耗已自关外传来……

　　6月6日，亦即张作霖归西的两天之后，奉天省公署发布公报称：主座身受微伤，但精神尚好。

　　大帅府安之若素。医官依然天天换处方，厨房照常顿顿来送饭。其实，小青楼内，只有大智大勇的寿懿天天以泪洗面陪着被安放在她卧室对面会客厅里的张作霖的遗体。

　　日本人狐疑：这么强烈的爆炸竟然没炸死“东北王”？他们后悔没派埋伏在两侧的日军敢死队冲上专列扫射或刺杀一番――当时阴谋策划者已经安排好三个方案：一是爆炸，二是在爆炸现场前不远的铁轨上安装脱轨器，三是敢死队直接冲锋与张作霖卫队同归于尽。按日本人的方案，张大帅必死无疑。然而，现在，张作霖居然没死！日本人心虚，便不敢再轻举妄动。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来了，但他只能在办公区域被留住，按中国人的风俗，眷属区是不容外边男人进入的；日本人不死心，又让夫人们蹀躞着赶来探看究竟。好样的妇道人家寿懿，平日一样的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在小青楼的卧室里接待了东洋女人，甚至还让副官取来香槟，宾主共同为大帅的侥幸脱险而举杯呢！送客时，五夫人让女宾们远远地看望了西屋床上纱帐里“刚刚睡下”的大帅。灯火通明的房间逸出浓浓的医药味儿，鸦片灯具、水果还摆在榻畔，头裹绷带只留眼、鼻、耳的张作霖似睡得很香。日本人亲见张作霖尚在，日本人愣是被五夫人蒙了！噩耗一直拖到半个月后的6月19日张学良回到奉天后才公诸于世。

　　一个深宅里的少妇，一个满族将军的格格，能在痛失栋梁的非常之际，咽泪妆欢从容应付危局，实堪钦敬！张作霖之死，除了使北洋政府提前折寿外，还使一个叫寿懿的不凡妇人从此湮没于尘世。“九•一八”之后，五夫人带六夫人移居天津，共和国成立之前，她自然选择了台湾，且在岛上一直活到1966年。正是这一年，大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她和一直住在一起的六夫人马岳清躲过了大劫。

　　但五夫人毕竟是女人，她的大度是有限度的，她容了阳气甚旺的老夫搞了马岳清，却再也容不得他搞了自己身边的侍女。这桩秘闻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才被侍女和张作霖的遗腹子披露出来。

　　2001年的9月18日，一个关乎张作霖的特别的日子，一位自称是张作霖第九子的古稀老人状告《北京电视》周刊侵犯了其名誉权。中国新闻社次日向全国新闻单位发出了通稿：

　　这位老人在起诉书中称自己名叫张学忠，生于1928年6月22日。其母名叫李兰玉，原系张作霖府中的侍女。临终前她说自己是张作霖的第七位夫人(未举行婚礼)，因政治原因由张的五姨太秘密安排在奉天(沈阳)悦来旅馆分娩。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遇害，张学忠于18天后出生。后日军侵华，其曾一度隐瞒身世改名张忠诚。后张学忠担任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史通化研究会会长。

　　这位叫张学忠的老人在起诉书中称，该刊第52期刊登的《假冒名人行骗案》的一文公然的侵犯了其名誉权，因为该文称：张作霖一生共有六个夫人，生有八子六女，根本没有什么第九子。张学忠向法院提交了经过公证的其母李兰玉的遗嘱、张作霖的管家、其奶娘等多人的证明文件以及他和多位张家亲属的合影，以证明其确系张作霖的第九个儿子。在起诉书中，张学忠除要求对方承担诉讼费用外，没有提出任何经济赔偿的要求，只是请示法院判令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

　　不知这场官司结果如何，但我却知道精明的五夫人和她的一定也有些姿色的侍女李兰玉住过的小青楼意外地躲过劫难。“文革”那些年，住在此楼的“臭老九”们心疼家中的精美砖雕木雕，便用白灰抹平覆盖了起来。而整个大帅府竟也幸免于难，因是档案重地，实行了军管，绿军衣的屏障挡住了“破四旧”的红色狂潮。

　　喜中也有悲，小青楼虽未被直接冲击，但却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正面和侧面被几座七十年代才建起的五层居民楼团团包围，一面高墙死死地堵在它心口，使它艰于喘息。墙那边的数不清的自搭简陋建筑更是满目疮痍。本是大家闺秀，却不幸沦落于市井无赖之手，曾有的风度也就荡然无存。

　　被封堵在居民楼井底的小青楼的蛙鸣，还能在浮嚣的俗市里响多久？

　　隔一座重新垒起的假山，就是那座著名的大青楼。假山是新堆的，但山洞口那两块石匾却是原来的，一块写“慎行”，一块写“天理人心”，都是张作霖的手迹。

　　穿过山洞通往大青楼，但铁门锁上了。这座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著名建筑因大修而暂停开放。

　　我们还是勇敢地从一旁的通道走了过去，且无视“施工重地谢绝参观”的牌子。刘禾曾在楼里住，所以，我们也有资格来怀旧。

　　楼内的墙皮全被凿光，地板也拆净了，有些地方连粗壮的梁柱也替换下来，只有墙四周的法国瓷砖熠熠如初。大青楼只剩一个空壳子。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的失败而告终，退回关外的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他把政治中心从四合院移到了新落成的大青楼。一楼西侧，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东侧三大间屋都是他的会议室兼会客室，此后，奉系的所有大事，无不是在此议决的。史料载，奉系军政高层，每每开一会儿会，抽一会儿大烟。所以，屋里应该有古色古香的烟榻，不知这次修复工程有没有考虑到再做个旧时中国特色的烟榻来。

　　三个会议室中，尤以东北角的“老虎厅”有名。老虎厅因屋里曾摆放着两尊东北虎的标本而闻名。这是张的把兄弟、奉军将领汤玉麟送来的装饰品。两只栩栩如生的猛虎摆在有些昏暗的屋里，曾让好多求见张作霖的客人自始至终心神不宁。那个美国人鲍威尔当时坐在沙发上，背后的虎须拂着其后脑，写那本回忆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令人胆战心惊！”

　　但“老虎厅”真正骇人的是在张作霖死后的第七个月里的一次谋杀：老帅的头号心腹、奉军的总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常荫槐竟被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命人枪毙在此厅！

　　“处决杨常”成为震惊一时的事件。通常的说法是杨、常二人结为死党，勾结日本人，反对张学良易帜――所谓“易帜”，即是将东北原有的北洋时代的五色旗改换为象征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张学良枪毙杨、常的第二天，即向国民政府通电，称死者“破坏国家统一”。

　　不过，事实也许并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二人自恃资历与才气，不把张作霖的儿子放在眼里，还当他是个只知抽鸦片泡靓妹的毛孩子，这才招来杀身之祸。扣顶政治大帽子然后把人灭了，这种耸人听闻的剧情在中国和前苏联权力内部屡屡上演。以杨宇霆的从政、治军能力，也许能为统一后的国家做更多的事，但却终因锋芒毕露而夭折了性命，死时才四十多岁，想想也挺可惜。尽管张学良厚葬了这位奉系重量级人物，又优抚了其家属。但人都没了，悼词写得再好又有何益？

　　“少帅”显然没有“老帅”的雅量。出关前的张作霖，还是能容得下非议的。他眼皮子底下的《盛京时报》上就曾公然批评奉张在国内采取左右逢源的“骑墙”政策，他既没去查封人家更不用说逮捕甚至枪杀报人。晚年的张学良称自己不如父亲，看来不是自谦啊！

　　现在的“老虎厅”自然没了老虎。死了张作霖的大青楼，成了张学良的东北保安司令部和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办公楼。后来，南京政府颁给张学良的一些威名赫赫的官职，如“东北边防军总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委员”、“陆海军副总司令”等，他也都是在这大青楼的一楼里接受的。他接受了这些职务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奉军也随之消失了，成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老虎永远不在了。

　　正在大修的大青楼，所有的门窗都在另做，玻璃尚未换上。透过遮在窗上的厚塑料布，我看到了院外有一座别有风姿的小红楼――刘禾说，那就是“赵四小姐楼”，张学良专门在帅府墙外给赵一荻盖的一座日本风格的红砖楼房。

　　我想体验一下七十多年前张大帅在大青楼上俯瞰全沈阳城的豪迈心情，想窥一眼那个一直不得入住大院的忠贞的赵四小姐的孤苦，还想逐屋看看当年大帅夫人们及孩子们居住的房间，便一个人迎着咚咚乱响的施工噪音，摸索着上了二楼、三楼。

　　民工们正在屋梁上轰轰烈烈地干活，一地钢架、木板让人很难落足。我小心翼翼地转了每一个房间，每一层阳台。直到楼下的工头显然是冲着我大喊大叫了，我才循着宽大的老式楼梯返回。

　　大青楼东侧，有个已成残垣的西洋水池，显然是与这幢罗马式建筑同时建造的家中一景。张作霖这个最远只到过北京城的东北爷们儿，竟有建西洋式家园的审美眼光和勇气，可见思想并不守旧。

　　不过――且慢！大青楼的高台下怎会有座小庙呢？高楼与小庙，一大一小，一洋一土，十分不协调。趋前去看，门口墙上有标志牌：关帝庙。

　　朱门紧闭，我只好趴在门缝里朝里面看去。是座极静谧的庙，只三间青砖瓦房，却是雕梁画栋，楹联完善，似刚刚修缮完尚未开门迎客。

　　相传张作霖揭竿于绿林时，曾连连失利，有几次甚至险些丧命。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他：要一生供奉关帝。张作霖立马跑到附近的关帝庙烧香磕头。打这以后，张作霖总能逢凶化吉，便对关帝愈加崇信，逢年过节一定要去关帝庙朝拜。他建成此宅后，就在大院的东北角修建了这座关帝庙，平时不开门，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在此上香，逢年过节时，才准自家人进入。他把关老爷当成了自己的祖宗，祖宗的灵位也摆进了东殿。这里成了帅府中最为神圣的地方。

　　有本书上是这样写的：

　　据在帅府工作过的老人回忆，张作霖每遇重大事件或难处理之事，尤其两次直奉战争及进兵北京之前，一定要进庙毕恭毕敬地摆上供品，举香长跪，嘴里念念有词：“关老爷，托您的福，我一直未死，我还想为老百姓干点好事，积点阴德。您老看我还行就保佑我，帮助我铲除恶人。您老看我不行就召我去，专门扶侍您。”张作霖这些话极为恳切、感人，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张作霖官运亨通，每每逢凶化吉，青云直上，直到坐镇北平，都是有关公的庇护。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民间传说更为离奇和神秘。有人说大帅把家搬到北京，对帅府的关帝庙有所怠慢而酿成杀身结局；有人说北京顺城王府里没有关帝庙，因而坐不稳北京金銮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张作霖传奇的一生，除了他的才能、性格造就了他的显赫地位，崇拜关帝、供奉关帝也给了他信心和力量。

　　眼下的关帝庙已经修葺一新，只是不大的朱门上挂着一把锁。伏上门缝朝里瞅，既无人迹，又无香火，只一伙儿麻雀在殿前各有其词地争辩着什么。好一道清净无为的风景！

　　故人早辞大青楼，此地唯余关帝庙。七十多年来，这里的主人一直被认定为死有余辜的历史罪人，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探讨他究竟为何而殁的声音，一直如同这深宅锁里的雀儿吵，不到近前，你是听不到其声的。

　　现在的大帅府东门，已经被一堵墙拦在了院外面，出大门转过去探看，是个破烂不堪的居民杂院。

　　当年，张大帅的棺椁就曾停厝于大门内的东厢房里，未待抚顺那边陵园建好，“九•一八”猝发，大帅府和大帅的僵尸都成了敌寇的战利品。日本人知道死者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便把张的灵柩迁至沈阳的珠林寺浮厝。一班当了大汉奸的原奉系要员念及老上司的知遇之恩，使其遗骸得以保存下来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3日，在其九周年忌日，时任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把兄弟)与日本人一同在奉天城为张氏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慰灵祭”，送葬行列长达一里地，之后专列将其灵柩送往其原籍辽南锦县的驿马坊，将其在原配赵氏墓前安葬，并将两墓合为一座大坟，植松百株。

　　一代草莽起家的历史钜子，终又回到其最初发迹的地方。

　　因此，抚顺城外的元帅林成了一座千古空穴。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内核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殿，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这座华殿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那边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有这样一段话：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1916年5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资料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北洋人士话沧桑》里的文字所震撼，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里的榔头，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机关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道风景。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自有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京城看好的是满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后，遂斥巨资购之。得了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拾掇了一番，遂建成京城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神情黯然地离开了此地，他的专车碾着太平桥大街上专为他而铺洒的黄土，驶离了一个个奉军守兵的背影，去了前门火车站，站台上，他强作欢颜地与留守京城的长子张学良军团长等要员们作别，自兹一去不复回。

　　张大元帅退出京城，标志着北洋时代已经进入弥留阶段。

　　本来，张作霖最后一次出山海关是雄心勃勃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竟夸下海口：“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但由于北洋集团内尚拥有二十万直军的吴佩孚的坚决不合作，也由于被苏俄人武装起来的冯玉祥的西北军的卷土重来，奉军南下计划泡汤。张作霖索性入京，被推举为“大元帅”，他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信奉“过激主义”的南方蒋介石军与西北冯玉祥部决一死战。搜查苏俄使馆，逮捕并处决李大钊等“赤党首领”，也正发生在这一非常时期。从就任总司令，到登基大元帅，他与他的心腹不断地陈述着用兵“安国”的理由，从他们的宣称中，人们很可以知道奉张“矢志讨赤”的本意：

　　非俟南军排除俄国赤党，决无议和之望(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语)。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党派，而专为消灭过激主义；舍过激主义，皆有商量之余地(张作霖讲话)。

　　不过，此时，蒋介石虽也开始“排除俄国赤党”并大肆捕杀中共党人，但他更看中的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诱人前景――在中国，哪个军人不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道理？哪位势头正旺的成功者不渴望君临天下？北伐军步步为营，北洋军节节败退。张作霖知道大势已去，便想将实力依然完整的数十万奉军撤回关外，关起门来，专心经营他的富饶而广袤的大东北，待时机成熟后，再卷土重来――他已经命人将安国军大元帅和总理的印、信、旗等都带回了奉天。

　　可是，就在这时，可恶的日本人又跳出来了。他们乘机要挟张作霖，让张在以前答应过的条约上正式签字，并要解除出关的奉军武装。

　　那本《北洋人士话沧桑》书里记得清清楚楚――

　　与张家有世交的大元帅府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此前，他甚至当着这位日本公使的面，怒不可遏地摔了自己的旱烟袋，那个名贵的翡翠烟嘴竟被摔成了两瓣儿！

　　原东三省交涉总署行政处处长罗靖寰则回忆道：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会晤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宁肯逃亡也不愿借重日本人，遂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拟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用打字机打好的五项要求让张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即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过后，张听了罗等人的解释后，破口大骂：“日本人没有好心肠，全是插圈设套转弯骗人。”并嘱咐罗等人：“咱们绝对不能承认日本在袁世凯时代所提二十一条要求以内的事，免得东三省父老兄弟骂我是卖国贼。”

　　比忌“胡子”(土匪)更甚的是，张作霖最怕背负“卖国贼”骂名。还在段祺瑞执政时，张作霖就痛骂过前来解释欲与日本签订黑龙江、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协议的段的亲信：“我姓张的治理东北这些年，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你们为了借钱养兵，连地下带地上的和老百姓的祖坟都卖了……”说这话时，张的腰杆一定是直的，他有资格骂别人啊，因为，“我没向外国人让过一寸土”！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不会有什么政治智慧，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越折腾越大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大元帅后，方知他们遇到的是一位大智若愚的太极拳高手，一位不可能向他们低头的血性男人。

　　卑鄙的日本人只能靠谋杀来解脱困境。

　　在离开人世之前的几年，老迈的张学良曾颤微微地告诉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父亲“有宏才、度量大，但没有大略”，而蒋介石“有大略，无宏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不仅可以征服中国，还可以征服世界”。张学良还认为，父亲非常爱护老百姓，东北人拥戴张氏父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刮地皮”。实际上父亲是爱国的，他只是表面上应付日本人，并不真正答应他们的要求。日本人感觉上了张作霖的当，后来便下手害死了他。

　　是呀，这么现成的答案，为什么总不被权威教科书所采纳呢？一说到张作霖之死，为什么总要绕舌说上一通似是而非的原因？

　　张作霖署名的最后一份声明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2日发表的“息争通电”，他称将退出北京，此后国事“悉听国民裁决”。此前，这位仿照老友孙中山模式担任了“大元帅”的大军阀，已经做出比较开明的政治决定：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加上“民德主义”以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南北双方停战；合并南北政府等。

　　然而，日本人已经为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凭武力和阴谋统一了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人，把乱纷纷的“北洋”的大幕落下了。北京作为民国首都的使命也告终结，改称了北平。待“党国”的大幕在南京重新拉开后，中华民国的主席台上已经换了一班人就坐。易帜后的张学良被安排在了蒋中正的副座，成为威风赫赫的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回到北平继续在顺承王府居住，“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奉令指示所辖的东北军不准抵抗，致使东北迅速沦丧，因而成为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从二十九岁那年他率兵入关参加拥蒋战争以后，就再也没回故乡，当然也一直未让其父入土为安。

　　整整一百岁的少帅以基督教的葬仪入土于太平洋中的异国小岛上，他永远不会回家乡为父亲迁葬了。现在的大帅府里的照片告诉人们，张作霖在辽西原籍的苹果林里与他的结发妻子相会于九泉下了。

　　“元帅林”永远不会有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元帅林”不是地图上的圆圈，它小得连黑点都不是。但在中国近代史籍上，它应该是个圆圈，一个虽说并不圆满但却决不能忽略的圆圈。

　　一个北洋时代的句号。

　　草莽里的元帅林告诉我，注意到这个句号的人，还不是很多。

　　2002.2.23于山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