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弓和犁：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 -- 静雅思听

不管游牧民族和农耕社会的经济交换是否顺畅，草原领袖对富庶的南方始终是虎视眈眈的。不管是朝贡还是和亲都不会长久，因为当一个统一而强大的草原政权形成后，它必须要依靠不停的掠夺战争来维持凝聚力。

他们要做的只是等待时机。

游牧民族在人口数量上远远不如农耕社会。有据可考的记载显示，历史上蒙古草原上人丁最兴旺的统一的游牧民族是西汉时的匈奴，也不过才两百多万。十七世纪努尔哈赤创立女真八旗制度时，满族人丁还不足四十万。

但人口数量的劣势从来没有成为游牧民族南下的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知道，从军事上来说，他们独有的先天优势是绝对性的。

首先，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游牧的生活方式虽然颠簸不安，但在军事上却相当有利。他们以骑兵为主，可以用快速运动、分割包围的战术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南方军队，从而扭转人数上的劣势。而且依凭着可以自由驰骋的茫茫草原，游牧民族“利则战，不利则退”，几乎没有被端老窝的风险。因此，哪怕是在农耕王朝军事力量最强大的西汉时期，匈奴人也只是被卫青和霍去病、窦宪的大军驱赶到了遥远的漠北，暂时不敢靠近汉朝边境而已。

而定居的农耕社会则不同，固守的家园一旦放弃，等于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那种心理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而且即使收复之后，以农田为基础的农耕社会也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生产状态。

显然，仅从战略定位看，农耕社会的被动防御，一开始就受制于草原民族的主动游击。

也正是因为这种生存环境上的差别，使得农耕王朝始终难以将来自北方的威胁彻底消除。传统军事理论认为，打仗其实就是打后勤保障。我们通过北宋沈括写的《梦溪笔谈》，就可以体会到南方军队在与北方作战时远征的艰辛。《梦溪笔谈》卷十一中对当时的战斗补给有如下计算：

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两人出征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如果要计算回程的话，这些粮食只能支撑前进九天的路程。依此类推，如果一次出征要前进十六天的路程，那么起码要有三个民夫来补给一个士兵。

也就是说，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而且负责保护粮草的士兵要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同时，如果途中没有粮草补充，这四十万的人马最远只能在十六天的脚程范围内出击。按每天四十公里的行军速度计算，这支部队的活动半径只有640公里，如果以长安为起点，恐怕还到不了兰州。如果再计算途中出现的伤病员，那么情况就会更糟。

当然也可以用牲畜来代替民夫，但一方面农耕社会的牲畜并不总是充裕，另一方面，作战行动中很难保证牲畜得到及时的放牧和喂养，牲畜的减员会非常严重，最终还不如人力可靠。

通过这些计算，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是一场大获全胜的草原出击，农耕社会也要付出惊人的代价。

除了环境方面的战略优势之外，游牧民族悍然南下的底气还来自于他们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结构。

草原民族的社会结构脱胎于氏族部落组织，单调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这个组织层次少，信息传达非常快捷，有利于军事指挥。而且他们的日常饮食作息与打仗的状态本来就差别不大，整个部落的男子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立刻转变成战士。这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特点使他们军队的后勤保障特别简单，特别高效。

努尔哈赤能用不足四十万的满族人和明王朝长期周旋，最终入主中原，就和他创立的军事化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有深刻的联系。

而农耕社会要训练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成本要高得多。农耕民族分工复杂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决定了战士和平民之间的巨大差异。从平民转变成战士，需要很多的特别训练。这些训练不但包括军事技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心理上的转变。尤其是在陌生的草原上，当后勤保障线被切断时，没有经过长期的战斗意志磨砺的士兵很容易就会陷入慌乱之中。

兵员的补充也是农耕王朝的一个薄弱环节。他们不像游牧民族一样可以随时从牧民中征调，而在平民中进行有效的战斗动员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即使用强制手段拼凑了一支队伍，也是仓促开拨前线，一旦受挫，往往一溃千里。这样，在军事后备力量方面，农耕王朝的麻烦也比游牧民族要大得多。

即使阶段性地取得了对游牧民族的军事胜利，农耕王朝的隐患依然不会消失。除恶难尽只是外部的难题，更关键的是农耕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长期维持备战状态。庞大的军队一方面不从事生产，消耗大量资源，另一方面，农耕社会世袭制的王权统治，对战功显赫、威望卓著的将领总是多有顾虑，局势平定后，往往把军权分解、削弱，使刚刚成熟起来的军事指挥系统重新割裂。唐朝的设立藩镇，北宋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明朝朱元璋的屠戮功臣，莫不如此。

虽然在环境和组织上，游牧民族都比农耕王朝更有利，但战斗过程毕竟还是靠人来完成。可以说，在冷兵器时代，军队兵员的素质和士气，才是战争天平上最有份量的砝码。

汉武帝时期是东北亚历史上少有的农耕王朝成功遏制了游牧民族的时期，除了几次大规模的出击草原之外，经常有中原的小股军队长途奔袭，直入草原腹地，使匈奴人防不胜防。比如李广的孙子李陵，只率五千人，在马匹不足、后勤全无的情况下一直杀到了阿尔泰山，并和匈奴单于亲自带领的十几万匈奴军厮杀千里。虽然最终没能突围，但这支敢死队式的孤军展现出来的大汉雄风，确实让匈奴人惊恐莫名。

但西汉对匈奴的出击毕竟是倾全国数十年之积蓄而为之的一场战争，不是每个农耕王朝都有这样的实力和魄力。

汉代以后，从先秦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尚武精神，随着农耕文化的普及和发展，逐渐消退。

农耕社会的农田劳动讲究的是精细和耐心，复杂的社会分工形成后，手工业者同样靠技术熟练和工艺精致来树立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好勇斗狠、剽悍孔武不仅没有得到农耕王朝的鼓励，反而被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习武成了社会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社会评价相当低。北宋时，文官制度的强势就是一个例证，甚至还发展到了用文官来统辖军队的地步。

而草原民族在性格上的强悍是一脉相承的。策马狂奔、驱狼斗虎是他们的生活常态，部落冲突、劫掠厮杀也在所难免。他们的生产就是战斗，他们的战斗就是生产。这一方面强壮了他们的体格，另一方面也训练了他们坚忍粗野的个性。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如果你没有过硬的骑马技术和射箭本领，那就是一个朝不保夕的弱者，永远不会得到草原人的尊重。

当置身于血与火的战场上时，南北士兵的心态常常也是迥然不同的。

游牧民族的南侵掳掠，和草原上的正常作业并无太大区别，战斗所获得的各种财物也在他们之间分配，利益均沾，因而有明确的利益归属感。同时，作战伙伴都是纯粹的同族血统，在草原上已经形成了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关系，因而容易激发高昂的士气。

南方士兵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他们只是农耕社会兵役制度的服从者，没有战利品的物质刺激且不说，有时还会遭遇贪暴将领克扣军需。军队中等级制度也比游牧民族复杂，士兵的英勇并不总是能够得到相应的激励。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说的就是古代普通战士的悲壮。另一方面，南方士兵来自广袤的四方郡县，他们所战斗的前线通常远离自己的乡土，甚至语音和风俗都截然不同，如果朝廷和将官没有足够的威望，处境艰难时，他们很难保持保家卫国的切身感受。

当然，除了以上三个方面的差异，影响战争胜败的还有军事装备因素。

马是南北战争中最重要的军备，其地位不亚于现代战争中的飞机和坦克。西汉初期，战胜了项羽的刘邦大军在白登惨败于匈奴，依靠史无前例的和亲才屈辱地脱身。而一直到了六七十年后的汉武帝，中原王朝才有能力向匈奴复仇。这期间，除了中原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战争后援外，马匹数量的增长也是影响汉武帝决策的重要条件。

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西域大宛国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因此，汉朝初期连皇帝都凑不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匹的境况，得到了根本的转变。全国的养马数量达到了数十万匹，保证了骑兵的实力。

除了战马，还值得一提的是冶铁术的传播。能不能制造出铁器，不仅决定生产力的高低，还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汉代以前，铁器的制造业在草原还非常不发达，游牧民族使用的大都是青铜兵器，在和农耕社会的铁制兵刃格斗时，吃亏不少。但汉代以后，随着南北民族交流的频繁，冶铁术传入草原，并开始普及。中原王朝的兵器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