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马和茶：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冲突 -- 静雅思听

虽然草原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北骑南下几乎成为常态，但综观整个东北亚大陆的历史轨迹，战争并不总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话的唯一选项。

特别是当草原上没有形成一个的战斗集团的时候，或者是农耕王朝国力鼎盛时期，游牧民族一般通过和农耕社会的产品交换来草原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所以，在相互之间没有大规模交兵的迫切需要时，边贸是南北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交流方式。

农耕社会里的许多产品是草原人自己无法生产的。绢绸、茶叶、铁器以及一些农作物产品，都是改善草原生活所必需的。而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需求，主要是骡马等畜力，农夫们用它们代替农耕活动中的强体力劳动，以提高生产力。

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时，突厥派使者来朝贡，献上一万匹马，两万头羊，以及五百只骆驼和牛，请求隋王朝开放边贸。

在唐代，绢马贸易是唐王朝与游牧民族进行产品交换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回纥人每年要向唐王朝输出10万匹马，用马易绢，每匹马可以换40匹绢。

再往后，茶马贸易又成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一种主要的产品交换内容。

显而易见的是，农耕社会的生产结构有自给自足的特性，对草原产品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而草原民族的生活资料，则严重地依赖南方。这一点可以从北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发展规律得到验证：尽管有时草原上的游牧政权可以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们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的北境。

所以，边境贸易是草原人极其重视的经济活动，而双方依赖性的不对等，却必然造成游牧民族在交易中的被动。

更为不利的是，游牧民族的产品并不像农耕社会的粮食、布匹一样可以便利地储存，以应对不同年份的收成丰歉，调控贸易市场的行情涨落。他们的牛马数量可以在水草丰美的年份成倍暴涨，也可能在雪灾的打击下损失殆尽。当牲畜大量繁殖时，限于草场的面积和管理的成本，他们只能向农耕社会倾销。而当草原的牲畜急剧减少后，边贸的维持就会变得艰难，草原人将不得不面临内外交困的处境。

此时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一方面进行内部的资源再分配。这个分配过程是血腥的，强力部落抢夺其他部落的牲畜，以及更丰美、更广阔的草场。同时厮杀中双方都在急剧减员，也使草原的人口载荷调节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游牧民族对战斗中的俘虏残酷消灭的传统和这种争夺生存资源的背景有直接联系。生存环境允许时，胜利者通常会愿意将俘虏变成自己的奴隶，以供驱使和劳作，而当俘虏将占用战胜者有限的生活资源时，留作奴隶便得不偿失。于是，在肉体上消灭俘虏就成了最符合草原逻辑的行为。

除了内部的资源争夺，游牧民族度过难关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向外抢掠。因为此时牛羊锐减，交换价格陡然高涨，如果没有迫切的充实战马等战备需要，农耕社会往往没有足够的交换意愿。这时，游牧民族就不惜冒险用武力来获取自己急需的生活物资。零散部落的抢掠通常是局部的、短促的，他们没有能力深入边境，正面对抗农耕社会的军队。而如果此时草原上已经通过部落整合，产生了团结而强大的新势力，并且农耕王朝又恰好处于政治腐败阶段，那么，大规模的入境抢掠就成为可能。农耕社会的边患于是发生。

但必须明确的是，农耕王朝受到北方严重威胁的时期，并非总是草原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时期。

有专家研究了公元前209年至公元91年间匈奴入侵南方的纪录，结论是：凡匈奴发动战争时，草原上都没有发生天灾和饥荒现象；反而有九次因饥荒而退兵求和。

这就是说，南北双方的战与和，除了受经济交流顺利与否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南北双方实力的消长。

经济活动的因素虽然并不一定能激发南北战争，但游牧民族对南方的战争，其最终目的通常都是为了经济利益。

对于这一点，游牧民族的领袖是非常明确的。

草原上的政治生态比农耕地区更接近原始丛林，领袖者的血统并不总是具备天然的号召力，强悍和铁腕往往更容易产生凝聚力量。因为按照草原的生存逻辑，强悍者总是更容易带领部落获得财富，掠夺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

掠夺可以说是游牧社会中无论贵贱都欢迎的一种生产方式。朝贡和边贸带来的利润虽然也能惠及全体，但大多被部落头领及少数贵族所垄断，而掠夺得来的战利品，则由大家所分享。比如鲜卑人在战斗结束后，就会在战场上立即将所获得的财物平均分配，一刻也不会拖延，以免产生争议。

虽然掠夺可以说是一项利益均沾的生产行为，但部落领袖原则上还是保持着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掠夺战争很难成功。一个部落领袖能否带领大家持续地获得这些战利品，也就成了他威望高下的标杆。

对于志在统一草原部落的领袖来说，成功的掠夺战争几乎总是可以加强牧民和贵族对他的隶属关系，进而组成较为强大的部族联盟或游牧国家。

但现实的情况是，因为军事实力的消长变化，对农耕社会的掠夺战争并非总是容易的。这时，草原部落的领袖就必须利用其他的方式，从农耕社会获得经济收入，以维系他的统治体系。

如果农耕社会的王朝实力雄厚，那么游牧民族就会审时度势，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丰厚的经济利益。称臣纳贡，和农耕王朝形成隶属关系，一度成为他们最常用的利益交换方式。比如汉王朝初期与匈奴的昆弟对等关系，宋辽、宋金时期的叔侄关系，乃至朝贡制度下的君臣关系。无论游牧民族和农耕王朝维持什么形式的外交关系，本质上都是换取货物和开通边贸的经济交换关系。游牧民族并不绝对在意政治上的虚荣，如果可以换来实际的中央赏赐，他们常常愿意在表面上对农耕王朝表示臣服。

而当农耕社会的王朝力量出现疲弱时，为了避免游牧民族频繁的边境侵扰，鞭长莫及的汉人皇帝有时也会通过和亲的方式来换取一定程度的和平。

但不管游牧民族跟农耕王朝形成哪种形式的外交关系，目的都在于经济交换。因此对游牧民族而言，接受岁币或赏赐，以及开放边贸，才是朝贡与和亲的实质。

他们的朝贡之物无非是北地的土产如人参、貂皮、壮马，却可以换取大量白银、绢帛作为赏赐。这种经济计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贡回赐”成为游牧民族的生财之道。他们乐此不疲，有时为了进京朝贡的资格，游牧民族之间甚至还发生冲突。

在中原王朝看来，这种“朝贡回赐”尽管经济上极为得不偿失，但总比被游牧民族入侵抢掠好。因为那样不但同样有经济损失，而且子民还会有性命之灾。

更何况，这种“朝贡回赐”表面上还维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满足了华夏君主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