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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网文剪裁:戴季陶

戴季陶,祖籍浙江吴兴,生于1891年四川省广汉。

戴季陶,七岁入私塾,读古诗学四书五经。1902年入成都东游预备学校学日文,1905年到日本读师范,1907年转读日本大学法律系。1909年大学毕业后回国,时常好发表文章批评满清政府。据说,他的文章煽动力极强,深受读者,特别是知识阶层人士的欢迎。1911年戴季陶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做孙中山的秘书,颇受孙中山的器重。1913年逃亡日本,与当时留学日本的蒋介石成同室好友,关系密切。1916年返回中国,到广州继续追随孙中山。

1920年至1921年,戴季陶曾到上海兼营做证劵交易所。此后,关闭了交易所,接着追随孙中山,为三民主义工作。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此后,任中华民国考试院长达二十年(1928年10月─1948年6月)。他还是中华民国国旗歌的歌词作者。

戴季陶酷爱读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理论功底。他早年的理论活动大多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关,还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正如他自述的那样,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工夫研究。可能正是因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曾经很先进很进步。1919年,在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还曾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并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大家,近代社会运动先觉者。

五四运动后,戴季陶曾积极推广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六个发起人之一,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并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1921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有人说戴季陶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也有人说因为孙中山反对,他没有加入共产党,并且从此退出一切和共产主义有关的社会活动,一心一意研究三民主义,最终成为民国政权的主要理论家,国民党右派领军人物,死硬的反共分子。

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时,他就对孙中山联俄、联工、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1925年,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后,提出要建立纯正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并依此思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同年,他还一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试图解释三民主义的中心思想。据说,这个中心思想既反对新三民主义,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学说。戴季陶认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而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因此,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的仁义道德思想。他还提出,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为此,他反对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而不是阶级对立。他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此,瞿秋白曾于当年发表文章,《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对戴季陶进行了批评。瞿秋白认为,戴季陶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以国家或民族文化为所谓的最高原则。

据说,戴季陶还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的出现源于一个国家因人口增加而采取的国家领土和对外权力的扩张。他还认为,民族竞争的基本是人口问题,而中国当时的反帝运动就是一种民族竞争。这种竞争的目的在于,要使全世界各民族大混合。他主张,用三民主义迎接全世界各民族大混合的大时代,实现三民主义,可以使中国民族在这个混合过程中,得到更多的份量和更永久的时间。

1927 年,蒋介石因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为蒋介石最看重的宠臣,最信赖的国策顾问,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理论家,文化教育方面的决策者。从此,戴季陶更加卖力地推行戴季陶主义,从法理上为国民党的统治提供依据。

据说,戴季陶参与和策划了“四一二”政变,为蒋介石制定《离俄清党谋略纲要》,并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表现得很铁石心肠,很面目狰狞,彻底堕落为共产主义的反对派。

据传说,当抗日战争结束时,戴季陶曾建议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去东北,但没有被蒋介石采纳。他还曾向蒋介石进言:“今兹倭寇降而共匪炽,正与捻匪当年局势无殊,故战后艰难将十倍于战时,不可掉以轻心”。有猜测,那时的蒋介石已经自我膨胀,似乎用不着戴季陶了。还有传言讲,当亲朋好友到戴季陶的住处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地说道:“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

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还专门提出,要会见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和陈立夫等人。据说,戴季陶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还是欢迎的,特别是对毛泽东登门拜访他十分高兴。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为约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 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全面内战爆发后,随着时间推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戴季陶忧心如焚,于1949年2月12日,面对绝望的中国政治时局,在广州东山东园寓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死后葬于四川成都西枣巷。

戴季陶应该属于那种,了解马克思主义比较早,放弃马克思主义又比较坚决,最终还最害怕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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