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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中华府藏图书的劫难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单以典章制度而论,其它三个国家实在不能和中国相比。五千年来,中国留存的古书众多,经常被人称为浩如烟海,可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百劫后而余其一而已,实在是刀枪水火之下的一点残余。

自从有了文字以来,中国就有了图书。上古的时候,有《三坟》(记载三皇的事迹,“坟”可能指的是类似苏美尔人的泥版图书,三皇时代)、《五典》(记载五帝的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书,五帝时代)、《八索》(易经八卦的源头,“索”就是结绳纪事符号体系,伏羲时代)和《九丘》(《尚书序》:“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国土资源白皮书。帝禹时代)。大约公元前530年,《左转.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的一段话“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可见当时的人还能够读到这些典籍和著作。到了现在,这些书籍都不存在了。

《易》经号称中华文明的精髓,但实际有三部《易》经,《连山》是夏朝时的《易》,《归藏》是殷商时的《易》,《周易》是周朝时的《易》。但是到了汉代,《连山》和《归藏》都失传了;后世还有《连山》出现,但都为考证家证明是伪书。

上古时,图书不易保存,价格又贵;但好在“公家”设有“图书馆”和“公学”教育“国人”(老子李聃就是周景王任命的守藏室之史(图书馆馆长)),还保存了不少图书。秦始皇帝统一六国,诸国的图书都入了秦国。公元前213年秦丞相李斯进言后,始皇帝皇帝下令禁止民间私藏六国史书、《诗》和诸子百家,以吏者为师(只能到官学学习);但是这些书都藏在秦的图书馆和阿房宫。秦末,项羽的一把火烧了三个月烧掉了阿房宫,烧掉了楚人的怨恨,也几乎烧掉了华夏的半个文明。

这一事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最大的劫难,实际上烧掉了三皇五帝以来的无数的牌位。古代的长江、黄河流域除了炎黄子孙(诸夏)之外,还有姜、戎、夷、狄、蛮等小国(大禹时号称持玉帛者有万国)。古华夏文明很重视有典有册。古籍记载,汤将要代夏而有“天命”时,“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墟的甲骨文里记载了商朝设立了“贞人”一职,是负责主持占卜的史官,甲骨也归他们保存。周代商之后,也从商人那里接受了不少史书和档案(《周书·多士》有谓:“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武王之弟周公姬旦被封于曲阜,为鲁国,就封的时候,据史书记载不但得到了一套天子的礼乐,还分到了“祝宗卜师,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春秋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史官记录历史、保存典籍,也有“公学”储存图书,教育国人。到了战国七雄时期,天下“持玉帛者有万国”都被七雄吞灭,这些三皇五帝和姜、戎、夷、狄、蛮等子孙世代积累的图书、文物都入了七雄的府库。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帝统一六国,这些图书、档案都被运到咸阳,储存在阿房宫里。项羽的一把火那里是烧得阿房宫啊!分明烧掉了除秦之外,三皇五帝、姜、戎、夷、狄、蛮的苗裔、支系的史书和档案,也几乎烧掉了华夏的半个历史。罪莫大焉!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汉刘邦入咸阳,众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不过稍补遗憾而已;一统天下后,惠帝刘盈当政,以这些图书为基础,昭告天下开始重新收集图书。到了汉武帝时就设置了专门机构,在广内殿里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曾参考这些图书写成一百三十篇的《史记》。汉成帝时,广内殿里的这些藏书又流失了很多,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整理;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一书。

汉末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又一次遭到大火的焚烧,统统化作了灰烬。东汉开国以后,光武帝、明帝、章帝诸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开始充盈了,不得不将新书放在东观和仁寿阁。后来,傅毅、班固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献帝西迁长安时,西凉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了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也还有七十余车。董卓被杀以后长安大乱,这些剩下的书籍还是被一扫而光了。

曹魏建立后,三曹父子喜爱读书、重视文化,又开始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秘书中外三阁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洛阳化为一片废墟,这些图书又一次荡然无存。 此后,五胡乱华,天下大乱,图书散失、焚毁无数。到了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改制后重视文化,“求天下遗书”,并曾向南齐借书,藏书才稍稍增加。尔朱荣河阴之乱后,朝廷失去了权威,朝廷的藏书也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立国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也陆续收集图书,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十余一二)。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随士大夫们流散到江南,朝廷的藏书才稍稍振作。东晋末刘裕北伐攻占长安,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经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好景不长,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整理这些残余的图书,不计佛经,就只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

梁武帝继位后重视文化,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公私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加上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图书付之一炬,片纸不存。这次焚书使梁朝一度兴旺的官府藏书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也是中国图书史上的第二大的灾难。和上述这些官府藏书相比,这数量和规模简直要了读书人的命呀!古今图书的精华善本为之一空。此后的陈朝官府藏书毫无基础,虽然也曾搜集典籍,但无甚成效。

隋文帝代周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图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陈的藏书,这时隋朝秘阁的藏书才达到了三万余卷。

隋炀帝时感叹图书留存的不易,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到了隋末东都观文殿和长安嘉则殿里的图书已经到了三十七万卷。洛阳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的图书装船运往长安;过三门峡时不幸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不过有一二成罢了,连目录也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只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唐朝初年,太宗曾下令广购天下图书,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里选拔书法好的抄写后收藏。玄宗开元年间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献所有异书由国家缮写。贞观、开元年间国家富强,朝廷开始重新整理、收集图书,在长安和洛阳重新建立了四库储存图书,共计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安禄山之乱,两都沦陷。到了收复两都之后,这些图书又“尺简不存”。唐代宗、文宗的时候开始重新收集,分别藏到长安的十二库里。僖宗黄巢之乱,十二库又化作了灰烬。昭宗继位,再次开始收集图书;等到昭宗被朱温逼迁到洛阳,唐朝的旧书已经荡然无存了。

五代五十多年,换了十四个皇帝,皇家藏书也和南北朝一样旋聚旋失。到了宋朝建立,宋太宗在唐朝三馆(史馆、弘文馆和崇文馆)的基础上建立了崇文院,以此作为官方图书馆,内藏书籍八万卷以上。公元1041年,欧阳修和王尧臣等人在崇文院藏书的基础上编撰的《崇文总目》,收书30669卷,有提要。该目录共66卷,到元初就已经没有了完整的版本,明清时候只有简目流传。除了崇文院以外,宋朝还设立了秘阁,类似今天的特藏书库,收藏较为贵重的书籍。宋代还有一批皇室藏书,主要收藏在天章阁和龙图阁。

靖康之乱后,金十分重视图书典籍的收集,攻克北宋汴京后,特将馆阁之藏书、国子监书版押运北方。并没秘书监管理朝廷藏书。后来与南宋议和时,金还公开提出索取三馆和秘阁的图书,由此,宋代的官府和皇室藏书逐渐被金得到。金章宗时诏求宋《崇文总目》内所缺书籍,不愿送官者,官为誊写毕,归还原主,并给半价。后来金受到蒙古的攻击,中都(今北京)不守,迁都南京(今开封)时,秘书省、蓬莱院、贲文馆书籍,计用三万车,足见金府库藏书之丰。

南宋和金灭亡之后,这些藏书剩余的部分又被元所继承。公元1234年破金之后,元耶律楚材先在平阳(山西临汾)建经籍所,将金的图书储存于此;元世祖至元三年 (公元1266年)经籍所迁到大都(北京);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朝设秘书监管理历代图籍,后陆续将南宋国史院、图子监、大常寺等处的图书北运大都秘书监,同时遣史四方,旁求经籍。延佑六年(公元1319年)建崇文阁等藏书处,十年后建立起奎章阁,前者即现在北京国子监彝伦堂。后者位于兴圣殿西廊。后来,元代的托克托利用这些剩余的图书编撰了《宋史.艺文志》,著录到的宋代藏书只剩下9818部,119972卷。

明太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徐达北伐,在大都得元“图书宝物”。明代迁都北京后,先于永乐年间建文渊阁,后于嘉靖年间建皇史宬。文渊阁集宋金元明四代藏书之大成,宣德年间(1426— 1435)贮书达100万卷,其中十分之七为抄本,十分之三为刻本。由于明代取消了秘书监,统归翰林院执掌典籍,削弱管理力量,致使藏书混乱,大量典籍被盗。明代除内阁藏书外,国子监、翰林院也有部分藏书。

公元1402年,永乐帝下诏编书,到1408年编成《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中辑有上古至明初的图书约八千种,该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忠于原著,对录入的书籍没有任何删改,皆按原书一字不漏地分类编入,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

大典编成后,只缮写了一部,放在故宫的文楼(既文昭阁)里。后来,宫中失火,差点把大典烧掉,当时的嘉靖皇帝下决心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一百多位抄录人员,严格按照永乐本的格式抄摹,求精不求快,每人每天抄三页,每册录毕,书写者、校对者都要署名,以示职责,一直抄了六年才完成。此后,正本移放文渊阁,后下落不明,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毁于十七世纪中叶明清之际的战火。副本抄好后存放在全部为砖石结构的皇史宬。然而即使如此,这套副本,也没有逃过灭顶之灾的劫难。在十八世纪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由于官吏们的偷盗已缺失了2400多卷。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战乱不断,大典几乎损毁、遗失殆尽,剩下的仅有64册。《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大约只有400册。

满清入关,清承明制。到了中期,国力强盛,乾隆时,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四库全书》。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南三阁)。

四库七阁之书,到了今天存毁各半。文渊阁书在辛亥革命后曾归内务府管辖,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书由其图书馆保管,1933年随故宫古物南迁,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溯阁书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伪满国立图书馆接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归属辽宁省图书馆,1966年时移交甘肃省图书馆。文源阁书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掠圆明园时,随圆明园化为灰烬。文津阁书于1914年运至北京,1915年正式移交京师图书馆,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江南三阁中,镇江文宗阁于道光二十年(1842)鸦片战争之役遭英军破坏,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镇江,阁书同毁。扬州文汇阁于咸丰四年 (1854)太平军攻入扬州时,阁书同毁。杭州文澜阁藏书在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二次攻入杭州时损失大半,后经丁申、丁丙兄弟搜集散失并发起抄补缺失部分,得复旧观,今藏浙江图书馆。

民国时期,常年内乱;执政者也无心收集图书文物。而图书也在战乱中屡经浩劫。

商务印书馆附属东方图书馆,曾收集各类善本图书;经几十年努力,到了1932年,东方图书馆已共计有藏书51.8万余册,图表照片5 000多册。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书129种,2514册;元版书179种,3124册;明版书1419种,15833册;清代精版书138种,3037册;抄本1460种,7712册;名人批校本288种,2126册;稿本71种,354册;这还不包括1931年刚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当时的东方图书馆已经发展成当时中国藏书量首屈一指的公共图书馆(号称东亚第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上午,日军飞机有意轰炸商务印书馆及其附属东方图书馆;日军飞机轰炸之后,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讲的很明白:“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大屠杀之余,侵华日军曾从南京掠走88万多册图书,被劫运的图书包括种类齐全的中国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公报、当时最新的对中国经济产业的调查和事业计划,还有3000多册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宋版等珍贵书籍400多种。比当年日本最大的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的藏书还多5万册。

中国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但能保存下来(水火刀兵之下),实在不易,诸君子还请稍稍怜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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