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1949年以前) -- numzero

夏春涛

　　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已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曾从宣扬“皇清武功”的角度，陆续刊行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等公私著述，片断、歪曲地记述了这段历史。除此之外，民间谈论太平天国始终是一件禁事。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才被打破。

　　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的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称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注解：柳亚子：《石达开遗诗书后》，《广东文物》卷10。]。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才正式揭开了序幕，相继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侧重于理论分析。上述著作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赝鼎。据编撰者罗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所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注解：太平天国称自己刊行的书籍为“诏书”，亦称“天书”、“真书”或“圣书”。今之学者统称为“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海外的一些图书馆仍收藏有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则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遂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刘复(字半农)教授将六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贡献最大的是萧一山教授。1932年，萧氏赴欧洲考察文化，盘桓伦敦7个月，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予以摄录，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共收21种印书(内有3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蒋复璁在国内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其收获是空前的。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然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此外，萧氏在伦敦还获见《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因误以为它们只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了其封面和样叶，令人扼腕。王重民也有重大贡献。1935年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所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抗战爆发而暂时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残存文书也陆续公之于世。1932年，清人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山精舍)石印出版。该书除照录或摘录了12种印书外，还辑录了作为清方战利品的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太平天国早期文书若干件。次年，故宫博物院从清廷军机处存档中选辑太平天国后期文书12件，取名《太平天国文书》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发现。前引刘复一书便收有忠王致护王、潮王书。其后，萧一山将在伦敦寻访到的文书编成《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于1935年、1937年相继影印出版，共收30件文书(另有6件系天地会文件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业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于战火。向达、王重民在海外搜辑太平天国文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参见下文)。此外，《文献丛编》、《逸经》、《广东文物》、《说文月刊》等刊物也陆续公布了一些零星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

　　在西文资料译介方面，简又文重视较早，贡献最大。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著《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其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简氏《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天京游记》等多种译著。他还选译《北华捷报》中的报道多篇，先后刊发于自己主办的《逸经》、《大风》(香港)半月刊。此外，简氏还另辟蹊径，从20年代起，先后多次赴两广采访洪氏遗裔或进行实地考察，所采集到的口碑等资料和相关考释文字除少量收入《太平天国杂记》外，其余则编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

　　罗尔纲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其整理史料的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35)、《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北京瑶斋丛刻本，1938，共3辑)等书。

　　上述资料的陆续刊布改变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状况，促使研究工作在三四十年代逐渐走向深入。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针对视之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前述李一尘、张霄鸣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杨秀清便是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进而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一场运动，“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注解：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77―79、81―105页；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32―40、125―152页；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原序”，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年。]。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简又文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出于偏见，简又文还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 论，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注解：以上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原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凡例”，商务印书馆，1946年；萧一山《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5年，190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1―18页。]。与李一尘等人主要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罗、郭、萧、简等人十分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别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引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否定了李一尘等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注解：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年，1、21―27、76―91页。]。总之，由于进步学者们仅是零星、片断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其论断难免瑕瑜互见，加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排斥、禁锢的地位，因此，学术界此时还不能够对太平天国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具体研究在同期也有长足进展。当时，致力于考证工作的学者除前述罗尔纲、郭廷以、萧一山、简又文外，还有谢兴尧、董作宾、毛以亨等人。他们均大力搜罗史料探颐索隐，澄清了以往的许多讹传和误解。例如，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生擒“逆首”洪大全，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死。此事被写入各种著述，虽然一直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经过考证，断定洪大全供词系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注解：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4期(1934年8月)；罗尔纲：《洪大全考》，《社会科学》1卷3期(1936年4月)。罗先生后来又考证出所谓的“天德王洪大全”实为湖南天地会某山堂首领焦亮，详参《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50―152页。]。又如，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于1912年排出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认为天历的干支、礼拜与后者相同。后来的研究者多本此说。郭廷以通过勘核对比，列举出27条史料作为证据，断言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提前一日，并排出了正确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注解：详参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郭氏从600余种中西文著述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按时间顺序逐日编排1796―1868年间的相关史事，书末所附各种图表和引用书目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集史料和研究价值于一身，被时人赞誉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罗家伦语)，并且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方面。其中，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人筚路蓝缕，是该专题研究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