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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古太白“征服喀什”与“遣使中国”考辨 -- 江城孤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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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古太白“征服喀什”与“遣使中国”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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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世纪初,随着倭马亚王朝统治的巩固,阿拉伯人的第二次军事扩张浪潮也随之开始。其中,作为呼罗珊长官的古太白·本·穆斯林,在公元705——715年间征服了几乎全部河外地区,居功厥伟。然而关于其东征的边界问题,历史学家素有争议。据9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所著的《先知与帝王史》(以后简称《塔巴里历史》)记载,伊历96年,古太白曾经攻占过中国的喀什噶尔,并遣使入中国,获得“中国国王”的“人头税”,践踏其在金盘中的“土”,且在王室子弟“身上盖了戳”。对此记载,中国史学家多斥之为“无稽之谈” (1),然而此说在阿拉伯世界却相当有影响力,在中国新疆部分穆斯林中也有类似说法。

在西方诸史书中,早期如威廉·穆尔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衰落和灭亡》是相信这个说法的(2),而对此记载进行了驳斥的是吉布(H.A.R.Gibb)在《东方学研究报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的文章,勒内·格鲁赛也认为古太白到过喀什“这种说法很可疑” (3),然而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在其研究中又提出了不同见解(4)。总体而言,尚未取得确定共识。美籍历史学家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一方面认为古太白“没有踏上中国的领土”,又认为“这种传说显然是奈斯尔·伊本·赛雅尔及其继任者后来征服此地的一个预告”。(5)

以我个人管见,阿拉伯史书在此史实上的记述是不可靠的,不能作为在伊历96年古太白曾征服喀什的证据,而其“遣使中国”在细节方面也有问题。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史书本身的可信度问题。阿拉伯诸史书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多基于《塔巴里历史》,如公元13世纪的伊本·艾西尔的《全史》,只对塔巴里的记述作了些缩写与改动,而《塔巴里历史》要早于《全史》4个世纪,故在此以《塔巴里历史》的记载为研讨阿拉伯史籍的基准。关于《塔巴里历史》中对此事的详细描述,可见本文附录中的译文。

与阿拉伯史籍的记载相反,中国唐宋史书中完全没有喀什噶尔(唐代称疏勒)曾被大食攻陷的纪录,直到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报达补传》中才略有涉及。“洪钧曾使俄,他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参考拉施特的《史集》及多桑的《蒙古史》等书;而多桑的书曾参考伊本·艾西尔的《全史》,由此推之《元史译文证补》必然参考伊本·艾西尔的《全史》而引用这一段记载。” (6)

《塔巴里历史》是孤证,且据伊历96年已有近两百年之久,而在唐朝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的《通典》中,依然找不到大食攻陷疏勒的任何依据。两相对照,中国史书年代较近,且是记载本国历史,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若沦陷于大食,不会不记。如此前吐蕃在咸亨元年(670)与垂拱二年(686)两次攻陷安西四镇,都已被中国史籍记入,“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 (7)安史之乱后,连河西一带尽数为吐蕃攻陷,也如实记载,“天宝盗起,中国用兵,而河西、陇右不守,陷于吐蕃” (8)。且当时中国对阿拉伯入侵边境的企图已有所认识,在开元五年(717),“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阿史那献击之。” (9)此事有无,且容后讨论,但也可以证明:阿拉伯军队莫说攻陷,哪怕只是进攻疏勒,中国史籍不会无视。

且对照唐宋史书与阿拉伯史书对彼此国家的记载,也可以看出,中国史书的可信度高于阿拉伯史书。如唐宋史书中对大食的描述,部分出自于《通典》及其内引的杜环《经行记》,部分出自《旧唐书》,其中对阿拉伯的风俗人情,古莱氏的谱系,伊斯兰初期的扩张,倭马亚王朝14代哈里发,乃至艾布·穆斯林的起兵与阿拔斯王朝的成立,都有记载,且人名、地名许多可以对应。(10)而反观阿拉伯史书,《塔巴里历史》对中国的记载几乎忽略,10世纪的《黄金草原》中对中国的描述也大半是荒诞与传说性质,史料价值欠缺。

其次,《塔巴里历史》自身对所谓古太白“征服喀什”的叙述过于简略,而对“遣使中国”的描绘又过于详尽,这是其中的疑点。如其书中所述,伊历94年,古太白攻陷了费尔干纳(中国称拔汗那)与赭时(中国称石国),在伊历95年返回木鹿接受自伊拉克来的援军并获知哈查吉的死讯。(11)在伊历96年,其军队带领家属自木鹿,经临撒马尔罕,再度向费尔干纳进军,至此可与中国史籍的记载相对应。(12)然而在此后的文字里,只描述了古太白“将最先到达通往喀什之路的人,派往伊萨姆山道……他在费尔干纳得知韦立德的死讯”,又说“派克比尔·本·福兰前往喀什,后者所俘甚多……然后古太白返回并得知韦立德的死讯”。(13)这两段文字都不足以证明此章的题目“征服喀什噶尔并进攻中国”,古太白自何处返回费尔干纳,其派遣的分队是否确实翻越了葱岭,都无从得知。

况且,依照今人推算,伊历96年元旦应为公元714年9月19日或20日,而在当年回历6月中旬星期六哈里发瓦立德死(14),按照公历此日应为715年4月某日。在706年古太白进军比坎大城时,后路被断绝,通信往来断绝两月之久。(15)而此时虽然古太白已经平定河外地区,无后路被断之忧,仍依照需两月来计算通信,不至于夸大。更何况在伊历96年,古太白返回费尔干纳后,在反叛新任哈里发苏莱曼前仍与其有通信往来(16),也证明通信绝不会耗时过久。因为古太白在伊历96年年内死亡,按此推算,其死亡时间必在715年9月3日或4日(伊历97年元旦)之前。那么按照《塔巴里历史》,从公元714年9月,最迟至715年6月,古太白及其部队应该是从木鹿出发乃至准备返回费尔干纳的行程中,如果要派遣部队攻陷喀什并返回,也只能在此期间。

但从费尔干纳到喀什之间,路途遥远,且需翻越葱岭。杜环《经行记》云:“拔汗那国在怛逻斯南千里,东隔山,去疏勒二千余里”(17),而翻越葱岭又绝非易事,“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水雪,寒风劲烈。” (18)“又当葱岭之中,风雪飘飞,春夏不止。以其寒冽,卉木稀少,稼穑不滋。境域萧条无复人迹。从此北行五百余里至佉沙国(旧曰疏勒,乃称其城号也)”。(19)汉代李广利伐大宛(即费尔干纳)时,准备虽充足,但越过葱岭后6万兵力仍然损失一半,而再次翻越葱岭,回玉门关时,兵力只剩下1万,马只剩1千余匹。(20)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时间上的消耗,天宝六年(747年),唐派高仙芝征讨小勃律时,从疏勒到特勒满川(今瓦罕河)即需60天之久。(21)而从费尔干纳到喀什,虽然路线不同,较为容易,但按今日地图,仍需经临一系列3000——5000米的山脉,兼之以阿拉伯人不识路径,此前在中亚的征服也没有翻越高山的经验,耗时必久,以近2个月推算,也有可信度。

从木鹿至费尔干纳,已经有近2000公里旅程,更何况古太白军中携有家属,且部分士卒家属未被安置(22),行军速度必然受影响。如此计算看来,如果古太白的部队在伊历96年曾攻陷喀什并返回,则必然要在冬季翻越葱岭。然而在冬季,帕米尔高原10月至3月即大雪封山,4月至6月又常降雨,今人尚且不易通过,阿拉伯人将遇到何等艰难?即使能翻越,又如何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又将受到怎样的兵力、畜力与装备损失?

古太白当时身为呼罗珊总督,其兵力共有5万1千人(23),但仍需压制费尔干纳,并防备突厥、吐蕃势力,其本人当时已经对苏莱曼怀有防备之心(24),在此情况下,很难设想他会将大量兵力消耗到分队上以征服喀什。即使设想古太白派遣的分队能翻越葱岭,但其面临的是唐朝此时在安西四镇的完善防御体系,此时安西都护府已经升为大都护府,拥有戍兵2万4千人(一说3万人)(25),且疏勒作为唐朝的附庸国之一,自身也有一定兵力(26)。阿拉伯军队很难在长途疲敝,后勤不畅的情况下攻陷喀什,何况唐朝此时对西域的反应也相当迅速。可见《资治通鉴》开元三年(715年)条记载:“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馀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馀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勒石纪功而还。”(27)连拔汗那遭到阿拉伯军进攻,都会受到唐军援救,孰论疏勒。

而《资治通鉴》上述记载也正说明了疏勒未陷于阿拉伯军队之手,因为本年度唐军主动出击中亚,则必然要保证其包括疏勒在内的后方不受威胁方可出兵。

其三,古太白自身的后方尚未稳定,唐朝在此地依然拥有强大威望。早在永徽年间,康国即向唐朝“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征赋税。” (28)日后还有石国、俱蜜、安国等屡次向唐朝遣使,要求唐出兵协助抵御大食(29)。这些与古太白和其他阿拉伯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与税收制度都是分不开的。而在古太白后方甚至还有反抗势力,“又有陀拔斯单者,或曰陀拔萨惮。其国三面阻山,北濒小海。居婆里城,世为波斯东大将。波斯灭,不肯臣大食。” (30)此处的“陀拔斯单”应即为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即今马赞达兰地区),此处正如威廉·穆尔在其著作中所写,到哈里发苏莱曼时期,依然在坚持抵抗阿拉伯军队并给予其重创。(31)而且在北方有突厥、突骑施部落,对古太白往喀什的分队侧翼会形成威胁。707年与712年,东突厥就曾经两次进攻粟特地区的阿拉伯人(32)。而在葱岭南部地区则有吐蕃势力,虽然与阿拉伯人关系此时可能仍然良好,然而三年后双方利益已经对立(33),也不能作为可靠的盟友。

因此,我认为古太白无论是自身还是其分队都没有攻陷过喀什,他最多也只是派人寻找通往喀什的道路而已,有征服此地的企图不代表有征服此地的能力。

至于古太白“遣使中国” ,《塔巴里历史》中描述其获得“中国国王”的“人头税”,践踏其在金盘中的“土”,且在王室子弟“身上盖了戳”等等记载,确实荒诞。《唐书·列传第五十七》中对唐玄宗的诸子经历都有描述,不可能有人被送往中亚去“盖戳”。至于其他王室子弟,也不可能遭受如此待遇。连对唐朝中心地带威胁极大的突厥与吐蕃,唐的政策也只是遣宗室女子和亲而已,且其出身皆有记载(34)。即使对已经属于唐管辖下的安西四镇,唐朝当时舆论也甚至多有“请捐四镇”“弃之”(35)的见解,更何况古太白只是“深入到临近中国的地区”(36),唐玄宗不可能因此无足轻重之地,而使用如此污辱皇室尊严的手段让其退兵。而且《塔巴里历史》中的描写演义性质过浓,破绽亦多,如在阿拉伯使者退下后,“中国国王”与臣下的交谈,阿拉伯使者又如何知晓?而其骑马带武器去朝见“中国国王”及与其交谈的一系列情节,因为唐朝皇帝接见使者有其固定的礼仪(见《通典·禮九十一·開元禮纂類二十六·賓禮》),所以这无异于异想天开。

然而,《塔巴里历史》中的这些描述虽不可信,但古太白遣使中国本身却未必为伪。首先,在唐玄宗开元初期,阿拉伯遣使至中国有两次记载,即“开元初。遣使来朝。进良马宝钿带。其使谒见。平立不拜。云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不拜。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依汉法致拜。其时康国石国皆臣属。”(37)以及《资治通鉴》开元三年(715年)记载的“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38)这两条记载。其中后者应为张孝嵩攻克费尔干纳后阿拉伯方面的反应,据推测,张孝嵩攻克费尔干纳时,古太白应已被部下所杀,阿拉伯人可能正在从费尔干纳撤退(39)。因此,前者有可能即是古太白派遣的使臣,而从其“平立不拜”的态度来看,虽出于宗教信仰,也符合其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但仅凭“开元初”不能确定年份,应是自713年(开元元年)至715年(开元三年)期间,待考。

最后阐述两点,第一,前述记载“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问题,此事在《塔巴里历史》里反而找不到记载,很难认为阿拉伯正规军参与了此役,至多是从波斯等地来的雇佣军。其次即是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所写“这种传说显然是奈斯尔·伊本·赛雅尔及其继任者后来征服此地的一个预告”,不知其继任者所指为谁,但是奈斯尔·伊本·赛雅尔(40)也没有征服过喀什,据考证,直至788年悟空归国经行此地,疏勒仍在唐朝统治下,日后被吐蕃攻陷。(4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阿拉伯帝国的东部边界,最远也只是到葱岭西侧而已,从没有越过葱岭以东。除了受到葱岭天险的阻挡外,在安史之乱前,其势力为唐朝抵御,安史之乱以后,又受到吐蕃的抗击,“贞元中,与吐蕃为勍敌。蕃军太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42)还要面对从草原上前来的突厥与回鹘部落,在中亚的势力反而逐渐退缩,日后喀什等地的伊斯兰化,完成者也不是阿拉伯人,而正是这些草原上游牧的新穆斯林。

本文的注释与引用文献

附录:《塔巴里历史》册6 伊历96年相关章节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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