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学评论】欲哭无声--《芙蓉镇》的述说 -- 无名氏

看了湘南背影所继写的《芙蓉镇后事》，又激起重读《芙蓉镇》原作的热情。一部八十年代小说，它所述说的“文革”已被扫入历史的角落，老一辈不愿再提：想着伤心；年青人不愿再看，他们不理解那个时代的疯狂。于是，古华与他的成名之作《芙蓉镇》渐渐淡出人们的视角，包括家乡郴州人都已忘记了古华。背影是个古华迷，支持他写《芙蓉镇后事》的除了对古华小说的热情之外，还有一个《芙蓉镇》没有说完的事。

在文革中得意的“运动根子”王秋赦，在改革中失意变疯，象幽灵一般的时不时的狂叫：“千万不要忘记啊！”“文化大革命五六年又要重来一次！”“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看似疯话，实际上是寓意。刚从文化大革命走出来的古华实际上还是心有余悸，看不准文革会不会再来，文革整苦了，斗怕了。王秋赦是疯了，可那句疯话却留下永恒的思考：“文革还会不会再来？”“会不会变一种方式又重新开始？”背影带着这个问题写《芙蓉镇》的后事，我带着这个问题重读《芙蓉镇》原作。

我并没有经历过文革，甚至连一点文革的影子也没有感觉到。小时候，隐隐约约听大人们在发牢骚：“怎么得了，连屋后种点小菜都不许，还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么？”这样的话听得很多，然而饭碗里反正还有好菜，放下筷子就玩去吧！文革与童年无关。

一、欲哭无声：“秦癫子”

读罢《芙蓉镇》这种感受那真是噎着口气，欲哭无泪。那挨扁的黑五类秦书田，就因为编了一部民间歌剧《喜歌堂》，受了十几年的厄运。秦书田在古华的笔下是最有特色的人物，芙蓉镇人人称他是“秦癫子”，行为怪异，今天则说很“搞笑”的“乐天派”。秦癫子似乎总是很开心，在整个作品在结尾文革结束“秦癫子”牢改释放与胡玉音重聚他们抱头痛哭之外，没有见到他哭。每当有人叫：“秦右派”、“秦癫子”他都会很响亮的回答，甚至还自编“黑五类份子之歌”：五类份子不死心，反党反国反人民，人民公社紧握枪，谁敢捣乱就把谁崩......要教“五类份子”唱，不过五类份子比他顽固，就是不肯唱。

秦癫子是小说中写的最活的一个人物，他经常自己糟蹋自己，但这种糟蹋又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比如：不等批斗就自己先跪下来，别人打了他左脸忙伸出右脸再让人打。还有：主动承担任务在每个黑五类的门口塑一尊“黑狗像”让人吐唾沫，而给自己的那一尊塑的最大、造形最生动。一类的幽默，这样的黑色幽默让人真恨不起来，所以人称“秦癫子”。“秦癫子”的“癫”不过是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不象小说结局中“运动根子”王秋赦的“癫”，那是发狂的真癫。在描写秦癫子的癫劲时，其中有一个情节：红卫兵叫秦癫子跳“黑鬼舞”时，秦癫子半蹲在地上，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边敲边跳，嘴里还唱：“牛鬼蛇神添点饭！牛鬼蛇神添点饭”。红卫兵乐得哈哈大笑，而一同劳动的“黑五类”们被他这样作贱的姿态吓呆了，生怕会让他们也跳这样的“黑鬼舞”。在笑声中，只有食堂的大师傅没有笑，他默默的为秦癫子添了一勺子饭，这时他偷偷的看到“秦癫子”眼晴里还噙着泪花。这种侧面很深刻的把握了“秦癫子”的内心世界，他不是个没有人格的人。直到最后，秦癫子牢改回来与胡玉音见面这才痛哭流涕。文革中连哭都不敢，通过这些细节更深刻反映了秦癫子的世界不是人过的。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而文革恰恰是“辱而不杀”，要让知识份子从灵魂深处彻底放弃人格。每一次运动，秦癫子首当其冲被羞辱一次，最后他只有把羞辱当荣耀玩“黑色幽默”，成了个油条子、老运动员。

秦癫子这个角色写的很感人。在古华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稿时，有一个中年汉子闯进来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秦癫子，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而受牵连，在文革中没完没了的批斗，坐过班房，还扫过大街”，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文革结束了，小说可以看到了，也可以大声哭了。可在当年，谁敢哭？只好默默掉眼泪，欲哭无声。小说中一个没有哭出声的秦癫子，牵连现实中几百万个想哭的秦癫子。

二、乡间淳朴的女人：芙蓉姐子

《芙蓉镇》这部小说的结构是很的特色的，它的主人公是芙蓉姐子胡玉音。小说开始描绘了一个秀美的芙蓉镇，小镇民风淳朴，有很美的芙蓉花、镇上一家煮狗肉一条街都闻着香、孩子们端着碗走街串巷。接着，写芙蓉姐子胡玉音小镇最的特色的豆腐摊子，芙蓉姐子人长的很美，又传承的小镇淳朴的民俗，待客热情，因此生意兴隆。由芙蓉姐子引出几个老顾客来：黎满庚、谷燕山、秦书田、王秋赦，一个国营饮食店的竞争对手：李国香。然后再写这几个人的恩恩怨怨，整篇小说就围着芙蓉姐子与她的豆腐摊子转，十多万字中心很明确。

芙蓉姐子是性格柔顺、待人和气、爱情忠贞、美丽善良的传统乡村女性，她这些天性来源于淳朴的乡俗。在这样的乡俗下，黑五类秦癫子下放到芙蓉镇并没有吃到受苦头，反而受到了尊重。比如：乡里人喜欢开玩笑的叫他“秦癫子”，上学的小学生叫他“癫子伯伯”，农夫们田间地头爱听他讲故事、红白喜事让他帮忙写写对联，唱《喜歌堂》。黎满庚让他当黑五类的头，刷标语、传人换人，还宣布他为“坏份子”，在秦癫子看来“坏份子”比“右派”的帽子又要好一些。

从芙蓉姐子折射出是乡村善俗，有这样乡俗掀不起什么大风浪的，芙蓉姐子、右派秦癫子、党支书黎满庚、北方大兵谷燕山、往来客商相安无事聚在豆腐摊说说笑笑，就是好吃懒做的王秋赦也不过是油嘴吃点白食。胡玉音是个安份的乡村女子，甚至有点“迷信”。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受了算命先生的左右，找了个屠夫黎桂桂，信了算命先生的话认为自己命中克夫，非要找一个属龙的以杀生为业的才合适。在芙蓉镇上，她没有得罪过谁，安安心心卖自己的米豆腐。出事之后，她怨恨秦书田带着他的戏班子，在新婚那天唱反封建迷信的《喜歌堂》，冲了彩。一切都是这个秦癫子，然而最后神使鬼差两个陌路人因为都沦落成被人欺的“黑五类”，同扫一条街，同病相连，结成了夫妻。这样的婚姻都不被人承认，王秋赦让大队送了个白纸对联：“两个鬼男女，一对黑夫妻”。胡玉音气的直哭，倒是秦癫子坦荡，大大方方将之贴在门口，说这是肯定他们的夫妻关系。好景不长，黑夫妻也做不成。秦癫子因为此事被判刑，送去劳改了。

芙蓉姐子的命运与芙蓉镇的命运一样，芙蓉镇的芙蓉树大都砍光，点上蓖麻。只留下一棵老芙蓉树，这个老树春天开花了。一条似有似无的不吉祥预测变成了现实，芙蓉镇变了，变得鸡不鸣，狗不叫，邻居不串门。整天整夜是人斗人，人踩人。善俗人和，恶俗人恶，昔日善良的芙蓉姐子今日没有一个人向他伸手帮忙。她与秦癫子的婚礼只有一个人来，这就是“北方大兵”谷燕山，谷燕山就是那棵还没有倒的芙蓉树吧？芙蓉树就是美丽与善良的象征，以前是芙蓉树成林，今日单单只一棵，无非是说善俗化人，人化善俗，当善毁灭时，人都变成了疯狂的人兽。

芙蓉镇、芙蓉树、芙蓉姐子隐含了另一种借喻，就是在说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什么是兽；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三者关系很紧密。

三、天上飞下来的乌鸦：李国香

改变芙蓉镇、芙蓉树、芙蓉姐子的命运是另一个女人：李国香。他忌妒芙蓉姐子豆腐摊比自己的国营饮食店还火，找上门吵了一架，但被食客们谴责自讨没趣。于是又搞出个厕所“反革命”标语事件。她没事总抓出点事来，并使自己事件的焦点，从而谋取政治资本。黎满庚与谷燕山把这个女人比喻从天下飞来的乌鸦，谋划着把她赶走。她确实也走了，可不久她又回来了，这次她的身份是县委驻芙蓉镇“四清”工作组长。工作组长一来，果然是大干一场，搞了个鸡飞狗跳。她把老干部黎满庚、谷燕山都扳下去了，把芙蓉姐子整成新富农寡妇、把黎桂桂逼死、右派秦书田自然是罪加一等。

李国香与胡玉音不同，她是有政治狂人，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仕途。在描写这个单身女人时，作者先写了她很不纯洁的爱情观，奉行：“一个星太小，二个星刚好，三个星太老”的恋爱原则，扳一个丢一个，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功利性极强。因此，“政治运动”、“整人”并不是她要达到的目的，而是升官的手段。当然，这不能怪李国香，只能怪制定“政治运动”、“整人”可以升官的政策。谷燕山曾说过一句：这个世界良心都让狗吃了，不是你踩我就是我踩你。当然，民风淳朴的芙蓉镇不会失去良心的，丢失良心的是上级派下来的各式各样，叫叫嚷嚷的“乌鸦”们。它们会移风易俗，把世界变成的乌鸦的世界。设想李国香等人真心拥护这个“政治运动”是不对的，她只会对别人用“马克思主义”整资反修，自己确贪图享受。比如：圩场收缴的农副产品先要向她进贡。拼命整人，无非是为了享受特权。在《芙蓉镇》中，李国香唯一吃过的苦头就是，红卫兵造反把她都抓起来斗了。在她身上挂了一只破鞋当街游行，与黑五类们一起劳动时不得不学狗爬才讨着饭吃。

如果说李国香也是那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这样的观点就有点荒谬。在《芙蓉镇》中李国香没有

受到报应，反而调到省里升官去了。这多亏了朝中有人，县委书记杨民高在后撑腰。因此，利用“政治运动”达到目的要与“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要分开，受害者真是欲哭不敢有声，恨到不敢有恨，也不知该去恨谁，而害人者坦然自得。文化大革命，穷根问源不过是：先有马克思主义极左思想，才有利用此思想进行权力斗争。斗争中得利的，都是些品德恶劣的小人。有人说，那个时代还要定什么抢劫犯？戴个红袖章去抢就得了。

四、官场不倒翁----杨民高

县委书记杨民高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却是一个写的极为深刻的人物。从这个人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杨民高在小说中大概露过四次面：第一次是介绍自己有外甥女李国香给民政局干部黎满庚认识，黎满庚不同意，并向“组织”汇报了自己与芙蓉姐子胡玉音的恋情。杨民高大为光火，借“组织”的名义破坏他们的婚姻，称：“与胡玉音结婚，就要开除党籍！”，同时把黎满庚开除出民政局。黎满庚终因舍不得离开党组织，没有与胡玉音结婚。第二次是他在“深思熟虑”的考虑芙蓉镇的反党团伙，并画了个颇为奥妙的关系图：谷燕山（粮站主任）―――芙蓉姐子胡玉音（妓女之后）―――秦书田（反革命左派）。又随即揉去，再没有下文。第三次是芙蓉镇党支书王秋赦为弥补自己的罪过，打听到杨书记喜欢吃竹笋，于是没收了圩场上所有竹笋，用一辆自行车搭着送给杨民高。杨民高装腔作势的教训这个王支书，并拿来称，但最终还是没给钱“笑纳”了。第四次是为五类份子平反外甥女儿李国香转不过弯教训她：

“怎么啦？对党的政策、路线怀疑了？动摇了？这次转不过弯来了？不行啊！根据我们党的路线斗争历来的教训，适应不了战略性转变的干部，必然为党、为时代所淘汰的。。。。。我们是下级，是细胞，不是心脏、大脑。万一将来又说错了，也错在心脏、大脑。我们离心脏、大脑远着呢！”

这一顿教训，李国香茅塞顿开。。。李国香还是嫩了点，舅舅究竟就是有水平。只是点一点，你大概就知道杨民高不倒的原因了吧！每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背后的总指挥，但每次好象都与他无关，是王秋赦们给闹的。王秋赦们闹来闹去究竟是跳不出自己掌心的孙猴子，最后还得听话。

五、为了“组织”他选择背叛――黎满庚

可以肯定，黎满庚还算是个好人。他对待黑五类秦癫子并不苛刻，还富有人情味答应了秦癫子的请求：把“右派”改成了“坏份子”。这点被他的政敌李国香借题发挥，引发了“五类份子”在芙蓉镇不臭、甚至有点讨人喜欢的感慨。说到根子上，还是支书黎满庚把他们还当人看有关。

黎满庚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仕途，回老家去当他那摆渡船夫儿子。然而，他抛弃不了组织，杨民高一句：你要党籍还是要胡玉音。他就没折了，最终不得不背叛爱情选择“组织”。他没怎么选择就与夫人“五瓜辣”结婚了，想起夫人虽五大三粗但也“干活不知道累”，可以赚很多工分也倒心满意足了。“五瓜辣”是个忌妒心很强的女人，常常耍泼。一次他出于真心说出“芙蓉姐子”为了避祸，将一千多元现金交与他保管，在“五瓜辣”敦促下，他选择了第二次背叛。这次，他背叛了朋友的信任，将这笔钱交给了李国香、王秋赦一伙的“组织”。

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组织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把组织看的无比崇高，可以为之牺牲一切，然而作恶的、压抑人性的、背信弃义的也正是这个组织。黎满庚没有想一想组织背后站着什么人？第一次杨民高用“组织”口气话说，结果他的话成了圣旨。第二次，李国香、王秋赦又借“组织”的口气说话，交给“组织”的那一千多元钱早被王秋赦花光、“芙蓉姐子”起早贪黑盖的一座新木屋被“组织”占去，每个月“组织”还能拿到月租钱。

当然，不怪黎满庚太傻，实在是惯于借用“组织”名义讲话的人太奸诈，他在这样的“组织”面前无能为力。能够借“组织”的名义讲话的人，就是主沉浮断命运的人，他不得不听。

六、芙蓉镇最后一棵芙蓉树―――谷燕山

芙蓉镇上的芙蓉树大都被人砍去，只留下一棵老树。它留下来的原因没有人能说的清楚，有人说它心太空砍了去也不燃火、有人说是特意留着给过路人歇凉的.....老芙蓉在春天里开了花，这一异象又引起人们的猜测。紧接着，祸事就要来了。

如果小说里的芙蓉树象征着美丽、善良的人性，那么最后一颗还没倒的老芙蓉就是隐喻着北方大兵谷燕山。这场大革命，美丽、善良的人性被当成资、封、修砍掉，阶级斗争搞的你死我活，人性论被当资本主义的东西。黎满庚在交出芙蓉姐子的那一千多元现金前，真真实实的埋头痛哭：这个社会都红眼了，人人都在喝人血，你不吃我，我就要吃你......他本来也是个善良的人，还认了芙蓉姐子做亲妹子，然而又不得不出卖她。大革命中，父子兄弟都不亲，夫妻都要防着背后揭发，难怪黎满庚要吃后悔药。芙蓉镇里唯一一个没有违背自己良心的人，一如既往帮助芙蓉姐子的人也只有谷燕山。谷燕山为人厚道，待人热情自然而然成了镇里的权威人物，连吵架绊嘴都到吵到老谷那里去：“叫老谷来评个理，我就服！”

身为粮站主任的谷燕山为芙蓉姐子批了每个月购买六十斤碎大米，这使他受到牵连，背了个“盗卖国家大米”的罪行。此前他在芙蓉姐子新楼落成庆贺酒席上，说的那段贺词很象邓小平：“同志们，今天我和主人一样高兴来庆贺这幢新楼房落成。一个普通的劳动夫妇，靠自己的双手，积下一笔款子，能盖一幢新楼房，这说明什么问题？劳动可以致富，可以改善生活。咱们不要过苦日子，要过幸福日子.....咱们不是经常讲要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吗？我想共产主义是坐着等不来的，伸手也没人给。前几年吃公共大食堂，也没吃的成......”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出自一个南下基层干部之口，而隔了十几年理论的圈子才绕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上。谷燕山的“致富就是共产主义”思想被看成另类，不是酒桌上就有人嘀咕：“这老谷，吃了几杯酒就糊涂了，上面还在讲阶级斗争才是通往共产主义的路径呢！”

老谷有这种思想，怪不得他会批给胡玉音每个月可以购买六十斤碎米，身受牵连也没有后过悔。这个南下干部、老共产党员没有被所谓的“组织”束缚，没有象杨民高一样成为“组织的细胞”，因此，他被这个“组织”排斥。胡玉音与秦书田办了个简单的结婚仪式，谷燕山盯住这一对在市场上买酒的夫妻了，于是偷偷的赶来。理由是自己爱喝酒，讨喜酒喝。这对黑夫妻镇里人都怕惹的，也只有老谷敢来，胡玉音激动的跪下，要拜谷燕山为义父。以后，胡玉音难产又是老谷把她送到医院，保住了母子性命。

芙蓉镇上最后一颗还没有倒下的芙蓉树，在春天开了花，向人间散发花香。这不能不说是阶级斗争年代里的异象！仅有的一点人性，还留下了种，继续播种温情。文革过后，老谷被复职了，他仍然是镇里自然而然的权威。他的施政方略，自然是很有人情味的仁政。

七、最爱共产主的疯子：王秋赦

王秋赦是《芙蓉镇》里的“土改根子”，也是个阿Q式的人物。王秋赦大字不识，全靠“根红苗正”、“三代雇农”走了红运。在旧社会他是个跑上跑下吃“活饭”的，新社会他依旧是跑上跑下，传人叫人，喊喊口号混活饭吃。王秋赦的命运离不开运动，没有运动他就变成了死鱼，所以也称他是“运动根子”。

王秋赦是最爱“共产主义”的人，他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谷燕山说的“劳动致富”而是能分得“浮财”，吃光用光还能再分。他盼望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分第二次浮财、第三次浮财。第一次土改他分得了一份丰厚的财产“吊脚楼”与镇上最好的土地，但他好吃懒作，从来不种田，财产全吃光用光。到后来，又回到土改前的模样。比如身上的一身棉袄几年没给他发救济了，就烂出许多洞来，起了“板油”。过冬冷的直哆嗦，又找到支书黎满根，要把陈列在“阶级斗争展览馆”的旧棉袄换回来，说这件比那件还破。黎满根感到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得不把自己半新不旧的棉袄给了他。王秋赦聪明的是，每当上面有工作组下来，他就腾出自己的“吊脚楼”给上面的人住，工作组一看这“破锅”、“破盆”、“破席”，王秋赦一身抖出棉絮的破棉袄，不由感慨万千：“土改都这么多年了，土改根子还是这么穷。”于是，王秋赦每次都能心安理得的领到救济。这一切，镇上的人早就有看法，不是就从黎桂桂口中就传出一句流言：“死懒活跳，政府依靠........”

王秋赦上豆腐摊吃白食,总是很神气的的说:“芙蓉姐子,记帐!”他的吊脚楼里总是传来嘻闹声，镇里人还以为吊脚楼闹鬼了，有狐狸精。孰不知王秋赦独守这么一个若大的房里，在想地主老财“小老婆”的味道，追着板凳打圈：“你这小妖精，还不过来？”，累了才气喘吁吁的坐下，想起这一切都是一场空。

那个时代，政府的用人原则是“论贫不论品”，王秋赦实际上在什么朝代都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小人。连提拨他的李国香都恨起他来了，王秋赦参观学习回来后，大搞“早请 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利用在全县作先进事迹报告的机会把李国香、杨民高骂的狗血淋头，这两位牙都咬的咯咯响。但这个泥腿子腿上的泥没有洗干净 ，终于没上台阶，他不得不打自己的嘴巴，三番五次跑到李书记李国香那里求情。最后由于他透露了李国香感兴趣的情报，李国香又感到“离不开”他。

王秋赦转不了这个“平反”的政治弯，他怕给整过芙蓉姐子摘帽，怕秦癫子回来。但最遗憾还是他没有机会得到杨民高的教训，象李国香一样转过弯来，然后再把自己也打扮成那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把一切错误都说成是“大脑”犯的，自己不过是个“细胞”。由于他没有给文革中的黑五类平反，还有说不清的经济问题（没收胡玉音的一千多元钱就不知去向了），终于丢了官帽。

但他为什么会癫呢？有人说：象王秋赦这种好吃懒做的人，不可能适应改革开放，他只有死掉或者变癫。我看其实不然，他变癫主要是“大脑”的问题，因为他丢掉了文革的大脑，成了一个没有组织、死掉的“细胞”。而象他一样，其他的“细胞们”换了一个大脑，依旧存活。他这种人，除了死掉、疯掉，还可以当官。比如说，偌他向杨民高送点“山货”不正说明他很适应官场么？但他终于没有转过一个大弯来，杨民高也帮不了他。

王秋赦发疯时总是重复：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文化大革命隔五六年还会再来一次！”

这样的口号让人毛骨悚然，刚从文革阴影中走出来的人们不得不反思、反思再反思。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不得回味、回味再回味。这是句强迫性的口号，它或者是现实、或者是预测、或者是过去，其实它只是王秋赦的一句疯话。

八、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再来一次？

看完《芙蓉镇》之后，再来思考王秋赦的那句疯话：“文化大革命隔五六年还会再来一次！”这搁在文革是句最革命的话，仅仅五六年就变成了句大疯话。人们的思想怎么就变的这么快呢？回忆文革，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式的权力斗争。”

任何时代都会有权力斗争，帝王政治时代王子们争做储君，储君争做天子，朝中分派各执一党。马克思性质的权力斗争，比这个还激烈，还广泛。当毛泽东宣布他又要回井岗山打游击时，权力斗争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斗争为神化一个英明领袖，先从朝中权臣开刀，除了毛泽东之外，没有几个劳苦功高的功臣没被斗过。我们不难理解，其中有部分人在利用这场政治斗争，杨民高甘作“细胞”不表态，只跟着大脑走自然没有后患，哪一种大脑都需要用这样的细胞。这种细胞很合符生物学“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芙蓉镇》中，文革的受害者虽然被平反，那些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没有倒下。如：李国香、杨民高他们还得到升迁；小萝卜头王秋赦因为“泥腿子”的泥没有洗干净，才被罢了官，只能变癫了。

这一切说明什么问题呢？一切暴政都有相似之处，就是任用了没有“人性”的小人。诸葛亮《出师表》这样告诫刚即位的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芙蓉镇》的当权者王秋赦、李国香、杨民高都是十足的小人，他们利用文革人整人往上钻。他们为什么能钻的上去，是由于“论贫不论品”，把阶级斗争当成了举贤的政策。而真正的贤良谷燕山，在此期间终日借酒消愁不问政治。谷燕山理解的“共产主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个治世，劳动致富，和和气气过的好日子。作品中提到的“人性论”，应该是八十年代才崭露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那场大争辩，作者要挖掘的也是真、善、美的人性，人性不分阶级，不论贫富。富贵者有人性，会同情弱者，会施助；贫贱者无人性，也不乏懒惰、妒忌、恶作剧、残忍。为政之善恶，无非是在有无人性，是要彻底毁灭一切“专政”对象的肉体乃至人格，还是尊重他们的人格？我国传下的一句格言叫“士可杀不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不论敌友最起码的要给予人格上的尊重，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一切之善政，仁与不仁而已，能做到以“不忍之心为政”。虽有贫富，也不足为大患，因为富者乐于布施，贫者安份守纪，老有所依，弱有所助。人品恶劣的小人居于下位，人品高尚的君子居于上位。

文革还会不会再来一次，也许历史不会再演，“群众”有了经验有了防范，再没有当年那个热情做****了。可是小人还在，依旧会向良知进攻，可以看到《芙蓉镇》中没有说完的话，文革还会再来一次。因为，真正的“人性论”还没有被提出，失去了人性，文革还会再来一次、二次、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