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土耳其的一些事情 -- 博扬

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而言，东向战略，在三个战略方向中是最晚提出的，大致时间大致是在冷战结束前后，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则由来已久。

在历史上，土耳其并非泛突厥主义思想源生地。这一思想的最初发源地在俄国，19世纪的沙俄，在对待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奉行的是同样带有浓厚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泛斯拉夫主义，而当时高加索及中亚地区讲突厥语的鞑靼人（亦称为塔塔尔人）为反抗民族压迫，提出了“大土兰”思想，泛突厥主义便由此而生，其最初的主张是要在文化上谋求操突厥语的民族的统一性，达成“突厥民族”的精神复兴。这一思潮在产生之后开始收到沙俄的压制，这迫使鞑靼泛突厥主义者在20世纪初开始流亡到奥斯曼帝国，而19世纪－20世纪初，正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之前土耳其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定是非常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的泛突厥主义最终成为了土民族主义的一部分。土最早的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是社会学家孜牙.乔加勒普，在他所著的《突厥主义理论》一书中，最早的提出建立“大土耳其斯坦”，即首先完成土耳其的统一，进而完成乌古斯坦（包括阿塞拜疆、伊朗、花刺子模）的统一，最后则是土兰（包含中亚及其他鞑靼人地区）的统一。

与前面提到的泛奥斯曼主义一样，泛突厥主义同样被当时的青年土耳其党所认同，前者多体现于对内政策上，而后者则更多的被应用于对外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和巴尔干、塞浦路斯的泛突厥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大批的代理人被派往俄属中亚、阿富汗、印度，此外还有中国的新疆——这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是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以及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麦斯武德，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麦斯武德、伊敏人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所谓的“东突厥斯坦运动”。

而在一战爆发后，土耳其选择加入德、奥的同盟国阵营，一定程度上同样是受泛突厥主义影响——当时的目的在于“解放被俄国奴役的突厥人”，而这正是前面提到的建立“大土耳其斯坦”的一个步骤。从这个角度说，正是泛突厥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共同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崩溃，而也正是帝国崩溃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泛突厥主义思潮遭受了重创。之后，进入共和时代的土耳其政治，开始向世俗化、西化方向发展，泛突厥主义开始退回到文化层面，当时的《奥尔河》、《圣山》、《灰狼》、《艾吉尼康》、《梧桐树下》等刊物便是泛突厥主义组织的宣传工具。上世纪30年代后，其言论开始趋于极端，甚至开始像纳粹那样鼓吹“突厥民族的人种优越性”，由于这些极端言论，土政府在1944年5月和1953年元月两度对泛突厥主义组织实施强制手段，使其两度转入低潮。

至上世纪60年代，出于融入西欧这个恒定战略的考虑，土政府开始组建的向欧洲政体靠拢，对报刊的检查制度开始放松，泛突厥主义活动由此再次开始活跃，并与土民族行动党联合，使其影响再次延伸到政治层面，党主席阿尔帕斯兰的密友杜达.塔萨曾宣称“世界上1.5亿突厥人的统一对土耳其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轮调下，在上世纪70年代，泛突厥主义者更多地关注“外边”的突厥人，呼吁关注塞浦路斯、西色雷斯、阿塞拜疆、中亚、伊拉克、伊朗突厥人的文章、小册子明显增多。相对温和的泛突厥主义者则以《土尔克•库尔土鲁》期刊为阵地，主张从整体上研究突厥世界，包括历史、人种、语言、艺术、哲学、地理、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提高所有突厥人的知识，巩固突厥民族的团结，实现民族理想。这段时期，泛突厥主义还得到土国内的“理想主义”组织及其它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赞同与支持，前者在70年代后期达10万成员，有1500余个分部。

然而泛突厥主义者与民族行动党的联盟并不牢靠——1969年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公开倒向泛伊斯兰主义，而与泛突厥主义领导人的关系趋于冷淡。70年代末，右派民族主义者与左派组织发生公开的暴力冲突，这最终导致1980年9月军队接管政权。同一月，军政府下令取缔所有政党和社会组织，泛突厥主义活动再次受到限制。这之后如前所述，土军方迫于欧盟的压力，放松了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限制，故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泛突厥主义组织在土境内仍有活动，但其影响已不比六七十年代了。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自1919年至冷战结束前，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始终没有得到土官方的认同。这段时期，在土国内，支持世俗化、西化的土军方始终在政治上拥有主导地位，而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阵营总体上对土耳其融入欧洲的诉求也抱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西向战略在土国家决策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泛突厥主义与国家的这一总体战略并不存在契合点，某些极端思想则和共和国所奉行的凯末尔主义相悖。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欧对土耳其态度趋于冷淡，土的西向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同时由于苏联的解体，中亚地区出现了力量真空，在这种情况下东向战略自然而然得进入了土耳其的视野，泛突厥主义与土国家现实利益找到了切合之处，泛突厥主义运动至此由民间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并一度成为土耳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重点。当时新独立的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操突厥语的民族，这一地区成为土耳其扩大政治影响的首选。与此同时，为谋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以泛突厥主义为代表的中亚民族主义受到了上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苏联尚未解体的1990年12月，苏联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族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突厥语族代表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二届突厥斯坦国际代表大会 ，鼓吹“各国突厥人要在政治上协调一致，建立以土耳其为模式的突厥人联合体” 。这一时期，土耳其政府和民间通过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通过公共媒体扩大影响，宣扬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标榜中亚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家；提出实现泛突厥主义理想的可行的纲领性理论；通过经济和文化交流（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赠送书籍、接收来自中亚的留学生等），来增进与中亚各国的联系；通过领导人出面，直接推动。需要注意的是，土政府所关注的范围并非仅仅限于中亚五国，而是“远达”中国的新疆地区，事实上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中国关于国内分裂势力的问题上，土官方或明或暗的在扮演着一种并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毕竟有限，随着俄罗斯开始谋求在中亚“重新确立了其影响”，中亚各国的外交政策开始逆转，“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同时，随着欧盟对土耳其关系重新升温，西向战略重新成为土外交政策核心，土耳其泛突厥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际战略，在1993年以后渐趋沉默。尽管如此，土耳其仍然是世界各地泛突厥主义者活动的基地。

总体上看，在加入欧盟的“漫长等待中”，土耳其人的耐心已经被消磨了很多了，如果土耳其一直看不到其愿望实现的可能性，作为“备选方案”，它就很可能就要重新倚重泛突厥主义，再次将视线转向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在黑海、中亚甚至中国的新疆寻求它的某种利益。而即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考虑，从围绕加入欧盟的西向战略考虑，土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冷战后开始在中亚方向体现，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因而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很可能成为欧盟外交政策中可资利用的资源（这也就不难从现实利益角度解释某些西方国家对于“东突”的袒护态度）。因此，泛突厥主义或者说是东向战略的成分在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中必将长期存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