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空军生涯――天下大乱――祸从天降 -- 一直在看

文革开始后，天下大乱。知道一点内幕的父亲一再叮嘱母亲千万不要参加任何派别。但事与愿违，眼看着厂里的老领导，老劳模都被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被批斗、被殴打、被扭成喷气式、被剃成阴阳头。良心和良知使母亲成了同情“走资派”们的“保皇派”。

旁观了那么多的整人与被整，对“阶级敌人”的残酷斗争，对黑五类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看到的和听闻那么多老领导、老上级的被打倒。一幕幕人间惨剧的发生，使顶着一个“海外关系”帽子的母亲非常的惶恐不安。生怕哪一天，这个已经交代过无数次的“关系”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什么麻烦。一边暗暗的安慰自己，希望回国这么多年的积极表现，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进步和对祖国的热爱。

由于各地武斗失控，196X年，解放军进驻各大单位，实行军管，全国各地的局势才慢慢被控制住。母亲的单位也不例外的实行了军管。组成了由军宣队、工宣队、和一些被解放的老干部、老劳模组成的领导班子。

其实真正的领导，还是军宣队的那几个人。

1969年底，有两个来自北京卫戍区的护士开始审查母亲单位每个在册工作人员的背景资料。

渐渐的，母亲的经历引起了这两个护士极大的“兴趣”。其中一个护士的什么亲戚也参加了空军，所以她自认为很了解飞行员的配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清白”要求。母亲的条件显然的不符合她们的标准。

两个护士很兴奋，觉得她们挖出了一个嫌疑很大的潜伏了很久的“阶级敌人”也许还是个打入我空军内部的特务呢，立功的时候到了！

于是组织工宣队的人一起商量怎么找到突破口，群策群力，一定要找到我母亲的特务犯罪证据，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同时决定，先不要向上级请示了，到时候直接请功就行了。

于是就布置工宣队的同志们去我家“帮”着收拾东西。说到这我还真要感谢军管。此时的群众不论是斗争策略还是觉悟都比文革初期提高了很多。做事情是很讲究原则的，抄家的事是绝对不干的，他们到我家是去帮着收拾东西！

这一收拾还就真有收获。在我们家发现了一箱“军用品”！

1968年X月，父亲部队从杨村调防华北某空军基地。正要搬家时，父亲接到命令要带一批新飞行员到四川大足空军基地进行复杂气象飞行训练（详见拙文：父亲的空军生涯—天下大乱—简单任务—复杂气象）http://www.cchere.net/article/300202

http://www.cchere.net/article/295995

部队的新驻地还来不及给父亲分配宿舍，他只好将一些不用的行李放在一个柳条箱里，存在北京家中，这一放就是一年多，这期间母亲也没打开看过，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父亲执行完任务回部队，又赶上一级战备不能回家，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把这箱东西运回驻地。

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同志们兴奋极了，如获至宝，连忙在箱子中寻找违禁品，最后很有收获，列表如下：

老式伞刀一把

手枪套一个

飞行服一套

子弹壳数个

航校学习教材很多（有些封面上有“注意保密”的戳子）

剪报集一本，某页剪报内有刘少奇的相片一张

真是太反动了！我母亲肯定是打入我空军内部的新加坡（新加坡于1965 年建国，我母亲1950年回国）特务！

初战告捷，于是开始了对母亲的审讯。审问的重点是这些军用品的来路和要母亲交代出犯罪事实。

审讯是很讲策略的，除了连蒙带诈以外绝对没有触及皮肉的严刑逼供。

母亲自然解释那个箱子是我父亲存放在家里的，自己从没打开过箱子，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审讯人员一再暗示母亲，他的丈夫已经被关起来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只是要看母亲的态度是否老实，交代是否全面，其实组织上早就掌握了一切证据。

母亲一下紧张了起来，联想到父亲在四川时说过的“大逆不道”的话，又想起父亲平时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被打倒的老革命的同情。这时母亲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是不是自己的丈夫说了什么反动言论，被人发现之后举报了？

说到“言论治罪”，父亲部队是有先例的：文革期间，江青对某造反派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讲话，大意是：你们不听毛主席的教导，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有两个飞行员聊天时就这个讲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怎么江青把自己放在毛主席之上了。。。被人举报后，经过审讯，又挖出这两位的更多反动言论，结果每人被判处10年徒刑！

想到这，母亲决定不再回答任何询问了，因为她知道，自己说的越多，话里就越容易有漏洞，不开口是保护自己的丈夫、自己以及全家的最佳方式。

从这一刻起，母亲被软禁了，与外界一切联系都被中断，父亲寄来的信被全部扣留，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从不许出院门、不许出楼门到不许出家门。前来讯问的人的态度越来越坏，好象已经判定我们全家已经成了人民公敌。

偏偏奶奶已在前一段回了老家，如果她老人家在的话，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奶奶当年曾经和爷爷的队伍一起在山上为躲避国民党武装的追杀，开过枪，打过仗。遇见这种情况，奶奶绝对不会象母亲一样任由那些人“瞎诈唬”，最起码也可以照顾哥哥姐姐的生活。

记的纳什发表的有关“囚徒困境”的理论，充分论述了两个被分开关押的同案犯所遇到的困境，纳什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此时的母亲应该就是深深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中。

写到这，请朋友们原谅我的语无伦次和条理不清，在写自己的家人所遭受的苦难时，我很难保持冷静和风度。

第二天，军管会的主任（军人）来向我母亲交代政策，要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与组织合作！

母亲绝望了，因为根据文革开始以来的经验，这种级别的领导出面交代政策，意味着整件事情升了级，看来那些人暗示的自己的丈夫已被关起来的话是真的。怎么办？还是不能开口，绝对不能把丈夫平时的言论“坦白”了，那样的话，自己的全家将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许离开家门，母亲“绝食”了。这可苦了我的姐姐和哥哥，没有人做饭，稍微懂点事的姐姐带着还不懂事的我哥，天天去食堂打饭。母亲开始还吃一些孩子们剩的饭菜。可渐渐的，她脑子乱了，想不开了，没有了食欲，也不怎么吃东西了。

一天晚上，已经是深夜了，母亲还是呆呆的坐着，她实在想不通：自己热爱祖国、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那么爱国，为什么有人还是那么不信任自己？把一个爱国的归侨当成间谍、特务来审问。丈夫生死未卜，这种精神折磨还不如死了算了。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上抗美援朝战场，如果那时牺牲了，是为祖国为人民，是光荣的，死而无愧、死而无憾。现在这样窝窝囊囊的，真是死不瞑目！

母亲起身向阳台走去，她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准备从三楼跳下去。母亲拉开了阳台门，突然，衣襟被一双小手紧紧的拉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姐姐说：“妈妈，您干吗去呀，回来睡觉吧。”姐姐的声音是颤抖的，姐姐是紧张的，姐姐已经被那些军宣队的队员们审问过好几次了，姐姐是懂事的、她明白家里有了“大麻烦”，小小年纪的她，也失了眠。

看着女儿怯生生、无助的样子，看着熟睡中的年幼的儿子。母亲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自己是“畏罪自杀”，孩子们也会成为狗崽子，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要活下去！即使坐牢也要活着出去看结果！”

母亲想到了海外的亲人，想到了我的姥姥临去世前还念着自己的名字。想到了追随自己回国的妹妹，这一切的一切，使母亲坚强了起来。

母亲的沉默使军管会的人很头疼，因为他们知道，光凭父亲柳条箱里的那点东西，是很难给我父母定下什么“大罪”的。于是他们想将此事搞大，把父亲的这个“案子”通报给北空。希望他们配合，一起揪出这个隐藏已久的“间谍小组”。

北空有关部门经过调查，给了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一直在飞是一个政治可靠、军事素质过硬的同志，他的爱人是从北空复员的战士，已经经过多次内查外调，政治上没有问题。

一直在飞柳条箱内的物品是每一个飞行员都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

军管会的人下不来台了，鉴于北空的态度，不能明着审讯母亲，但他们还是希望在什么地方找到突破口。

一个女工宣队员进驻我家了，晚上，失了眠的母亲发现这个工宣队员在以为大家都睡着后，开始起身寻找着什么：她悄悄的摸遍我们家的所有被子（被里、被面、被角、被边），她把凳子翻过来寻找有无可以隐藏间谍工具的机关。

探询一切她认为可能有暗道机关的地方。。。她——当然是什么也没发现。

白天来的“爱憎分明”的人，对母亲不是横眉冷对就是怒目而视。没有一个同事或是朋友敢来我家。这时的母亲是孤立无援的，叫天不应，叫地不答。外面进行的一切她都不知情。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母亲顽强的支撑着，同时也憔悴着，衰弱着。。。

还是有一个人敢来看母亲，那就是黄润萍伯伯——他是一个老劳模，黄润萍仓库管理法的发明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也因此在文革初期被批斗、殴打。此时刚从“牛棚”中解放，“三结合”当了车间主任。母亲参加“保皇派”保的就是他们这批老干部、老劳模，因此对黄伯伯，她是信任的。

看到母亲的样子，黄伯伯也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只是讲：“你怎么能不吃饭呢？不管怎么样，饭是一定要吃的！”

黄伯伯为我家做了一顿饭，母亲吃了被软禁以来的第一餐饭。这餐饭，母亲记了一辈子！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联系了家里每个亲历这件事的人。哥哥那时还小，模模糊糊只记得母亲抱着姐姐在哭，姐姐劝妈妈说话。姐姐记得军宣队的军人问她母亲平时说什么，做什么。还记得母亲要她睡觉的时候要穿袜子，万一妈妈晚上被抓走，不要追出去，要照顾好弟弟！

母亲给我写了厚厚一叠材料，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

父亲只记得母亲后来有了后遗症，老是觉得有人监视她。

母亲是坚强的，虽然不吃饭，但她给自己冲糖水喝，为的是挺下去，看到结果。

母亲病倒了，抽筋、卧床不起。

军宣队慌了，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审讯，什么犯罪事实没查出来，眼看着要出人命，父亲此时是个空军飞行员，母亲的身份毕竟还是军属，他们不知道怎么收场了。

最后不得不上报北京卫戍区，请求北空帮忙处理。

父亲部队保卫科的科长到了北京，看到母亲不说话，面无表情的样子，也是束手无策。问母亲问题母亲也不回答。急的姐姐在背后不断的捅她：“您说话呀，就跟他们说吧！”

母亲此时已经不信任任何人了，绝对不会让任何人记下自己的任何一句话。因此，她依然沉默着。

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那一幕，父亲进京了。

在北空司令部接受了这么一个任务，父亲感觉家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刻赶回家见到了母亲。

说来也怪，看见父亲回来，神态、装束一如往昔，一直不开口的母亲立刻精神了起来。跟自己的丈夫说：“我饿了，咱们去吃饭吧。”

父亲的到来，使家门口的岗哨消失了，母亲终于可以自由的出去了。一家人来到一个饭馆，母亲开始向父亲介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讲述了这些天的遭遇和自己的担心。

听着听着，父亲的眼圈红了，看着一双儿女兴高采烈的吃着饭，欢喜的笑着，说了母亲至今没有忘记的一句话：“这两个孩子，还这么小，他们怎么会知道大人心里的苦呀！”

吃完饭，父亲揣着枪去找那个军宣队主任去了。

见了面，父亲问：“听说我的东西在你那？”

“哎呀你可来了，我这就放心了，你爱人有点想不开。”军宣队主任回答。

“我的东西呢？”

“在这，在这，我帮你搬回去吧！”

就这样，柳条箱又回到了我们家。

第二天，北空来车搬家，父亲听到一个围观的人说：“他们是华侨，怎么可能跟我们无产阶级一条心？”

1970年1月，凛冽的寒风中，我们家离开了北京。

由于我们家搬的突然，军宣队和工宣队的积极份子们也觉得丢面子，对我们一家人的去向秘而不宣。有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单位都流传着各种关于我们家的“传奇”。

有的说我母亲自杀了。有的说我母亲被判刑关起来了。最离谱的是：我母亲的牙齿里藏着一台发报机。。。

经过了这么多磨难，母亲还爱国吗？

90年代中、后期，退了休的母亲在国外住了几年，我们经常通电话。

母亲总是乐呵呵的忙着，一会告诉我：去看祖国来的军舰了！排队看了两次！还跟战士留了影，我们的军舰真威风！

一会告诉我：今天上午去游行了，庆祝香港回归，晚上去参加领事馆的庆祝酒会了，跟领事合影了，他是你姐姐的同学。

又有一次，母亲说：“我今天教训了一个台独，他老是说什么自己讲台语！

我告诉他，根本没有什么台语，那就是闽南话！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就讲，除了闽南话，我还会客家话，潮州话！都是中国话，什么台语！”

还告诉我，那个台独，根本不敢反驳，语气中透着自豪和骄傲。

2001年的那个夜晚，一家人坐在电视前，屏住呼吸，焦急的等待着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

自以为成熟的我矜持着，满不在乎的无所谓着，手却是攥着的。心里认为经过了一些风雨的自己，喜怒怎么会形于色。

当我听到北京胜出的那一刹那，看到父亲在鼓掌，母亲在鼓掌，太太在鼓掌，女儿在鼓掌，奇怪的是，怎么我的手，也在拍着，大家的眼眶好象都有点湿。。。

不要笑话我们的幼稚，不要笑话我们的没有城府，我们永远是祖国的儿女。

我们一家依然，仍然，永远热爱着祖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