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抬举悲剧人物当谨慎 -- 紫禁城骑马

随着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引起轰动，昔日的“卖国贼”李鸿章大有被“翻案”成时髦“英雄”的趋势。然而，历史上有争议的大腕级人物，要完成这样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性”，不在社会上掀起一番风浪是不行的。

李鸿章作为悲剧时代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要说他没有行卖国之实，显然不符合史实；要说他的彻头彻尾的“卖国贼”，恐怕有冤枉了李鸿章。在这种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好坏连体难以截然切分的情况下，我们没必要也没有能力劝说对方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要么彻底“翻案”，要么让李鸿章趴在地上永远不得翻身。

对李鸿章，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认为：“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以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转引自5.14《羊城晚报》）

当然，限于时代的制约，梁启超的观点也不是无可挑剔。笔者觉得，任何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都不大可能像一枚钱币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分出个正反面。历史人物毕竟曾经是一个时代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想把他绝对脸谱化，非要为他贴上个好人与坏人的标签，我觉得这是既幼稚又可笑的。然而，围绕着李鸿章，许多人恰恰在干这份费力不落好的事。通过舌战之后，即便能够使一方暂时辩出个高低，谁敢保证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不会用他们的眼光再来它个二次翻案，使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客观评价有争议历史人物的初衷没错，但前提是一定要认清该历史人物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果纯粹拿具体的琐事作为“翻案”的证据，不能说没有作用，关键这样的证据从局部说也许无可挑剔，只是放到大的历史环境中，就未必同样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效忠的毕竟是因腐朽而不堪一击的清政府。清后期的历届政府作为一个十足的悲剧时代，绝不是哪几个人可以像华佗那样能够让它“妙手回春”，重新焕发出生机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悲剧时代的人物，即便他再有报国之志，想竭力挽回住该朝代走向衰落甚至是灭亡的车轮，谈何容易？李鸿章身为清政府的大臣，纵使他一百个不乐意，最终不是照样得在一份份卖国条约上签字？一个人再寡廉鲜耻，也不至于甘心情愿拱手将自己的大好河山和白花花的银子没事“慷慨”送人吧？既然历史选择了李鸿章而不是别的人去干这个挨骂名的“苦差”，就注定李鸿章个人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时代悲剧色彩。退一步讲，即便没有李鸿章，仍然会有张鸿章、王鸿章或者刘鸿章出现。

由此可见，李鸿章当是一位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不过，悲剧人物的产生，既是历史对其的“选择”，同时也是他们自己对历史的某种选择。不管后一种选择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无论后人是否原谅其所作所为，就由不得他了。同样道理，即使我们可以原谅李鸿章的“污点”（或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无法强求我们的前辈和后辈继续“坚持”这样的“定论”。

电视剧作为文艺的一种形式，开“风气”之先，大胆引经据典替李鸿章“翻案”，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倘若以此抬举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记得《走向共和》的导演曾说过，他是想从人性化的角度还原一个本来面目的李鸿章。塑造历史人物，当然离不开用人性化的方法塑造人物，否则观众怎么可能有雅兴去欣赏？但是，人性毕竟有其狭隘之处，不等同于对一个人总的历史评价。如果想通过一部电视连续剧为像李鸿章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历史人物“翻案”，并且是不想再让人轻易给倒过去，我个人认为有点难度过大。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一个“有价值”，就注定文艺作品里真正的悲剧是某种正义的代名词。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关键在于大前提的“先天错误”，否则也就不可能造成所谓的悲剧了。清政府的悲剧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封建制度严重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才是造成它成为中国封建历史终结的“倒霉蛋”，这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说它的灭亡“有价值”，其真实的“闪光点”正在于此。李鸿章个人即便再有魄力，也只能知其不能为而为之，结果只能是悲剧的，争议也是不可避免的。

不抬举像李鸿章这样的悲剧性历史人物，是因为过高地抬举了他们，让其“容光焕发”，从某种意义上等于为悲剧朝代的灭亡唱挽歌，意义有多大，不用笔者多说，道理也明摆着。

然而，时下某些反映历史电视连续剧的编导们，总是想追求轰动效应为目的，不靠“抬举”就很难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也难怪引起争论了。毛泽东说，“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同样，世界上既没有无缘无故的抬举，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争论。明白了这一点，再回头冷观《走向共和》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 ２００3年５，６月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