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遥远的敦煌 -- 江上苇

法真道长死于1931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算是难得的高寿了。他从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手里，累计得到了一千五百多两银子，但在他看来，这些只是善款，不能算是自己的钱。他备有一个详细的账本，把所有的收入都记录在案，其中自然也包括“司大人讳代诺”、“贝大人讳希和”的“捐款”。道长也确实是克己奉公的，除去自己和徒弟们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外，余下的都用来做了功德——虽然以考古学家的眼光看来，他那些“修缮”行为简直是在破坏文物。

斯坦因、伯希和们取走的敦煌遗书，大多妥善保管于各大图书馆，免费供需要者研究，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在敦煌遗书的故乡，却正好相反。民国初年，张广建执掌甘肃，为求飞黄腾达，以石室写经贿赂上司，几乎将甘肃民间藏经搜刮一空。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当时的敦煌县长某君，为搜刮残存的民间写经，竟迭兴大狱，让敦煌的老百姓见识了什么叫做“匹夫无罪，怀壁其罪”。侥幸漏网的藏经，主人也讳莫如深，不敢告人了。

这，恐怕才是敦煌遗书，最大的悲哀吧？

在敦煌遗书中，斯坦因取走了九千种，另有藏文写本、纸本、绢本绘画、刺绣品二千余件。伯希和取走五千余件，另有数目不详的绢画、纸画。俄国、日本和民间散落的，约在六千件以上。北京图书馆也收藏有敦煌遗书，总数约一万余件。敦煌石室中，还有大量的藏文写本，这些写本大多留存在国内，然而到七十年代末，仅存不足四百件，其中的十分之九，下落不明。

在藏经洞旁边的一个低矮的石窟中，一尊高僧塑像蹊跷地坐在那里，他的脑袋顶着窟顶，连一千年后的旁观者，都很替他感到不舒服。

他在痛苦中守望着久远的文明，然而他的脸上却仍带着淡淡的微笑——那是千年的苦难也未能湮灭的微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