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德是如何成为中央苏区“太上皇”的？ -- 忘情

作者：忘情

李德，本名奥托·布莱恩。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都清楚，李德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资料里总是说他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其实大谬不然。

奥托·布莱恩曾在1918年，参与过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的工作，在此期间打过短时间的街垒战。他来华之前唯一的实战经历，也就仅限于此。1926年，他遭德国政府逮捕，两年后越狱逃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校学习期间，他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明、博古结识。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奥托·布莱恩进入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工作。

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驻中国联络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此即轰动一时的“牛兰案”。共产国际和联（布）共中央命令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负责营救工作。该站负责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佐尔格。各方势力围绕着营救与反营救，展开了长时间错综复杂的较量。

佐尔格通过关系，找上了中统的大特务张冲。张冲此时正在头痛，因为此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国民政府方面在仅有叛徒顾顺章的指认，却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牛兰夫妇身份的情况下，哪里敢轻易动两个洋人呢？于是，张冲心生一计，在和佐尔格的接触中给对方下了个套：只要肯出2万美金上下打点，马上就可以放人。

1931年的2万美金，可以说是天价。如果对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肯出这笔钱捞人，这就说明顾顺章没撒慌，国民政府方面真捞着“大鱼”了。此时，重任在肩的佐尔格手上并没有啥能与张冲讨价还价的筹码，于是便一口应允。可上海工作站手里可没这么多经费，于是他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于疏通各方面关节。佐尔格之所以要用专人送现款，而不采用快捷的电汇方式，是因为需要尽可能隐蔽这笔巨款的真实来源。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考虑到路途遥远，且要穿过已处于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因此决定分别派2名有10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各自携带2万美元，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送款。这二人中，一人是赫尔曼·西伯勒尔，另一人就是奥托·布莱恩。

给佐尔格送钱，这是奥托·布莱恩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领受的首个任务。完成使命后，他并没有返回苏联，而是在上海住了下来，因为他在异乡遇到了老相识——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年仅18岁的他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此后，博古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顾顺章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境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也就是说，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叛变，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周恩来被迫四处隐蔽，并于1931年底前往中央苏区。

和名动天下的周恩来相比，王明在国民政府那边的知名度要小得多，俩人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因此，王明在上海实际上比周恩来要安全得多。可就是这样，贪生怕死的王明却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赴莫斯科。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在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由博古负责。时年24岁的博古毫无顾虑地、当仁不让地接受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24岁的毛头小伙子，离开学校不算久，勉强有点以前搞学运和工运的经验，但对农运和军事却一窍不通，该如何指挥中国革命？博古嘴上很硬，但却对自己的弱点心知肚明，因此见到前来送款的奥托·布莱恩，知道他是苏联红军最高学府的毕业生，便盛情将他挽留下来，希望他在军事知识方面多给自己一些指点。就这样，奥托·布莱恩在上海住了一年多。

1933年初，随着斗争形势的恶化，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博古动身前往中央苏区时，邀请奥托·布莱恩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一同前往。但这个决定，临时中央并未开会讨论通过，完全是博古的个人主张。而奥托·布莱恩此时的身份，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情报员。奥托·布莱恩对博古的邀请并非没有顾忌，因此他向博古提出一个要求：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明确指示。

博古据此向共产国际发出数封请示电报，但直到他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回复电文：“奥托·布莱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封电报的意思很明确：奥托·布莱恩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顾问，而是中共中央自行聘请的。他仅仅有建议权，没有指示权，更没有最后的裁决权。

从法理上说，奥托·布莱恩实际上也并非中共中央正式聘请的顾问，而是博古缴约的私人顾问。不过，在进入中央苏区后，年纪轻轻的博古为了压制一众党内资历远比自己深，实践经验比自己丰富的党内、军内其他领导人，在接风会上声称“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的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莱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听听，这完全就是博古假传共产国际“圣旨”。将一个仅参加过几天街垒战斗，上过几年军校的人无限吹捧为“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博古之所以要这么做，说穿了，就是为了自高身价，挟洋自重，巩固自身地位，攫取中央苏区军政大权。

在博古的强力推动下，李德就这么一夜之间成了中央苏区的“太上皇”。他俩主政中央苏区期间，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博古本人在遵义会议上失势，1946年因飞机失事成了烈士。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结局。否则全国解放以后，他犯的种种错误必定要被彻底清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