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中国文化对文革的另一种解释 -- 天煞穆珏

作者: 燕雪 [天府评论 www.china028.com] 2001年7月07日

开宗明义地，我个人认为现在人类的各种主导价值体系皆已崩溃，而由此造成的价值定向危机才开始慢慢显现。东西文化的衰落都是由科学的强盛，将人类价值不确定变成一种具体的操作性造成的。总的来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较为明显。王国维先生的投湖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标志。陈寅格也承认：“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

同样，西方文化的现状也不容乐观。由尼采所喊出的“上帝死了”宣告了西方传统价值体系的失落，后来，海德格尔所看到的是“掩蔽”，是“沉沦”，世界进入“暗夜”，而“澄明”之境遥遥无期。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衰落分别由王国维，尼采来宣

告可能不仅仅是巧合，他们二人都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叔本华的思想。

中国文化的崩溃为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接受，相反，他们很难相信西方文化也失落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间比较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科学现在还处于强势地位，许多从事思想研究的学者都对科学怀有崇敬的感觉。由于这种心理定势，他们都很难在超越东西方的层次上作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当然，他们的工作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有一定的铺路作用。象钱钟书先生，就对中西文化异同作了详尽的比较。同样，金观涛先生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如果只看到西方国家现在的强大，就认为只有科学，蓝色文化能救中国就大谬不然了。

留法政治学者晏新名曾著《中华大同书》，谈到毛泽东于中国文化的互动作用，其中不乏锐意见解，却有哗众取宠之嫌。与他不同，我不认为中国文化的崩溃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造成的，而相反是它本身经过数千年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内在的活力越来越弱造成的。中国文化很早就出现了现代西方的后现代特点：意识与无意识间的平面化，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早熟/或衰老。 这就使我必须谈谈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大得分歧—因果性与共现性的思维方式。记得爱因斯坦曾经同人谈起过中国文化说：“西方科学是建立在以因果律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之上。奇怪的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的基础，但他们也做出了许多同我们相似的结果。”另一件有趣的事是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容格的经历。一次容格到英国参加精神分析学会议，英国的一位权威人士问容格：中国有这么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但为什么却没生科学？容格的回答是：中国 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独立的科学系统，只不过与西方的科学完全不同罢了，中国的科学系统是建立在以易经为代表的共现性原则之上。这里，我们也可以把容格回答看成是对爱因斯坦困惑的回答！

在西方传统的主流中，因果性原则构成了自然规律的基础。其设定了原因和结果的必然关联。在此基础上，宏大的科学系统得以建立。追溯，探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了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我看来，因果性原则与时间箭头的单向性是等价的。而共现性是指

一系列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并具有意义关联巧合，但这些巧合之间不可能具有因果联系。我认为，共现性与时间的多方向，甚而无时间性是等价的。容格认为主导西方思想的是因果性，而共现性原则在西方主流思想中基本消失了，只存在于占星术和炼金术中。可是，在中国思想中，共现性却成了核心。其整个系统在《易经》中就已建立。随后，以此为基础演化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中国文化有个非常古怪的特点，也就是把种族的生存，繁衍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对于此，我们不能评判它的好坏；从能量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非常节约的，不要花精力去思考不着边际的行而上问题，一心保持社会的稳定，后代的繁衍。通过密不透风的人际关系网络消耗掉人对死的恐惧和玄思，“不知生，焉知死？”本来这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不过今天新儒学论者却把这点当成所谓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来宣扬。

为了达到以上的目的，儒家思想提供了两个基础：1)提出“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点，与基督教的“原罪”完全相反。善是什么？这里我觉得最准确的定义莫过于：“有人打你的左脸，那你把右脸也给他”；因此，“善”是一种心理距离；你能心平地让别人打你，说明你和他之间有着心理距离。实际上，有人打你的左脸，那你把右脸也给他同时也完整地表述基督教的要义；确立了人和人，人和上帝的关系。即每个人只面对上帝，而与现世中的他人无关。从本质上说，“善”是一种离开现世的力量。正是在这种力量的主导下，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出现了极大的分裂。“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种分裂的后果是出现了两个极端：科学和宗教。而由于有了这样的分裂，心理结构中产生了次序。由于有了心理次序，因果性才得以确立。通过这一点，儒家思想肯定了人类感官生活的唯一合理性。所以，我很多年以前就说：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张扬人类动物性的基础上的，而且将这种动物性通过伦理之路转化为社会性。很多人都被骗了，儒家思想的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本质上是存人的社会化动物性，灭人的妄想超越性。本质上看，人有身体，就有欲望，进而就要和其它的个体竞争，因而从其它个体的角度人就不可能是善的；因而，肯定身体存在的重要性就肯定了死亡的不可救牍。因此把人性定义为善就肯定人繁衍和自私的唯一性和合理性。故而，鲁迅先生在中国的经典中看到了“吃人”，而且吃你之时还说在挽救你是一点不假的。2)提出“中庸”； “中庸”是“仁”和“义”的平衡；而“仁”是离开现世的力量， “义”是拉回现世的力量，实际上，“中庸”的作用我之为“平均化力量”，它相当于把正态分布中的大面积区间凸显出来，而尽力抹杀出众的个体。“中庸”的确立有好和坏两方面的后果：窒息了中国文化的生机---超越性；但同时节约了人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总是“枪打出头鸟”，“夹着尾巴，缩着头作人。” 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后就罕有大思想家出现。儒家思想可能是种群生存的最好模式。据计算机模拟表明，采用这一策略的种群生存时间最长。所以，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连绵的繁衍，有绝大的贡献。从根本上说，东西方文化分别是人类的两种价值取向，无所谓好坏。这里我们不能评价它们的好坏是因为人不可能认识宇宙的“终极规律”，而且是否有这种规律是值得怀疑的；在以后部份我将讨论是“规律”的诡异之处。 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李泽厚有经典概括：西方人是罪感文化，中国是乐感文化。虽然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也强调日三省乎己，但那从根本上是以模糊的方法忽略（诗性文化），而不是根本解决。道学用的是混沌，而儒学是中庸。闻一多曾在杂文中讽为小偷不如骗子。

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在终极的意义上判定我们行为方式的好坏，中国文化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所导向的改变。因为中华民族中有一些人开始怀疑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性。宁愿消耗自己的生物能量，用于创造和玄思。他们认为这样更有意义。这就使我认为毛泽东引入“矛盾”/“阶级斗争”是天才的行动，是为未来中华文化得以复兴的真正动力。因为“矛盾”的引入将加大意识和无意识间的距离，从内在增强中国文化的活力。实际上，宣告中国文化崩溃的标志是王国维的投水。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王国维在接触了叔本华的思想后，就对中国文化绝望了。这中的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把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连绵不断的血缘，生殖链上，个人意志太渺小了。在接受了叔本化思想的同时，他深深意识到自己无力挣脱这巨大的锁链：不可能又在中国传统的框架下，又思想独立其行，所以只有一死了之。 很长时间，我一直沉迷与对一种材料的搜集：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士人—知识分子的同化，但在其中发现两个特例—曾国藩与毛泽东。这两个同出于湖南自耕农家庭的知识分子少有内化的过程，而是把个人的文化意志推行到极致，这一点杨昌济早在20年代就预见到了。

我个人认为，《大同书》对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分析较之其他学者确实有所突破；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不仅包含有“权力斗争”的因素，可根本上确是文化深处的大变革。但是，他所作出的结论，认为毛泽东把中国推到最黑暗的时代则是完全错误的；相反我认为，毛为衰老的中国文化中注入了真正的生机，复兴了中国文化中一直被压抑的“矛盾”这一范畴。 中国文化以“中庸”为根本，把现世作为唯一有意义的存在，通过伦理的网络引导，消耗人的能量，从而解决对死的面对和恐惧。这一体系经过数千年的完善，似乎为此系统所化之人也其乐融融。有稍不满意者，也可通过诗歌，绘画以及道家修练来发泄。因而被有的人称之为“命根子”。如果没用西方文化的入侵，这一命根子也许还能继续下去。可很不幸的是，西方文化在洋枪洋炮的开道下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视野，使中国文化不得不面对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打击一开始是表面的，否定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自认为是世间最正确的信心。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显示了一个社会不天天讲“人之初，性本善”，社会照样坏，乱不到那里去。中国文化天天讲这些东西，也没有好，稳定到那里去。御用文人们歌颂的明主李世民不也是靠杀兄夺权的嘛。进而，西方文化的科学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使得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伦理的巨大惰性和虚伪性。因此，要反掉中国的腐朽伦理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任务。鲁迅先生在揭露中国伦理的腐朽性上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所以称他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的打击是外在的，也就是靠西方的所谓的“科学”和“民主”为旗帜，以反思，批判中国传统。因此可以说还不是最有力的；要能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内在的否定动力；在这一点上，“新文化运动”没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则要等到毛泽东的出现。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是到了他才真正动摇了传统化，同时他已经尝试重新建立不同于东西方，但又包含东西方文化要素的新化。对于这一点，以前尚没有人看到。毛泽东用以动摇中国传统文化，震撼中国人心灵的根本核心是“矛盾”，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阶级斗争”。观毛泽东的一身事业，无不与“矛盾”有关。早在二十多岁时，毛在《湘江评论》就撰写了论体育之文章，提出了“矛盾”是宇宙发展的根本动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至。毛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大贡献，比建立新中国还重要。

毛之所以能用“阶级斗争”摧毁掉儒家思想，是毛利用了人的“原罪”本能，人有身体，就有欲望，就要斗争，此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有人不同意这点，仅只是人的虚伪性和惰性使然。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用“矛盾”向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总决战。可以说毛在根本上胜利了，较为彻底地砸碎了中国文化中腐朽的思想对中国人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人的心灵，为中国文化注入了生机，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奠定了基础。当然，“文化大革命”这种从根本上转换中国文化结构的事件，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无组织力量，对一些人造成了痛苦，但其历史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也许要很多年后才看得清楚它的贡献。 毛在破旧文化的基础上已经尝试建立新的文化形式。实际上，这时他试着从中国文化中获得支持。毛的重建尝试在哲学上体现为“知行合一”，详细的论述包含在《实践论》中。因此，毛最重要的思想包括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文中，至于其它的文章，都是以上思想的具体化。

客观地说，我对毛泽东重建中国文化的尝试的根本有效性表示怀疑，我不过认为他的这一尝试对中国首先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是有意义的。思想的重建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由于科学的出现和昌盛，人类过去的所有价值体系都被摧毁了。人失去了存在的终极意义。人的个体成了一个可操作的元件。这一点，已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思想家所意识到。尼采思想的核心是用狂欢的来抵抗无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大程度上有尼采所说的“狂欢”要素，这也许是为什么许多当时的参加者还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人对存在意义的关切之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这里我想说一种可能，就是毛泽东与墨子的联系。墨家在春秋时代是一门显学，代表小生产者的理想。毛的小生产者意识一直是他许多政治行为的潜在动力，从他早年热衷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建设都可窥见一斑。他在晚年醉心于墨家思想的研究，这种始终未入流的思想是对史官文化—儒文化的叛逆。李泽厚把墨家思想总结为天用、非命（大生产）；兼爱、交利（理想社会构造）；敬天、尚同（政治宗教化）：这些似乎在文革间都有了印证 。2000年前，墨子曾带领少数学生将他“摩顶放踵”的政治抱负付诸实施,而毛以此发动的旁及几亿人的文革时,他对人思想的冲击和影响深远程度远大于肉体的伤害.听今天许多知青回忆,控诉是必然的,而我感到他们言下的潜在话语则是当年思想触击的新鲜、快感。

未来的数十年中国可能会出现春秋战国时代的情形：诸子百家。但是，就现在的状况来看，并不能乐观。原因很简单：现在的所谓学说不过是半生不熟的西餐或者早已腐朽的传统垃圾。可以说，真正能为人类确立终极意义的东西还不可能出现。千秋功罪，毕竟，我们已经走过。毛泽东作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立足本土的政治家、思想家，今天是站在更高的视点上盘点一段历史的时候了。或许制度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补偿；一种定式文化不自觉的转型。

中国的近现代史决不是几个边缘作家可以代言的，再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他们没留下日戈瓦医生、古拉格群岛，甚至没有象遇罗克一样感说不的魄力。当他们确定有党或是某权威保护他们的话语权时，又用自己那点个人的经历充做文化的卖点，扭曲了我们建国五十年基本的精神体验。当历史异化为一座太平湖、几间牛棚时，我有理由说：我们的虚无主义源于此，叛逆的原驱动力源于此。 我们不是红旗下的蛋，有用当代模式和用传统文化思考的要求。基于近期的涉猎，写下这片班门弄斧的文章。关于文革，乔治。奥威尔曾在20年代写下一本政治预言名著《1984》，在去年被评为世纪经典。我想用其中一句主题语结束本文并引以自勉：但愿无知就是力量。

资料来源：孤独书斋